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进与退的平衡
只进不退者莽，只退不进者懦。
几度苍海横流，几多时光飞逝。悠悠中华青史，成功者如恒河之沙不可胜数。虽其时空、经历、功业各有千秋，但细晶即知其共有特质大体相通，即善于进退者，不管命运如何不公，他们都如老练的航海者在风顶浪尖上破浪扬帆，在暗流汹涌、岩礁错综间进退自如，最终游刃有余地抵达成功彼岸。
他们何以如此轻松，他们成功是否天命使然。非也！
常言道：道路宽，风水顺，进为先；顶不住，惹不起，退为上。
只进不退，智者不为；只退不进，懦夫所为。
进与退，原本一线之隔，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赵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可谓善“进”，而杯酒释兵权又可谓善“退”。范蠡陪越王勾践赴吴为人质，此为“进”，而勾践称霸后他隐居江湖通达商贸，被世人美称为“陶朱公”，此为退。
掌握主动，肇机进攻是现代人获取成功的基质和必备要素，但“退一步海阔天空”同样是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所谓“以退为进”，“退中求进”。
进退间，成功与失败早已注定。
进——是致胜的上上策。退——是赢家的高高招。
凡成功者，须深谙“适时进退”之理，应熟念“进退有度”之术。
人生道路上，我们只知道前进，往往忽略了后退，忽略了避让和妥协。
而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以走路为例，不仅仅是前进的，还时有绕路，有后退，也有避让。但在人的思维里，似乎没有后者，只知道一味的前进。
还有一些人潜意识里，把除了前进之外的举动，都归到懦弱、胆小、没本事、没中用等等。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其实，必要的后退、避让与妥协，才是真正的勇敢，才是真正的有本事。
外交上有一句名言：没有退让与妥协，就没有外交；外交是一门相互妥协的艺术。
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前进，也不可能一辈子都没有避让。
一颗石子从天而降，假如人会预先发现，他是要本能的避让，不可能还跑上去，伸长脖子把头递过去让石子砸的。
真正的智者生活，是进退自如。
《左传》中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意思很清楚：见到能获胜的机会就进攻，认识到难以取胜就后退，这是指挥军队的一条好办法。
《左传》中还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意思是估计自己的力量能够完成就进取，办不到就撤退。要正确地估量自己的能力去做相应的事。
一日，龙虎寺禅院中的学僧正在寺前的围墙上画一幅龙争虎斗图。图中龙在云端盘旋将下，虎踞山头，作势欲扑，虽然修改了很多次，学僧们总认为图中缺少点什么，正巧，无德禅师从外面回来，学僧就请他代为评鉴一下。
无德禅师看后说道：“龙和虎的外形画得不错，但龙与虎的特性你们知道多少呢？既然是龙争虎斗图，你们就应该明白，龙在攻击之前，头必须向后仰；虎要上扑时，头必然向下压低。龙颈向后的屈度越大，虎头越贴近地面，它们也就能冲得更快、跳得更高。”
学僧们听后恍然大悟道：“老师真是一语中的，难怪我们总觉得太过僵硬，原来我们不仅将龙头画得太低，虎头也画得太高了。”
无德禅师借机引申道：“为人处事、参禅修道的道理也一样。退一步准备之后，才能冲得更远：谦卑反省之后，才能爬得更高。”
学僧不解地问：“退步的人怎能向前？谦卑的人怎能更高？”
无德禅师严肃地说：“你们听听这首诗——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后退需知是向前。”
学僧听后，终于大悟。
正如人的性格多变，既有自尊之时，顶天立地，孤傲不群，有如龙抬头、虎相扑；也有自谦之时，犹如龙缩首、虎低头。为人处世，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高则高，当低则低。所谓进退有据，高低有时也。
当进必进。为了报忠于旧主和兄弟之情，关羽辞了曹操去找刘备。一路上受到铁岭关、洛阳城等守将的阻拦，尤其是在黄河边古城下被张飞逼迫，又被大将蔡阳追赶。这一路过关斩将，关羽若在那些守将面前一打则退，一吆喝就投降，关羽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事，曹丞相给他的荣华富贵也依然不会少。然而，正因为关羽知难而进，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才使他的人生更辉煌，更具传奇色彩，更加动人。
当退必退。正如老子所说：执持盈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磨炼得锐利，不可能保持长久的锐势。金玉满堂，没有谁能永远守藏；如果富贵而骄横，就是给自己留下祸患。功成名就则身退，这是合乎自然规律的。
“功高震主者身危，名满天下者不赏”、“弓满则折，月满则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当一个人的名利、权位志得意满时应该见好就收，要有急流勇退的明哲保身态度，尽早觉悟。“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我国历史上，能“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等明智的功成身退，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做人处事的绝好借鉴。反之，如果在紧要关头不能做到急流勇退，到头来只会像伍子胥一样被摘下头颅挂于城门之上，难免像李斯一般发出“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出”’的哀鸣，会像萧何那样蒙受锒铛入狱的凌辱，会像韩信那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现实生活中“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不是更能证明此中道理吗？
现实中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人都向往着高官厚禄，幸福荣华。然而，“功成身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战国时代，有位叫商鞅的政治家，仕秦孝公时，以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的功绩，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同时巩固了秦国的统治。然而，他最大的不幸，就是触犯了原来是他强有力的靠山的孝公，晚年遭到五马分尸的极刑，使一世荣华，顿时化为乌有，死后仍骂声不绝。
当初，他为孝公断然采取极其严厉的政治改革措施，虽为秦国政治清明、富国强兵做出了根本贡献，但改革也触动了贵族阶级的利益，一时间在朝野上下树起了数不清的政敌。有孝公支持，政敌对他也无可奈何。
当时，他也使孝公感到威胁。《战国策》中记载：“孝公疾起，传位商君，商辞而不受”。是孝公生前故意传位，以试他心，可见商鞅已见疑于主子。这时他本应主动“功成身退”隐遁避险。另有赵良引用“以德者荣，求力者威”之典故力劝商鞅隐退，可商鞅在“退”字上欠火候，不以为然固执己见。最终，孝公将他驾空，政敌也伺机报复，当秦孝公一去世，反对派们在新王即位后，纷纷策划陷害他，终以谋反罪名处以极刑。
西汉人疏广，字仲翁，东海人。地节三年，任为太子太傅，哥哥的儿子疏受，任太子少傅。
五年后，疏广对疏受说：“我听人说过，知道满足的人不受到侮辱，知道停下的人不会遭受危险，成就了功名勇退，这是合乎规律的。现在已功成名就，不肯离开，将会怕有后悔的时候。”过几天，两人都称生病了，向皇帝上书请求回家安度晚年。请求同意了。皇帝赐给他们黄金二十斤，太子赐给他们五十斤。大臣和朋友们在京城门外举行送别仪式，送他们的有一百多辆车子。人们都说：“这两个大夫真贤能。”
商鞅之所以惨遭毒手，是他太不识时务，只知进，而不识廉知耻，故而引起众怒，不死将何？二疏之所以被认为“真贤能”，是因为他们见好就收，功成身退。
至于隐退与否，因人而异。最后理想的结局，当属“功成身退”、“告老还乡”能保平安，此乃“天之道”也。历代用人者也都倾向于录用“知退者”，因喜退者识廉知耻，忠心弥坚，极少生事。
自古以来，凡在进退上处理不当者，都会使一生功绩毁于一旦，身败名裂，遗恨永年。
以上各例，都是古人的故事。似乎离普通读者远了些。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进退之术，无时不有，须臾不可离开。
赫蒙是美国有名的矿冶工程师，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又在德国的佛莱堡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
可是，当赫蒙带齐了所有的文凭去找美国西部大矿主赫斯特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那个大矿主是个脾气古怪又很固执的人，他没有文凭，所以就不相信有文凭的人，更不喜欢那些文质彬彬又专爱讲理论的工程师。当赫蒙前去应聘递上文凭时，满以为老板会乐不可支，没想到赫斯特很不礼貌地对赫蒙说：“我之所以不想用你，就是因为你曾经是德国佛莱堡大学的硕士，你的脑子里装满了一大堆没有用的理论，我可不需要什么文绉绉的工程师。”
聪明的赫蒙听了不但没有生气，相反心平气和地回答说：“假如你答应不告诉我父亲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赫斯特表示同意，于是赫蒙对赫斯特小声说：“其实我在德国的佛莱堡并没有学到什么，那三年就好像是稀里糊涂地混过来一样。”想不到赫斯特听了笑嘻嘻地说：“好，那明天你就来上班吧。”就这样，赫蒙运用了必要时不妨让步的策略轻易地在一个非常顽固的人面前通过了面试。
也许有人认为赫蒙那样做不十分合适，问题是能不能做到既没有伤害别人又能把问题解决。就拿赫蒙来说，他贬低的是自己，他自己的学识如何，当然不在于他自己的评价，就是把自己的学识抬得再高，也不会使自己真正的学识增加一分一毫，反过来贬得再低也不会使自己的学识减少一分一毫。
总之，古今中外，凡成功者，无不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进退自如。还望读者诸君从中慢慢体悟。
正如林语堂在《爱好人生者：陶渊明》一篇里所讲：“也许有人以为陶渊明是‘逃避主义者’，但事实上他绝对不是。他要逃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他是爱好人生的。在他的眼中，他的妻儿是太真实了，他的花园，那伸到他庭院里的树丫枝，他所抚摸的孤松，这许多太可爱了；他仅是一个近情近理的人，他不是逻辑家，所以他要周旋于周遭的景物之间。所以，结果是和谐，不是叛逆。”
2、时与势的平衡
审时度势，方能进退自如。
时，是时间；势，是事物的趋向和形势。时势指的是某一时期的客观形势。
人生的成败，与时势关系很大。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我们极富悟性的祖先概括了这足称万古不变的至理名言，说尽了人生成败与当时世界的关系。任你本事通天，才智贯地，只可把这两条规律注解得明明白白，充充分分，却无法打破这两句话所概括的世情事理。不过大才大智大福成大事；小才小智小福则成小事；平凡之人则求衣食住行，养家活口，安居乐业。无论大小才，或凡俗之人，其要有所成，皆须取决于时势。
三国时，蜀国的诸葛亮与魏国司马仲达在五丈原对峙时，无论孔明如何诱战，仲达就是不肯出战。当时孔明赠送女用服饰品羞辱仲达“不是男子汉”，甚至连仲达的部下也说“公甚恐孔明”，他还是不应战。后来孔明死在军中，蜀军无奈回撤。仲达得知孔明已死，就命将兵追击撤退的蜀军，但看见蜀军车上的孔明木像，仲达连忙下令退兵。这件事被后人嘲笑说：“死孔明吓走活仲达”。其实，他知道孔明已死，车上的孔明只是木像而已，但他假装误认孔明在世而退兵。他之所以没有追击孔明并歼灭蜀军，乃是为了保身的缘故，时势使然。
他打仗时不可得到压倒性的胜利，只打小赢的仗，尽量使朝廷对他的警戒之心有所放松，不把他看作是“那么可怕的人物”；另一方面，打仗时他总是留下一些敌人，既然有敌人，那么军人地位就安稳了，如果没有敌人，那等待他的将是汉朝的韩信的命运：“狡兔死，走狗烹”。班师回国时，他不回都城洛阳而留在途中的长安，这也是为了保身，因为他认为拥有大军进京将会给自己带来不利。
俗话说，“看谁笑到最后”。虽然司马仲达一时为天下人嘲笑，但到最后，他反过来笑天下的人。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曹操、孙权、刘备，包括诸葛亮在内，虽名噪天下，但都没有如愿以偿地统一天下。出乎人们的意料，却也是情理之中地，统一大业却落在司马仲达之手，这很值得欲成大业者深思。
时与势，首先说时。
好雨是知时节的雨，好人是知时适世以为务的人。——“识时务者为俊杰”。“时”生“务”，不知“时”则不知“务”。俊杰所识者，首当以“时”，因其“时”而务其“务”。若“务”不以“时”，碌碌无为，误入歧途。
从社会历史的意义上看，时间表现为时世。时世的作用如何？从两条成语看得出来——成：时势造英雄；败：生不逢时。这两条成语。可谓说尽了时世对人生事业的作用，这是客观事实，人们既无可回避，也不能改变。
但，时势造英雄，生不逢时，时势在这里仍大可研究，仍有成败规律可寻找，仍有人生立身处世艺术可总结。固然，对于社会历史，对于人生世事，过去的已经过去，但总结过去，便可主动地把握未来。
大抵说来，乱世出英雄，治世多才子；上升之世，志士仁人，忠正君子畅行其道，国家民族富强兴旺，人民安宁幸福；衰微之世，奸佞小人，阿谀逢迎之徒飞扬跋扈，国家蒙难，人民生活水深火热。
从历史与个人结合看人才成就特点，大抵开创一种新的历史文明的时世，多开创性建树的英才杰士。继承一种历史文明，保守既成体制的时势，则多守成之才士，则多在已有的文明基础上发展与完善型人材。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天下纷争，人民受难，这是坏事。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又孕育了一大批开创社会历史新文明的人才与事业。这就是政治上，开始推倒奴隶制，确立封建地主的统治地位，而以秦国的商鞅变法为标志，确立郡县制，敲响了奴隶主分封制的丧钟。而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又实行学术自由，鼓励知识分子著书立说，以作为其军政行为的参谋与参考。
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作为历史文明的成就，它使中国在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生活方式进化到封建主义的成熟时代，尤其是在学术思想上，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因此，与这个时代相称的便是一批影响千百年的开创型杰出人物。哲学上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政治上的春秋五霸、商鞅、李斯、秦始皇；军事上的孙武、吴起、伍子胥、孙膑；科学上的公输班、扁鹊等等。
在前半个世纪里，又成长一批开创社会新历史新文明的杰出人物。林则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因为时势，他走在这个时势杰出人物的最前头。
孙中山领导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中国的民主共和国，这又是一个创造。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科学也创造了新形态。胡适、鲁迅等创造了中国现代新文学，李四光等创建中国的地质学，华罗庚等创建中国现代数学，钱学森等创建中国核科学，严济慈等创立中国现代物理学等等。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成功者与英雄。一般从成败的客观结果看，乱世出英雄。因为乱世，给人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更多。
相反，治世给人提供了和平、安宁，同时，也必须付出另一种代价：收敛个性锋芒，遵守既定的社会秩序。这样，个人获得平安，也同时失去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加之床上有被，锅中有饭，出门有路，受入侵犯了有法律保护，如此，好端端的生活，大家都得爱惜点，互相体谅点，个性圆通点。这还不用说要守法遵纪敬上司。
如此态度，汉武帝时东方朔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说得明明白白、且发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