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这样永远怀念您的早年生活，这也许是您最大的优点和最重要的资产，并且，这真实地说明了，群众为什么会那样崇拜您。您那些细致的表演，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看来，您好像是永远与他们心连着心。的确，没有比这更为协调的了：您将编剧、表演、导演等工作合而为一，集合了几方面的才能，为拍摄富有人情味和旨在教益的影片作出了贡献。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您的作品总是精深博大的。它不受理论的障碍——甚至极少受到技术的障碍；它永远是一篇自白，一席私话，一篇祷词。每一个观众都是您的伙伴，因为他们所想到的和您一样，所感受的和您相同。
单凭您的才能，您已经使一般批评者折服，您已经使他们倾倒。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您并没有向任何人去仿效，也不和任何人相似。而这也是您能成名的一个秘诀。
今天，有机会欢迎您来，我们戏剧电影作家协会感到荣幸和高兴。原谅我们屈尊枉架，增添了您的麻烦。我们十分希望您来到我们当中，听我们告诉您：我们是多么敬爱您，您确是属于我们这个协会的。因为，在您的影片中，故事都是卓别林先生写的。同样，音乐是他作的，片子是他导演的。此外，作为一位喜剧演员，他的表演也是第一流的。
在这里，您可以会见一些法国作家，戏剧作家，电影剧本作家，作曲家，制片人：所有这些人，和您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熟悉了您所知道的艰苦工作，知道这工作是光荣的，但也是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抱负，那就是：要使群众受到感动，获得快乐；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描绘那种对失去了爱的恐惧；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满怀希望，本着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去弥补那受到损坏的部分。
谨向您表示感谢，卓别林先生。
（签名）罗歇·费迪南
法兰西喜剧院特意为这位喜剧大师，演出一场莫里哀的名剧《唐璜》，由全法的一流艺术家献演。喜剧院的学生们穿着18世纪的学校制服，举着亮堂堂的银烛架，把卓别林和乌娜迎送进坐满了欧洲最美丽的妇女们的楼厅……
《法兰西文学报》社长、名诗人路易·阿拉贡，打电话给卓别林，说美术大师毕加索、著名哲学家和作家保罗·萨特想与他见面。于是卓别林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并在里茨大饭店他的套间会晤。由于毕加索是法国共产党人，卓别林负责宣传的助手哈里·克罗克知道后，极力反对：“这样，咱们离开美国以来所做的工作都白搭了。”卓别林坚持要见：“可是，这儿是欧洲又不是美国，何况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但据法国的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考证，萨特当时没有参加这次会晤。
那天晚上，毕加索领卓别林夫妇到塞纳河左岸，参观他的画室。到达那儿后，他们看见画室下面那层楼的一家住宅门口挂了块牌子，上写“敝寓非毕加索画室——请再上一层楼”。他们登上了一间很寒碜的楼，由于停电，人们点上打火机和蜡烛，才看见房顶只有一只光溜溜的灯泡，房内只有一张旧铁床和几把椅子，墙角下堆着积满灰尘、价值连城的旧油画。乌娜碰了一下什么，卓别林跟她开玩笑：“小心点，你刚才在100万美元上踢了一脚。”说得乌娜心惊肉跳，而毕加索从地上随手拿起来介绍的，确实是上个世纪塞尚的名画。他又拿起一幅，更高的。卓别林他们看了50来幅，眼红的恨不能马上把它们从毕加索的“垃圾堆”中全都“解救”出去。
在罗马，卓别林受到了与在法国同样的礼遇，意大利电影界的名流柴伐蒂尼、维斯康蒂、罗西里尼、德·西卡等，与影迷、群众到机场欢迎。总统和部长们接见了他，政府向他授予勋章，埃依诺地总统出席了10月22日《舞台生涯》在罗马的首映式。
一件好笑的事也在首映式前发生：意大利美术部长陪同卓别林去电影院时，建议他绕过一万多狂热的影迷从后门进入。卓别林认为这么多人等候在影院外，想与他见上一面，为礼貌起见他应从正门走。他坚持这样，部长也就不再说“可以省却一些麻烦”的话了。于是卓别林下车后，走到路当中，学着戴高乐的姿势向隔绳外的人们挥起了双臂。突然，番茄、卷心菜呼啸着向他扔过来。意方翻译见在首善之区发生了如此失格之事，伤心地说：“真没想到在我国会发生这样的事呀。”
卓别林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影院后，忍不住哈哈大笑，美术部长、翻译也只好跟着笑了。原来闹事的是一些新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没忘记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对原意大利统治者墨索里尼的嘲讽。警方当场逮捕了4人，问卓别林是否起诉。卓别林宽容地说，他们还是一些年轻的孩子，只是示威，并没使用暴力。于是，事情就了结了。
《舞台生涯》在意大利的公映，也盛况空前。早在12月22日首映前10天，一张票就被倒票的“黄牛”们“炒”到1. 5万里拉的高价了。所以，尽管影片在美国受到冷遇，但它在整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收入，超过了卓别林此前所拍的任何一部影片。
在罗马期间，卓别林像在别的欧洲城市一样，较少呆在饭店里。经常外出，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和博物馆，经常跑到贫民区观察贫困人们的生活……
他们回到伦敦后，就面临着一大家子的安居问题了。卓别林本人固然想留在伦敦，乌娜也说过“我喜欢伦敦”。但他们不知道在美国加州出生的四个年幼的孩子，是否适应伦敦的气候？再加上担心货币限制使用的问题，心情变得复杂起来。这时，一个朋友劝他去瑞士。
于是1952年秋，他们抽空到了欧洲的“心脏”瑞士，那个令世人神往的美丽、宁静和中立的国度。在那里，他们下榻在名城洛桑日内瓦湖畔的湖滨旅馆。
精明能干的乌娜在1953年初，抽空闪电般地回了一趟美国。她代表卓别林出席了联美公司的董事会，解决卓别林在这家公司和其他地方的股权问题。然后她再去洛杉矶，从银行的保管箱中取走了所有的钱财。
在银行办完一切手续后，她回到贝弗利山庄。花园、草坡同他们离开时一样美丽、可爱，起居室、书房同他们离开前一样明亮而空气清新。乌娜颇伤感地独自呆了一会，但听到留守的男仆、瑞士籍人亨利告诉她：联邦调查局的人来过两次，打听卓别林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盘问他这个家庭是否举行过荒淫放荡的晚会？有无裸体姑娘参加？等等。当亨利如实回答卓别林和妻子儿女过的是很安宁的生活时，那些人竟恐吓地追问他是哪国人，查看他的护照。
乌娜听了这些，不管多么留恋自己这个家园和房子，也决定从感情上割舍了它。她很快联系好委托朋友们出售它和家具，甚至花园、草地，把卓别林的手稿、影片资料等转运欧洲。女佣与她告别时难过地哭了，亨利也很伤感……
那个建于1918年的制片厂，也在这年秋天卖掉，长期与卓别林合作的一班人，从此星散。当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制片厂厂房拆毁在镐头、铁锤下时，好莱坞损失了一座今天想起来还肉痛的“博物馆”和旅游点。
乌娜由美国到瑞士后，不愿再住旅馆。卓别林忙着四处去找房、看房，最后在洛桑市东面11英里远的旅游胜地韦维，挑中科西尔镇作定居地。在科西尔镇的德邦别业村选中了一处占地37英亩的别墅，四周是葱郁的树林，院子里有果园、花园，阳台前是五英亩大的斜坡草地。从这近望是蓝色的莱蒙湖，远眺是白色的阿尔卑斯山群峰。他们花了4万多瑞士法郎，而不是报界说的100万美元，买下了这幅优美的风光挂历图画，住在里面……他们聘、雇了几位得力的助手：管家、秘书、保姆、厨师，协助他们管理这伊甸园一般的山庄别墅。
一年以后，他们全家熟悉适应了1350多人口的科西尔的环境。在镇小学念书的孩子们，包括两位保姆都学会了流利的法语，这使他们非常高兴。以后，每当果园里的樱桃、苹果、李子和梨等水果成熟时，或是草莓、芦笋、嫩玉米等当令时节，他们不管外出到哪，甚至在国外旅游，都要设法赶回来一饱口福。
1953年4月16日，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美国驻洛桑领事馆。交回了他的再入境签证，对领事说他决定不再去美国住了。领事又向他征求一次意见，他说：“不去了，我年纪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无谓的麻烦了。”“好吧，您如果再要回去，随时凭普通签证都可以回去。”“谢谢您，领事先生，我已经决定在瑞士长住下去了。”这一天，恰好是卓别林的64岁生日。
乌娜也决定放弃美国国籍，随夫入英国国籍。这是在第二年年底，她乘去伦敦时顺便通知美国大使馆，那边答复，办此手续至少需3刻钟时间。卓别林一听就怒上心头：“胡说八道，要这么长时间，简直是岂有此理。”于是他亲自陪乌娜去，到了那儿，由于过去所受的种种欺辱、诽谤的浊气一起爆发，他高喊大叫，使得乌娜反而感到不好意思。
一个60岁左右的工作人员向他解释说，一个人要放弃国籍，必须经过全面考虑，而且要在头脑清醒时考虑好。使馆方面履行有关手续，是为了保护一个公民的权力……这样，卓别林的气消了下去。那人解释完后，稍带责怪与遗憾的表情看着他说：“我1911年就在丹佛旧王后戏院看过你的演出。”于是，他们聊起了多年前的快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