一一高村棵树，上面有几片老叶。这叶子说落吧，还没有落，说不落吧一它迟早要落。每有一阵风吹来，叶子都会摇摇欲坠，但是风一过，奇迹般的，叶子又会继续逗留在树上。树很痛苦，也很矛盾，它甚至有一种残忍的想法，希望这叶子能早一天落下去，这对它是一种解脱，对叶子也是一种解脱。而对于叶子来说，它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树继续地站立在大地上，叶子则继续在风中唱着最后的歌。直到有一天，双方都麻木了，都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了，这时，叶子在不经意之间，轻轻地、瓜熟蒂落式地脱离母体。
这是在接到伯父去世的电话时，我那一刻的想法。这想法像诗。而我在那一刻也真想把它写成一首诗。我在那一亥知道了：我们家族这根斑驳古老的大树，又有一片老叶凋零在2000年冬天的风中了。我的父辈老弟兄三个，是倒着走的，先是叔父，在十二年前去世，接着是父亲，在八年前去世，接着是伯父，在我接电话的这个时候去世。三个男性去世了，三个女性则还活在人间。她们是我的三妈、我的母亲和我的大妈。她们如今按老百姓的叫法，叫“寡妇”，按文化人的叫法，叫“孀妇”。她们如今虽然还活在人世，但已经如风中老叶了，哪一阵风中说下来，就会下来了。尤其是我的母亲光今年就住了几次医院硬是我咬紧牙关，用自己一点菲薄的稿费在支撑着她。高村是渭河平原上一个古老的村庄。高氏一族是什么时候在这渭河畔上居住，并世代繁衍，最后形成如今这两千多口人丁的大村子的呢？据说很古老了，但古老到什么年代，却无从查考。
我曾经查过《临潼县志》，县志对域内村庄的记述，最早的只记到明末清初，这使我很失望。但是它对所有的村庄，也只从那时才注意到，才开始记述。因此我也没有办法，不过这倒也好，空白为我提供了想像的空间。当黄河象出没的年代，渭河平原还是一片沼泽。当七千年前半坡人筑穴而居的年代渭河平原仍是一片沼泽。半坡人手执钓鱼竿，望着这沼泽出神。后来大禹治水，疏通河道，渭水泄人黄河，黄河泄人大海，于是八百里渭河川裸露了出来，成为沃野，于是人类一群一群地，携家带口，从山上和塬上下来，在这平原上居住。高氏一族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在这块冲积平原上定居的。换言之，高村这个同姓村子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渭河平原上几乎所有的村子，也都是这样形成的。它们几乎都是一姓人家组成的一个村子。比如高村旁边的是安村，安村的旁边是季村，等等。有时四个村子，像四枚棋子一样地布成一个大村，人们便把它们连起来叫，比如“樊胡刘赵”等等。有些村子，给姓氏之前加上一些奇怪的称谓，比如“母猪李也”、“石灰刘也”、“皂张王也”、“湾李马也”等等。这些称谓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直到今天，实属难得。想来，这些称谓也许与主人们从事的职业有关，也许与居住地方的地理环境有关。其实所有的我们称“村”的这个字眼，在当地土语中都称“也”。比如“高也”、“安也”等等。只是在形成书面文字时，“也”字才写成“村”字。这个文字上的变通也不是从今日始，我看县志，县志上清朝年间就这样写了。叫成“高也”、“安也”等等，给村子平添了一种古老、安祥的气息。说起字来，其实在关中农村，有许多挂在老百姓口头上的古字雅字。如果哪一个有心人能深入民间，将它们记录下来，加以研究，那将会是一项抢救工程的。中国汉字，经过打磨后虽然规范了，但是变得光滑起来，失去了表现细微感情的能力。每一次回到高村，和乡党们拉话，他们在表达那些极为困难的话题时的准确性和分寸感，都叫我极为惊讶，感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在几千年的岁月更替中，这些同姓村子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纯粹性和排他性。只此一姓，只此一族，绝不允许杂姓进人。到建国那一年，高村这个大村子，还是人人姓高，绝无杂姓。这些高姓都是一族，以我家而论，在五服之内的，大约有十几户五服之外的，离得近些的，亦有十几户人其余多数人家，隔朝隔代，离得远了，但是细细算来，还是“五百年前是一家”。村上的“班辈”，细细排列，各安其位，绝不马虎。
第一个进入高村的外姓人家姓王。老王是高村惟一的一户地主家的长工，好像和这地主还沾一点亲戚。土改时，老王分得了地主的几亩土，这样老王也就成了高村的第一户外姓。老王是个木匠，人缘好，记得我爷爷的棺木，就是老王给打的。第二个进人高村的外姓人家姓赵。老赵是一个从河南来的铁匠。起先，他搭了个铁匠棚，在村外风箱响着，铁锤叮咚，为村上人打割麦的镰刀、做饭的菜刀。其实搭棚暂时居住的时候，老赵已经思谋着怎样正式进入这个村子了。机会终于来了老赵的工棚里传来了婴儿哭音，他老婆一胎生下两个女娃。于是老赵将一个女娃送给了当时的生产队长，算是结下一门干亲。而后，生产队长召开社员大会，吵吵闹闹一阵后，终于将赵铁匠这户人家接纳入高村。但是提出下不为例。高村依着渭河。渭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因为渭河，而有了漫长的甘肃河西走廊，而有了丰饶的八百里渭河平原，而有了十三朝帝王之都古长安。高村就趴在这个渭河的南沿上，它距渭河入黄处大约有三十公里。用“趴”这字眼很传神。的确千百年来，高村就像平原上一种叫“趴地龙”的野草一样，紧紧地饥在渭河老崖上，历经年馑历经战乱，风风雨雨，纹丝不动。有一句老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渭河也是这样，河流以三十年为一个摆动的周期。茫茫渭河滩，宽窄约有八里，号称“十里渭河滩”。河流这一段子，是往南崩，一片又一片的老崖崩进了河里，又在河对面造出平滩。三十年过去了，它停止了往南崩，又开始往北崩，于是南边的滩地就显露出来了。两岸的人们，不知从哪个时代起，通过打官司，定下了“以河为界”这个种地范围。因此，哪边的滩地多一些的时候，哪边的日子就好过一些。滩地没有了水逼到老崖了这边的人就只好精耕细作老崖上面的一点可怜的土地，然后眼巴巴地等着河再往过崩。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河流还在对面“母猪李也”的那个老崖底下，但是已经开始气势汹汹地往过“崩”了。每遇一场河水，就会往过崩好深的一截子。那时的地还是自己的，爷爷叫了一帮人，火速地将滩里长的榆树伐下来，运回屋里，防止被崩在了河里。这砍下的榆树后来盖了两间安间房。由于我的出生和房的建成在同一个时间，所以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建”字，而“群”字则是我们这个班辈的人后面都挂着的一个字。河流在我出生的十年后，终于不可遏制地逼到了高村的老崖下。有好些户人家的房子还被崩进了河里，不得不把庄子往后迁。河流从此也再没有往回崩，原因是政府从老火车路上拉来了许多的石头，造起了护堤工程。几十年又过去了，高村的人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河流永远地在自家门前打转了。我见过渭河的最大的一次水，是在1960年。河水涨得齐了两岸的老崖，十里渭河滩白茫茫一片。河中间漂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房屋、牛、树木、古船等等。河水很急，这些漂浮物箭一样地从眼前驶过。
有时，在漂浮物上会趴着一个活人。活人大声地喊着“救命的爷哪！”“救命的爷哪！”声音凄厉、绝望、令人惊心。但是，就是高村水性最好的人，也不敢下河去救的。每逢渭河涨水，地下水的水位就会上升，高村的井，水便变成浑的了。河水涨得越大，井里的水位会越高。而在渭河的老崖上，每逢涨水，岸上便会趴着许多的人，大家侧着脑袋，向河心瞄。如果河心是鼓的，那说明水还在继续涨，如果河心是凹的，那说明水已经在塌了，不必紧张了。而在不发河水的日子里，渭河则显得平静、衰弱，像一条无名无姓的河流一样容易被人忽视。高村有一个渡口，这个渡口就叫“高家渡”。
一条破船，拴在老崖底下。老崖上修一个斜坡，过往的客官从这里坐船，艘公的篙一点一阵工夫，船就到对岸了。写下“高家渡”这几个字眼时，我突然明白了，在代代相传的口头语言中，“高也”这两个字，并不是指的“高村”，而是指的“高家”。换言之，“也”是“家”字的意思。以此类推，别的张也、王也、李也、赵也的“也”，也都是“家”的意思。例如，李先念将军过渭河时走的是“胡也滩”，这“胡也滩”应当是“胡家滩”。我家距离渭河渡口，不多不少恰好是一百米距离。爷爷在家门口的老槐树底下，支了个茶摊，招待过往的人。爷爷的茶摊是免费的，纯属公益性质。茶叶是那种又苦又涩的“老胡叶子”，水是清河里的水，烧水的柴禾是叔父从坟里刨下的几个柏树疙瘩。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爷爷已经衰老。爷爷此举纯粹是出于一种虚荣心的需要，他希望听到几句赞美他的顺耳话。当然，爷爷此项善举也有一点实惠。那些灌了一肚子茶水的客官，在动身乘船前，都要掏出鸡巴，对着爷爷搁在墙角的那个尿缸，轰轰隆隆地一阵大尿。这尿水可以壮地，而用它来泼蛰伏期的麦苗最好。从这个意义上讲，爷爷把每个过往客官，都看作一架他的制造尿素的机器。爷爷不是高村的人，他的老家在渭河上游二十华里的新丰镇。我的老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类似这种情况，在延续香火这个问题上，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给女儿招一个上门女婿，一种是从最亲的亲戚那里要一个孩子过来顶门。千百年来，这两种做法都在用着，这就保持了这户人家香火不灭，高村这个村子人丁兴旺，而最重要的是，保持了这个村子永远是一个同姓村落的戒律。我的老爷选择了后者，他从他舅家要了一个男孩过来顶门。这男孩就是我的爷爷。新丰镇是个有名的地方。它的另一个名字叫鸿门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