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的兴盛与衰亡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纵观中国古代历史，还没有哪个统一王朝像宋代那样一开始就弥漫着一股柔弱、僵化与衰亡的气息。宋王朝似乎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总在外敌的逼迫下气喘如牛，就更不用说出现汉朝的文景之治、盛唐的贞观之治了。每当我们回望这一时时讲和、处处挨打却又延续了三百多年的腐朽王朝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深深的屈辱、沉重、压抑与悲愤。只要能够，我总是匆匆跳过这段令人丧气而难堪的历史。”（见《历史的刀锋·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
文字的历史固然可以跳过，然而，当我走进开封、踏青宋陵、漫游杭州、探访赵家堡时，却怎么也绕不开、跳不过这一经济发达但军事积弱，文化繁盛却发展畸型，疲惫不堪而常被后人景仰的“大宋王朝”。尽管这段历史阴柔衰朽、懦弱凄凉、不堪回首，可一旦涉足其中，就像掉入陷阱般无以自拔，于是，索性任其自陷一陷到底，直面正视“打捞”一番……
2002年8月下旬的一天，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中原较量》在郑州采访“12·9”系列银行抢劫案的我，为历史上那些描摹东京汴梁风采的惊艳文字与美丽画卷诱惑得不能自持，遂借机专程前往开封这座昔日的北宋古都，寻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当年之繁华，一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今日之余绪。
时令虽已进入初秋，可头顶的艳阳仍施展着夏日的余威。北宋亡国已八百七十多个年头，斗转星移物是全非，当年芳踪是否“余威”依旧，仍可寻觅一二？悬着几分疑惑，揣着几分梦想，随小车穿行于大街小巷，游览了开封富有典型性的名胜景点——漫步在龙亭公园，那建于六朝皇宫遗址之上的龙亭、午门、玉带桥、嵩呼、朝门、朝房等古建筑，让人感觉自己就是一员上朝的北宋大臣；享有“天下第一塔”美誉，建于北宋皇祐元年的铁塔，至今仍巍然耸立，北宋神韵依稀可见；包公湖畔的包公祠，与包公相关的铜像、石碑、典籍、文字、图片、模型等，在默默诉说着包公政绩、品德、轶事、传说的同时，也可窥见北宋政治、习俗、文化、法律于一斑；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复原的清明上河园，让人恍惚置身当年市井，融入万千百姓之中，感受杂耍、游艺、神课、算命、彩博、喷火、斗鸡、斗狗等北宋民间风情的无尽乐趣……
北宋开封，“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算得上一座世界性国际大都会。今日之开封，已从国都衰落为一个地区性城市，自非当年繁盛可比。黄河多次决堤，泥沙掩埋城池，据考古证实，开封地下三至十二米处，叠压着六座城池，其中就有北宋都城东京。千年地底埋着汴梁，半城清水漾着宋波，市井巷闾飘着宋风。除铁塔外，开封名胜多为仿古重建，但作为一座历史文化旅游名城，仍较好地保存、延续着北宋风骨，笼罩着浓酽的北宋神韵，殊为不易。
“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游历中，东京的繁荣兴盛如画卷般不断浮现眼前，那早已随历史云烟飘散的战马之啸啸、战旗之猎猎、战鼓之咚咚也在耳畔随之响起。实难想象，文治无与伦比的北宋，武功却平庸衰弱得令人汗颜。国都东京屡遭北方异族侵扰，那高耸的城墙，终为金兵铁蹄踏破，满城锦绣，遭致残酷的劫掠与蹂躏。
大宋帝国因赵匡胤的黄袍加身而横空出世，也因黄袍加身打上了无以更改的宿命阴影：创始人及其接班人在享受黄袍加身带来的荣耀与富贵的同时，也不得不吞食由此带来的一切苦果……
后周殿前都点检（禁军最高指挥官）赵匡胤在征战途中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赶紧回师汴京，紧接着上演了一出禅让大典。从天亮开始，到黄昏结束，赵匡胤以近乎完美的大手笔，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便完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陈桥兵变，全盘接收了后周的军队、官员、百姓、地盘等一应遗产，当然也包括汴京这座后周都城。
赵匡胤在汴京登基，不得不以此作为宋朝开国之都！
七朝古都开封，又名大梁、汴梁、东京、汴京，在此建都的七个王朝依次为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然后是北宋、金。作为国都之选，开封并非理想之地，它位于黄淮平原北部，周围一马平川，敌军可从任何一个方向长驱直入，不仅无险可守，也没有足以提供军事补养的后方基地。如果是地方性割据政权，定都开封，倒不失为没有选择的选择。宋之前，战国七雄之一魏国，朱温建立的后梁，石敬塘建立的后晋，刘知远建立的后汉，郭威建立的后周，不仅地盘狭小，且除魏国外，皆为短命王朝。而宋太祖赵匡胤胸怀天下，早有结束战乱、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豪迈壮志。因此，奠都开封，不过赵匡胤勉为其难的权宜之举罢了。
于开封捉襟见肘的地缘政治格局，赵匡胤作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自然有着相当犀利而清醒的认识，心中不止一次涌动过迁都的构想。开封不宜，何处为佳？赵匡胤心中的理想之地，便是洛阳或长安（今西安），而对洛阳更是情有独钟。他生于洛阳，在那里念书习武，直到十二岁才离开。洛阳不仅有他儿时的温馨与梦想，更因其北有黄河阻隔，南有中岳嵩山，西有秦岭、渑池、函谷等险要之处，东有咽喉要地成皋（即虎牢关），在军事上可攻可守，加之洛阳乃历朝古都，交通便利，文化深厚，经济发达，两相比较，迁都洛阳，显然是一种明智与必然之举。建国之初，赵匡胤忙于巩固宝座，四处征伐，国都的建设与重选，自然排不上号。直到杯酒释兵权一劳永逸地解决内部政权危机，远交近攻扩大版图天下基本统一之时，便启动了谋划已久的迁都程序——西巡洛阳，实地考察，大造迁都舆论。
可是，迁都序幕刚一拉开，就遭致诸多勋臣贵戚的极力反对。这些人多为后周故旧，后周以开封为都十年，加上北宋开国数年，他们已在这里广置田产、庄园。因此，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安危大局，而是个人的切身利益，迁都洛阳，便意味着放弃已在开封获得的既得利益，因此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还在赵匡胤西巡洛阳之前，就被看出有迁都苗头的大臣加以劝谏。太祖赵匡胤迁都决心甚大，哪怕群臣以各种理由阻止，也无法动摇。大臣们急了，赶紧搬出晋王赵光义。一般人反对，赵匡胤可四两拨千斤地化解，而赵光义的分量就非同一般了。他是皇弟，宋朝的主要军事统帅，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始作俑者。赵光义生在开封长在开封，不仅留恋这里的一草一木，还担任过汴京府尹，也就是开封的最高军政长官，培植了庞大的私人势力。一旦离开，其权威将大打折扣，势力必定削弱。说赵光义为反对迁都的核心与主谋，一点也不为过。他双膝跪地、言辞恳切地劝谏不已，赵匡胤只得宽慰解释道：“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赵光义当即反驳道：“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险，秦据关中，苛政虐民，不二世而亡。”德是虚的，险是实的，赵光义以虚应实，祭出所谓的“德”字大旗，倒令赵匡胤一时间无所应对了。自古以来，无论统治者还是小民百姓，莫不以德为首义。按赵光义所谓“安天下在德不在险”的理由，如果赵匡胤坚持迁都，那就说明他对自已的德行产生怀疑，或者说大打折扣了。因此，他不便回答，唯有沉默而已。沉默不仅表示搁置不议，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首肯与屈服。堂堂天子，虽一言九鼎，却无法与包括自己亲弟在内的几乎所有大臣为敌。赵匡胤沉默不语，而心中所指，仍是洛阳！待赵光义及一班大臣退下之后，他不禁叹道：“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尽殚矣！”
开封不宜作为永久性首都，可谓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性问题。如果赵匡胤继续在位，他肯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再次动议迁都洛阳。然而，宋太祖西巡洛阳不过半年，就在“烛影斧声”中暴卒而亡。晋王赵光义不仅亲手制造了这一千古之谜，更弄出了兄终弟及的“金匮之盟”，“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皇位。可怜赵匡胤一世英明，虽以杯酒释兵权的谋略，有效地防范了外姓武将对大宋江山的觑觎，却怎么也没有料到抢班夺权的窃国者乃至亲弟弟，并为此搭上了自己的一条性命。在专制皇权面前，从来就没有什么父子兄弟手足之情，这既是人性卑劣的见证，也是封建制度使然。
赵匡胤在群臣的喧嚣与反对中虽然暂时放弃迁都之举，但内心的意志十分坚定，这从宋陵的选址既可得知。北宋皇陵既不建在开封，也不建在赵氏的原籍保塞县（今河北涿县），而是建在巩义。巩义东距开封一百二十多公里，西离洛阳五十多公里，为开封与洛阳两地来往的必经之地。这一极富机巧与谋略的决策，无疑向天下昭示着他的态度与决心：迁都是其夙愿，后来者亦当尽力。然而，晋王赵光义继位，这位极力反对迁都的宋太宗自然不会“无事找事”地将龙椅搬离开封。后代以降，在一代不如一代、一代弱于一代的衰落中，连开国皇帝都无法办到的事情，更是无人提及、无法实施了。于是，开封便“稳坐钓鱼台”地做了一百六十多年北宋首都，直到在异族的铁蹄下以惨烈的毁灭收煞。
巩义境内，埋葬着北宋七位皇帝及追封的赵匡胤父亲宋宣祖赵弘殷，即人们常说的“七帝八陵”。此外，还祔葬二十二位皇后，陪葬上千名皇室子孙，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宋代皇家陵墓群。
1995年春天，为创作一部名为《伊洛魂》的长篇报告文学，我前往巩义市采访，乘便凭吊北宋皇陵。
出市区孝义镇不远，便是两相毗邻的永厚陵与永昭陵。永厚陵为宋英宗赵曙陵寝，祔葬高皇后陵，陪葬着三座亲王墓；永昭陵为宋仁宗赵祯陵寝，赵祯在位四十二年，是两宋享国最长的皇帝。
北宋皇陵墓内埋葬大量珍宝，地面建筑也甚为壮观。据史料记载，宋陵“积土成冢”，占有宽广的地域，称“兆域”，域内松柏常青，建有上宫、下宫，陵台广阔，神墙环绕，楼阁高耸，拱卫森严。陵园之内，所有居民、房舍、民坟都要迁移，陵区视为圣地，禁止采樵耕牧，百姓不得擅入，违者“徒二年”。宋陵管理机构庞大，从皇宫到地方，直到众陵园，除日常的专职管理人员奉陵邑外，还有负责保卫的驻军奉安军，人数众多。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而今的永厚陵与永昭陵，不仅没有护卫管理的军民人等，神墙神道、亭台楼阁也早已消逝无踪。原本富丽堂皇的墓葬，经金人大肆挖掘破坏及历代盗墓者的“光顾”，变得面目全非。一个个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土冢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孤零落寞，那依稀可辨的鹊台、乳台、宫城等地面建筑基址，还有残剩的望柱、石象、石马、石虎、石羊、石狮、瑞禽、角瑞、客使、文臣、武将、宫人、驯象人、控马官等各种石雕，散落在麦苗青青的农田之中，昔日浮华与当下荒凉构成一种触目惊心的反差。
遥想当年，皇室每有丧葬，都得从京城开封而出，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逶迤西行，奢靡豪华无比伦比，仅组织机构就有山陵使、礼仪使、卤簿使、桥道顿递使等。太祖赵匡胤下葬时，仅护驾卤簿一项，就动用了三千五百三十五人；太宗赵光义增加到九千四百六十八人；仁宗赵祯丧葬，沿途守卫的路卒就达四万六千七百人。从开封出发，经中牟、管城（郑州）、荥阳、汜水、巩县、偃师等地，一百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当时，路途之遥、行程之缓、耗资之巨可想而知。而北宋每有皇帝驾崩，都得在这条送葬道路上晃悠悠地走着，一走就是一百几十年。不仅仅是丧葬，还有皇帝祭陵，公卿“每春秋二仲巡陵”，在一个举全国之力为皇家服务的封建国度，北宋皇陵的热闹与排场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覆亡，北宋肯定还会在巩义永无休止地葬下去、祭下去、巡下去，可他们就是没有深刻领悟到宋太祖的迁都苦心，没有下决心践行开国者的一腔宏愿。
历史不经意间在巩义稍作停留，本想以此为契机，让北宋的河流拐上一道弯儿，却无力回天地留下一个顿号，便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地流向江南，注入了南宋。
北宋以其无可更移的衰亡，说明赵匡胤的迁都方略是多么正确而富于远见！
自公元963年石敬塘将河北、山西一带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长城的拱卫功能便不复存在。从北宋边界到都城开封，距离虽有五百公里，但全为一马平川，不仅没有天然屏障，就连一个险要的关隘也没有。门户洞开，一有边衅，不待烽火四起，敌军便直指都城，兵临开封。首都危在旦夕，当在家破国亡的紧要关头，而北宋在与辽、金的长期对峙中，敌人动不动就屯兵京城，朝廷时时处于惊惶失措、提心吊胆、被动挨打的局面，想想看，该是一种怎样的沉重与无奈，又该如何消受与承担？
为了京城安全，北宋不得不调动大部分军队驻扎、守卫在开封一带。宋代初期，军种分为三类，乡军、厢军与禁军。乡军即民兵，战时为军，平时务农；厢军即各州镇的地方部队，武器装备、兵员素质、战斗能力都比较差；禁军原为皇帝的近卫军，赵匡胤在后周基础上将其整编为国家正规部队，变成一支力量强大的中央军，由三衙直接统领。宋太祖刚即位时，禁军十二万；到他执政的开宝后期，即发展到三十八万；宋太宗时，扩充到六十六万；而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禁军数已达一百四十多万。这些禁军，除战争外，平时大都屯驻在无险可守的首都汴京。当时规定，禁军是可以携带家属的。禁军连同眷属，占汴京总户籍几近一半。这支数目庞大的职业化军人集团在给开封带来安全感的同时，其财政、消费、供给及眷属对北宋朝廷构成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
宋朝的经济收入与唐朝相比，增加了七八倍。可是，却要供养一大批从地方到中央的官兵，由唐时的三千人养一官兵变为三十人养一官兵。表面看来，宋朝经济发达，可实际上却大为减少。以宋英宗为例，国家财政收入高达六千多万，而官兵开支即占六分之五，发达的经济，这样消耗于如牛负重的禁军与都城之累。北宋的积贫积弱就此形成，除迁都外，任是谁，也无力回天。
北宋如此庞大的职业化军队，是辽军、金兵的好几倍，按理说，军事上应该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才是。可令人丧气的是，大宋王朝自始至终，除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大获成功外，在对外作战中，从未取得过一次像样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之先河。
探根溯源，实与宋朝的立国之举——黄袍加身密不可分。
宋代皇帝自赵匡胤始，他们的首要目标与任务，既不是收复失地一统天下，也不是经济发达国家强盛，而是赵氏的家族利益。皇袍往身上一披，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举止，便可使朝廷改姓江山移色。赵匡胤在获取“暴利”的同时，不得不时刻忧郁未来，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挖空心思使出权谋，以确保屁股下的龙椅不至于移向外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