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到1937年，闻一多先后在上海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教书。开始，他讲授外国文学、英诗和戏剧，后来却完全转向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就在他的生命史上，开始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诗人转变成学者。
这一转变，使闻一多在古籍里几乎钻了将近二十个年头。他埋头苦干，废寝忘食，以全副精力从事教学和研究。
在青岛大学，他给外文系开设“英诗入门”，搏得学生的称赞。当讲雪莱的《云雀》时，他随云雀越飞越高，朗读声音也越来越强；介绍浪漫诗人时，他随诗句的起伏、变化而与听者进行情感的交流，创设意境而体味诗人的情怀。闻一多那诗人的气质，令许多听课的学生陶醉。
1932年8月，闻一多回到离别已整整十年的清华园，被应聘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十年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对闻一多来说还是那么的熟悉和眷恋；这里的教室、体育馆、宿舍楼、校园小径，都可以勾起闻一多对往事的回忆。如今他又重新回到这安静的校园，又可以潜心治学，真是不亦乐乎。从此，闻一多再也没有离开这所学校。
这段时间，闻一多排除一切琐事，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与研究之中。闻一多以诗人成名反来要教古典文学，加上又非中文文科毕业，心理上总感到没有根基，若再不拚命，就难以胜任。于是，他憋足劲头，非要做出成绩不可。
他先后研究了《唐诗》、《楚辞》、《周易》，整理和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资料与论著，为中华文化事业的繁荣增添了不朽的一页。此外，他还对《庄子》、《尔雅》、《乐府》也倾注过相当的努力，并且涉猎神话研究，还取得了丰硕的成就。
闻一多的研究成果富有特色，那是因为他不但继承了前人的宝贵传统，而且吸取了现代的观点与方法，使他能在学术的海洋中自由地游泳。他重视研究材料，尽可能地收集与之相关的资料，为写《杜甫》传记，他收集了与杜甫交往过的360余人的资料，可以想见，他治学的顽强和严谨精神，也正因此，就连文物、绘画、石刻、口传资料也在闻一多的笔下变活了，无一不运用自如。在作学术研究中，闻一多不因循保守，敢于自辟新路。《周易》虽是一部古老的书籍，前人已有相当的研究，闻一多没有沿老路走，而是用社会学的眼光进行研究，通过摘注一般人所忽略的材料，给《周易》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立意。从个别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是闻一多研究学术的又一独特之处，并使他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闻一多在学术活动中，始终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个别领域里，他从诗跨到史，从文学跨到哲学，将研究的课题伸展到许多领域。与此同时，他试着用新思想、新原理去解决过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过去考证、诠释甲骨文字和金石铭文，往往只在文字上兜圈子，为考证而考证。现在则能从这些文字和实物上看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情况，进而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在这种新思想的光芒照射下，一片片古董都变得富有生命意义了。
闻一多从发展的眼光出发，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辛勤钻研和摸索，留下了光辉的成绩，成为知名的学者。与此同时，在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中也蕴育出了新的思想转变，闻一多将走上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