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瓮城。就是在预想敌人主攻方向的城门外，再构筑一道“∏”形城墙，故名“瓮城”。从瓮城的结构来看，其作用很显然是为了增大防御纵深，从而加强城门的防御能力。所以，在构筑瓮城城门时，人们往往将其主轴方向与主城门的主轴方向相直交，这就使敌人即便攻破瓮城城门后也不至于直接冲击到主城门。与此同时，埋伏在城墙上的将士便可以居高临下，以弓箭有效地射杀进入瓮城的敌人。例如，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的山海关，其瓮城城门向南而开，与原名“真东”的关城东门的主轴线形成直交，从而构成了一重极为坚固的瓮城。又如，嘉峪关的“柔远门”与“会极门”两门轴线，很明显也是直交的，这从实地考察中不难发现。
5.罗城。就是在预想敌人主攻方向瓮城的之外，再构筑一道“∏”形城墙，不过这道城墙一般情况下比较长，它不仅起到掩护瓮城的作用，而且还能掩护内城城墙较长的地段。例如，在嘉峪关瓮城西边相距五、六米处，就构筑有一道长约两百米罗城，这是整个关城的第一道防线，同样起着增大防御纵深的作用，以有利于取得战斗的准备时间。另外，在罗城城墙上一般都建有城楼，用以观察敌情和指挥作战，而在城墙两端一般也建有箭楼，用以加强了望和巡逻。
6.护城河。也叫壕堑，就是利用地形挖掘成一道环形的深沟，并在深沟内灌满水以代替城墙。一般情况下，在关城四周都掘有护城河，这是在筑城挖掘土方时就形成的，后来再引入河水，从而形成了关城的又一道防线。例如，在山海关城外就有一道深约二丈、宽约五丈的护城河，其作用就是迫使敌人在进攻关城时，必须涉水过河才能到达城下，这就大大增加了敌人的攻城难度，而给守卫在城墙上的士兵创造了射杀敌人的有利机会。
作为冷兵器战争时代的产物，关隘不仅是古代军事家在选择战场时所关注的焦点，也成为现代战争中统帅们不可忽视的要塞。确实，面对一座关系战争胜负的险关要塞，守之则有万夫莫克之利，失之则有全军覆没之危，任何一位懂得战争规律的将军都不会轻视它。所以，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曾以“艰苦奋长戟，万古用一夫”的诗句，来形容潼关之险；而爱国主义诗人陆游也曾以“何当受诏出，函谷封丸泥”的诗句，来概述函谷关之要；至于伟大诗人毛泽东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诗句，来形容娄山关之坚，就更加显得豪迈而雄浑了。确实，早在《孙子·地形篇》中就有“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的论述，将地形有利与否往往关系到战争胜负的作用，阐述得精深而准确。对此，人们只要纵观或检索中国的历代战争史，就不难发现因为一座关隘得失往往关系国家安危的战例比比皆是。例如，当黄巢起义军奇取潼关之时，致使大唐王朝京师震动，迫使唐皇仓皇出逃；例如，宋朝名将吴玠扼守大散关二十余年间，竟然使骄悍金兵难越关城一步，确保了蜀地内陆的长期安宁；例如，汉高祖刘邦占据虎牢关后，得以彻底休养整顿疲惫的将士兵马，为最后灭项羽大军赢得了宝贵时机；例如，明朝末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出卖关城，引领清兵长驱直入，最终导致大明王朝土崩瓦解；例如，中国工农红军攻克娄山关后，顺利地攻破腊子口，对取得长征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关隘的最初功用就是为了赢得军事战争的胜利，但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发展，其功用也发生着微妙而深层的变化。既然关隘作为长城整体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将长城的历史功用阐述清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就把关隘的历史功用说明了。
作为中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军事工程，长城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无比非凡的功用。然而，如今的长城早已完成了它神圣的历史使命，而成为中华民族不朽文明和精神的象征。但是，万里长城在历史上的军事防御、开发边疆和促进民族融和与经贸往来等用途上，依然闪烁着极为耀眼的光芒。对此，我们研究认为长城的用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防御扰掠，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这是长城的主要任务。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主要是诸侯国家的相互防御。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主要的是防御匈奴奴隶主的扰掠。以后的许多朝代也大多是中原地区的统治者，为防御游牧民族统治者的扰掠而修筑的。在这一用途上，长城确是起过不小的作用。许多王朝的前一阶段，政权得以巩固，生产得以发展，与长城的保卫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开发屯田、保护屯田和保护边远地区生产的发展。秦始皇时期在修筑长城的同时，即在长城沿线设置十二个郡，并且移民前往开发，进行农牧业生产。郡治所辖范围，不仅在长城内而且也有远出长城以外的地区。例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在打退匈奴之后，“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这些郡和县都是专门设置以开发经济并保证长城沿线的供应的。汉武帝时，也曾大量发展了屯戍和屯田，有组织地进行发展农牧业生产。这种屯田和移民开发荒僻边远地区的措施，以后一直延续了下来。屯田和发展生产，都需要比较安定的生活。长城、烽燧、关隘便是保护屯田和开发这些地区最好的屏障，使飘忽无定的匈奴等游骑不得进行扰掠。
三、保护通讯和商旅往还。秦始皇时，在北部地区都开拓有宽大的直道和驰道，与首都咸阳相联系，沿着长城十二郡也有大道相通，传递文书，商旅往还，络绎不绝，长城、烽燧和关隘正是保证这些交通大道畅通的重要条件。在汉代时，又打通了西域的交通大道，使节来往、商旅往还都是走这条大道。长城、烽燧和关隘正是沿着这条大道修筑，用以保护被称作“丝绸之路”的中西交通大道。
四、促进民族融和与经贸往来。在世人印象中，长城作为军事工程早已见惯了血雨腥风的战争杀戮，而对于中国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跃马长城，一统中国或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都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战争。战争，无疑又昭示着人民的灾难，而对于由此产生的社会进步意义——民族融合与经贸往来几无重视，对于长城、烽燧和关隘在其中的作用，似乎更是扯不上什么关系。其实，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民族融合与进步，几乎都离不开长城这一中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关于这一点，自古以来有识之士不存异议。
记得有一位史学家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长城既是中国农垦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又是中原汉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融合的风水岭。所以说，长城在一定程度上既阻碍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又在不觉中扮演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有人将这个历史过程形象地比喻为中华各民族及其经济文化不断融合的“搅拌运动”，当然这种“搅拌运动”往往又是伴随着战争的发生或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确实，当人们翻开中华民族迁徙融合的历史画卷，不难发现似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民族在他们形成、发展或者分化、聚合的过程中，总是在不断地扩展或者更换自己的活动地域，进行或大或小的迁徙流动，也就是说或大或小的战争行为。这种民族的迁徙流动也好，战争行为也罢，有时发生在某个局部地区，有时又成为席卷全国性的滚滚浪潮。这种浪潮在中华民族的过去史上未曾断绝，今后同样会绵绵无期，只是人们希望永远不要以战争的形式出现罢了。
希望永远不会消失，而战争也不会因为人们良好的愿望而不再发生。所以，今天的我们还是首先来看看战争对于民族融合的历史作用吧。
在中原汉族人的思想中，历来就只有中原才是“世界中心”的优越感，除非是获罪的犯人囚徒被发配，或者由于不得已而为之等原因，否则他们是不屑于向边疆苦寒地界自动迁徙的。由此而知，这种“搅拌运动”首先是由游牧于边疆的少数民族发起的。对于北方少数民族这种为生存而采取攻伐掠夺行动的根源，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经剖析说：“北方无边草原上的广阔天地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也是他们的武器库、粮仓和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的优越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而西走上历史的舞台，展开他们的历史性活动。这些牧民、骑手或战士，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走进黄河流域。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莫不如此。”在这里，翦老不仅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旧时北方游牧民族长途跋涉的历史画卷，而且也隐喻了他们跃马千里与中原汉民族征战的史实。
当然，这种征战无论是哪一方胜利，其结果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的融合和经贸的往来。边疆少数民族获胜后，他们不仅大量内迁人民参与中原的经济建设，而且还借机劫掠中原地区的人口和物资到游牧地区，从而发展自身的经济生产。特别是曾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如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在中原建立各自政权时，就曾不断地加速自己民族的内迁，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一个又一个高潮。据史书上的记载说，仅仅在两晋时期，迁入中原地区的匈奴人就有二十多万。而北魏初期，魏道武帝为了加强拓跋政权的统治，填充由于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一次性就从边疆地区迁移少数民族人口达三十余万众，其规模之大、人口之多，可以说是世间少见。然而，魏道武帝并非仅仅进行这一次移民，如此在他统治时期内究竟有多少人口内徙，其数字就实在难以统计了。
另外，留在塞外的北方民族也并非原地不动，经常有自然或人为的原因促使他们变换自己的活动领域，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其迁徙路线一般来说，是沿着连接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向西流动，对于牧民来说，这是一条水草丰茂的食物供给走廊。每当遇有大的自然灾害如旱灾、雪灾等，或遭到强大外敌的征伐时，他们就赶着牲畜踏上了这条自然生态带向西部转移。
同样，中原王朝一统天下的时候，也会为了加强防务而对边疆地区进行开发，于是战争过后稍事休养生息，中央统治者就会有计划地向边疆地区进行移民。在历史上，不仅汉武帝曾大批征调、迁徙了上百万的汉族人到少数民族地区屯垦戍边，成为当地的永久居民，而且就连乾隆盛世时，也有大批中原汉民出山海关到东北开荒垦地。而这些人在站稳脚跟后，又从家乡呼朋唤友，以至人数逐渐增多，大大促进了中原汉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融合。
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与融合，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看，主要是农业和牧业两大经济区域间的人口互动。除了战争因素外，其中最基本的原因则是在于社会经济方面。而划分农牧两区的地理界线，大体上就是从春秋战国时开始修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的万里长城。
由于古代社会经济的分工不同，随着时间推移又逐渐发展演化为民族之间的不同分工。其格局大致是，中原汉民族主要以农耕经济为主，过一种聚集定居的稳定生活，物质保障较为丰富和稳固。而北方游牧民族则主要从事畜牧业，要“逐水草而居”，过那种不断迁移的流动生活，其物质生活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较大，一旦遭遇灾荒年景，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外出觅活，于是不断的迁徙流动就成了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一种重要谋生手段。当然，长期驰骋游动于广阔草原上的这些骑手们，大都骑术精湛，而且血脉中流淌的就是他们祖先遗传的尚武杀伐，这些都为他们积极主动迁徙和扩张奠定了基础。同时，再加上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向北方寒苦地带移动，所以富庶的中原农垦区就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地。当然，我们今天分析这个“搅拌运动”的历史意义，无疑还可以清晰地明了其中的积极作用。这就是，一方面周边民族与文化能够不断地向中原汇聚，从而使中原族体得以壮大、文化得以丰富，最终逐步形成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博大根基；另一方面中原民族和文化也不断向周围扩散，在人员流动的同时，把凝结了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也就是说比较先进的文化科技成果带到边疆，从而又促进了边疆的经营开发和周围民族的共同发展。
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也无论它表现为哪种形式，从整体和长远的意义上来看，民族迁徙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每一次民族迁徙的高潮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各民族之间凝聚力的增强和民族大融合的出现。这一运动的总趋势，是使分散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族体不断得以汇聚，其范围之广阔、民族之众多，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正因如此，才打破了中华各个民族之间的隔绝状态，才促进了各民族繁荣多彩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才有力地推动和加速了中华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才有了今天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奋进的历史盛景。
当然，与雄关险隘相伴而生的，除了惨烈的战争和孕育民族融合及经贸往来之外，还有的就是秀丽景色、旖旎风光、名胜古迹和美丽传说了。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不想在这里过多地聒噪，还是请读者朋友随着书中的文字尽情领略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