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能够减少领导者的工作负担，使之从琐碎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腾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重要的、战略性的、全局性的问题，更有效地进行决策和指挥；
②能够增强下属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其工作效率；
③有利于在工作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干部，增长干部的才干；
④能够发挥下属的专长，弥补自己的不足。领导者应当尽可能地把自己不擅长的工作，授权给在这方面有专长的人去干，以提高领导工作的质量；
⑤可以改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使下级从等级服从、层层听命的消极被动状态，改变为合作共事、互相支持的积极主动状态。
像这样的好事，作为领导者何乐而不为呢？
五戒：囿于常规思维
要想作为一名领导，自己的思维模式也不应囿于常规思维，要有创新，要有“反思维”能力。“反”思维是和正面思维、常规思维相对而言的，着重从事物的相反方面或对立面研究认识、思考分析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领导干部学点“反”思维，将有助于全面辩证地认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他们驾驭领导工作的能力。
为人处世，应有心计，不蛮干，正面不行就迂回前进，从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击。《孙子兵法》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所谓迂直之计，就是要懂得迂与直的反向思维。这个谋略表面上是迂回曲折的道路，而实际上更有效、更迅速地为获利创造了条件。
秦朝末年，政治腐败，群雄并起，纷纷反秦。刘邦的部队首先进入关中，攻进咸阳。势力强大的项羽进入关中后，逼迫刘邦退出关中。鸿门宴上，刘邦险些丧命。刘邦此次脱险后，只得率部队退驻关中。为了麻痹项羽，刘邦退走时，将汉中通往关中的栈道全部烧毁，表示不在返回关中。其实刘邦一天也没有忘记要击败项羽，争夺天下。公元前206年，已逐步强大起来的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出兵征讨。出征之前，韩信派了许多士兵去修复已被烧毁的栈道，摆出要从原路杀回的架势。关中守军闻讯，密切注视修复栈道的进展情况，并派主力部队在这条路线各个关口要塞加紧防范，阻拦汉军进攻。韩信“明修栈道”的行动，果然奏效，由于吸引了敌军注意力，把敌军的主力引诱到了栈道一线，韩信立即派大军绕道到陈仓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打败了章邯，平定三秦，为刘邦统一中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一般来说，人们常规思维方式是讲求“抢人之先”、“先发制人”、“争制高点”，谓之抢先一步天地宽。但是，在特定时期、特殊条件下，限于自身的实力，采用“迟人半步”的反向思维方式，避敌锋芒，潜心默学，克已之短，取人之长，以期获得成功亦不失为一妙招，这也是智慧的精彩体现。
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干部应学点什么样的“反”思维呢？在此提出以下几种“反”思维方式，以供谋求权力的人们参考。
一是柔弱式思维。这是一种充分认识和发挥柔弱的作用，坚持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反”思维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为数相当多的人似乎都有一种思维定式：崇尚阳刚与强大，不屑于阴柔与弱小。殊不知，柔与刚、弱与强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作用。在现实的领导工作中，解决有些问题需要刚性的手段和强大的力量，而解决某些问题则必须要以柔制柔，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况且，在某种意义上，柔弱与刚强相比较，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另外，“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生之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任何新生事物一开始都是柔弱的，虽然柔弱，但它代表着新生事物的发展方向和未来，代表着事物的生机与活力。学会了柔弱式思维，掌握了柔弱与刚强的辩证法，该刚则刚，当柔则柔，做到刚柔相济。
二是虚软式思维。这是一种重视“务虚”和“软功夫”的“反”思维方式。“虚”相对于“实”，“软”相对于“硬”。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究竟是“虚”重要还是“实”重要，是“软”重要还是“硬”重要？可以说众说纷纭。我们先以日常领导工作中的“务虚”与“务实”的关系为例。日常领导工作中所谓的“务虚”，即是端正思想路线、抓好科学决策、制定正确的方案规划、形成一个好的思路等等。而“务实”则是实际行动，是做好实际的工作。“务实”固然重要，但要务好“实”则首先要务好“虚”，即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或科学的决策。“思路决定出路”，务不好“虚”则必然也务不好“实”。再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软功夫”与经济工作的“硬效益”的关系为例。经济工作的“硬效益”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这个“软功夫”。没有扎实有效的“软功夫”，何来响当当的“硬效益”！还有，大多数人常常过分注重“硬件”而忽视“软件”，而不知“软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硬件”。
三是糊涂式思维。这是一种有意糊涂、不过分较真，或故意装糊涂的“反”思维方式。按常规来说，领导者干事情、做工作，都应当头脑清醒、思路清楚、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不应当糊里糊涂，更不应当装糊涂。然而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领导者在某个时候、某种情况、某些条件下，恰恰需要有意识的装糊涂，有意识的不较真，有意识的和稀泥、搞折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选拔人才、使用人才时，过分认真乃至求全责备，未必就聪明。有意识地糊涂一下，看主流观大节重长处，不计小疵小过则为高明之举。大事讲原则，小事要宽容。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上糊涂一下，应当说是一种比较明智的做法。糊涂式思维方式是一种重大局而轻枝节、讲原则性而又不失灵活性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常常蕴涵着一种战略精神、全局精神、整体精神、宽容谅解精神、包容精神、灵活精神、策略精神等等。运用好糊涂式思维的基本原则是：大事清楚，小事糊涂，是装糊涂而不是真糊涂。
四是妥协退让式思维。这种“反”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和作用就是要求人们学会暂时的妥协和退让，委曲求全，保全和发展自己，从而获得或实现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坚持原则，积极进取，通常来说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但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为着实现自己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或长远利益，进行必要的妥协或退让也是无可非议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必要的妥协或退让，带来的往往是生机、发展和福音。没有妥协就没有成功；没有退让就没有进取。当然，妥协退让不是无原则的，而应是适度、适宜的。
五是放弃排除式思维。这种“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要求不但要懂得如何获得或占有，而且还要学会怎样放弃或排除。如何获得或占有是一种智慧，而懂得怎样放弃或排除则更是一种大智慧。“善取不如善弃”，只有善于放弃的人才能善于获取，只有善于排除的人，才能又快又好地从无数的河沙里淘得真金。舍得，舍得，先舍后得，没舍不得。古往今来，任何一个高明的人、有智慧、有成就的人，都是善于放弃排除式思维的人、善于舍得的人。他们放弃排除的、舍得的是什么呢？是不该他们拥有的、得到的东西，是影响他们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东西，是影响他们的命运前途的东西。人生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该放弃的必须放弃，该排除的必须排除，该舍得的必须舍得。否则，你非但一事无成，弄不好，还会身败名裂。
六是自然无为式思维。与积极有为式思维相对应，这是一种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反”思维方式。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通常来说应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有为地进行实践活动，这正是人类区别于万物的特征所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要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要顺乎天，应乎人，保持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由于种种原因，长时期以来，我们不适当地夸大了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过分重视了一些“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所谓的“积极有为”的活动，违背了自然和社会规律，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个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在积极有为的同时，还必须掌握自然无为即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维方式，以使其积极有为的实践活动合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从而做到“无为而无不为”。
六戒：感情用事
领导的另一个基本素质就是坚持原则。一个毫无原则的人，即使走入了领导岗位，也会因为感情用事而葬送自己的前程。
三国初期，吴、蜀两国曾联手以抗曹，可惜好景不长，因荆州的归属问题，吴、蜀纷争骤起，并且愈演愈烈。尤其在关羽败走麦城，被东吴杀害后，两国关系更是形同陌路。
时隔不久，曹操病逝，曹丕乘机篡夺帝位，废除了汉献帝，自封国号魏。此举顿时激起天下有志之士的群起围攻。为了“嗣武二祖，躬行天罚”，刘备受群臣的拥戴，也在成都称帝。值此天时、地利、人和的良机，倘若出兵伐魏，不但师出有名，且顺乎民意，争得战略上的主动，使吴、蜀两家破镜重圆，再度恢复战略同盟关系。可惜刘备念念不忘关羽之死，誓雪仇恨，刚一称帝，便决定起倾国之兵征讨孙权。
对于刘备的决定，蜀国文武大臣无不纷纷劝谏。赵云进谏曰：“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引起天下公怒。应该先兵伐魏国，再图东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陛下以天下为重。”诸葛亮亦谏道：“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魏贼若除，则吴宾服，愿陛下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可惜刘备充耳不闻，坚持道：“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张飞听闻后，异常激动，即令部将范强、张达两人在三日内为三军将士打造好白盔白甲，准备挂孝讨伐东吴。范、张二人感到困难，请求宽限数日，张飞暴跳如雷，将两人重责40军棍，并责令二人如期赶制，否则军法处置。范、张二人怨恨在心，又恐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于是铤而走险，刺杀张飞，改投东吴。
刘备得知张飞遇害后，更是怒火中烧，仓促之间便领兵直奔东吴杀去。初始，凭借兵精地利之便，攻城夺池，屡战屡胜。孙权被迫提出议和，表示“愿送归夫人，缚还降将，归还荆州，永结盟好，共灭曹丕，以正篡逆之罪”。是时，刘备若能借势收兵，与东吴罢战言和，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并恢复吴、蜀联盟的战略态势。可惜刘备完全被复仇的情感所笼罩，加上战争伊始的节节胜利，以致未能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仍旧坚持一举灭吴。结果战线太长，补给难续，渐成强弩之末，非但没能灭吴，反而被陆逊一把火烧了连营，铩羽而归。从此，三国鼎立的局面被打破，蜀国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重感情者，必定轻理性。感情用事只会导致决断者一意孤行，负气行事，最终功败垂成。按理说，戎马一生的刘备，在主观修养上应该是比较成熟的。当初在他流亡天下时，有人曾评价他“喜怒不形于色”。
重义气、重感情既是他的优点，却又是他的死穴。正是由于他过于从个人感情出发，使得他失去了理智，轻率鲁莽的作出了伐吴的决断，最后不得不带着“壮志未酬恨终天”的遗恨离开了人世。在一点上，张飞则表现得更为突出。结果落了个“出师未捷生先死”的惨剧。
可见感情用事很容易形成偏颇、固执的心理定势，而这种心理定势的存在，使得人们从大局的角度思考问题成为空谈，从而造成决断的失误。因此作为一名聪明的领导者，应该时时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因感情而丧失理智，否则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
对领导来说，处理好生活中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着特殊的意义。感情是把“双刃剑”，处理好了能心情愉悦地工作和生活，对人生、事业有益；反之，就会影响工作，贻误事业，甚至引发问题。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把握好。比如，有的遇到老首长、老上级、老领导，或者是老部下、老朋友，往往讲感情过头，讲原则不够，不该说的话说了，不该办的事办了；有的受封建宗法观念影响，搞人身依附、官官相护那一套；有的在干部提拔使用上任人唯亲，凭个人好恶选人；也有的利用自己手中权力，把子女、亲属、熟人安排在管钱、管物、管人的实权部门，乱递条子，乱开“口子”；有的个人交往层次低，良莠不分、鱼龙混杂，等等。
人生在世，谁都要和“人情”二字打交道。身为领导干部一定要辨清人情之味，看看究竟是哪一种人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认真处理好坚持原则与讲感情的关系，做到既重感情，更讲原则，尤其是在涉及用人、花钱等热点敏感问题的处理上，一定要严格按政策规定办，绝不能用感情代替制度、代替原则。要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把握住感情的闸门，交高尚的人，交有道德的人，交遵规守纪的人，自觉遵守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弘扬家庭美德，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始终保持应有的人格和尊严。
七戒：得志别猖狂
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有的人一旦大权在握，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自命清高。殊不知，自命清高，使自己看不见别人的长处，对自己的错误盲然无知，也不能更好的掌握信息，往往做出的决定，偏离正轨，给部门带来灾难性的祸害。
我国古代历史中，有很多自命高的人，魏忠贤便是这样一种人。
魏忠贤原是河北肃宁县农村的一名无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后因一次赌输，无力偿还赌债，饱受凌辱，一气之下，竟然将老婆卖给他人，自行阉割，决定到皇宫里充当宦官，来碰碰运气。
初入宫的魏忠贤并不得志，只干些打扫庭院之类的粗活，是宦官中的最下层。说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阉割了的男人的得势得权，却得力于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便是明熹宗的奶妈客氏。明熹宗十七岁时继位，一向以顽童著称，此人对国事从不关心，对他这个奶妈倒颇为孝顺，即位之初，便封她为“奉圣夫人”，一时之间，尊宠无比。
明朝后官有一种奇怪的制度，允许宦官和后宫女子结为“对食者”，即变相的夫妻。魏忠贤巴结上客氏以后不久，便由皇帝亲自批准，与客氏成为“对食者”，凭借了这条特殊的内线和有力的后台，魏忠贤青云直上，这个连斗大的字都不识一个的文盲，居然当上了司秉笔太监这样权势倾国的要职。
和所有小人一样，魏忠贤也是“得志便猖狂”，“得志便清高”他一方面网罗党羽，组成了“阉党”，一方面利用手中所掌握的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构，对所有敢于抵制他的、或使他感到威胁的、或他看不顺眼的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迫害，著名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先后都被迫害致死。不只如此，他们连皇后、妃嫔也不放过，张皇后因多次在皇帝面前指出魏忠贤的过失，魏忠贤对她恨之入骨，以诡计使张皇后流产；另对他有所不满的冯贵人也被他迫害致死。连有大恩于他的宦官魏朝、正安，他也恩将仇报，前者被他勒死，后者被他放恶狗咬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