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黄宾虹，似乎和齐白石一样，也是属于大器晚成的那一类大师，五十多岁才真正开始名扬画坛内外。他对国画艺术中的笔墨有着自己独道的创见，主张从变化中透出造化的气象，有“五笔”、“七墨”之说。读久了他的画，便看出了他那厚重浓黑的画中的分明的层次。我有一个书画评论家的朋友，也是一个睥睨群雄的家伙，但对黄宾虹却推崇之极，把他摆到第一流大师的行列。他认为中国画的山水画传统至深，已到了几乎无法突破的地步，而黄宾虹却在不可超越处实现了超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黄宾虹1955年去世，他的家人把他的书画手稿一万多件都捐献给了国家，他的故居也成了他的纪念馆。到栖霞岭，往那里转一转，感受一下湖上的金石书画气，这样的醺陶，在别处还未必具备呢。
黄宾虹的故居是从北山路上走过来的，隔着西湖是另一条路――南山路。南山路，在杭州人眼里，是一条书画之路，因为中国美术学院就在这条路上。美术学院的旁边，有一条小巷，进小巷不多远，就是景云村一号、书画大师潘天寿先生的故居了。
这幢两层三开间的西式别墅，青砖白石，朴素厚重，就作为了潘天寿纪念馆的主体建筑。另外又设计了新楼，与旧楼形成了有机的结合，这个纪念馆的设计，因为他成功的新旧建筑体的结合，还被作为一个范例来奖誉。
从格局上看，潘天寿纪念馆比黄宾虹纪念馆自然要开阔多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潘天寿（公元1897-1971年），从年龄上说，应该是黄宾虹的下一代人了，他与当代美术艺术的关系，也要比黄宾虹更接近的多。我影响中的潘天寿，是专画大画的那一位大画家，那年到宁波宁海，有人说是潘天寿的故乡，其故居也成了他的纪念馆，当时就去参观了，果然受益非浅。黄宾虹曾说：大家不世出，或数百年而一遇，或数十年而一遇。邓白先生在他的《潘天寿评传》中就说：翻开中国美术史，真正可称大家者，代不常见。潘天寿正是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大家。
我们这一代人，对潘天寿的认识途径非常独特，有一些人是通过文化革命的大批判、大字报认识他的，我则是通过某次对所谓“黑画”的公开批判时认识这个名字的。记得潘天寿有一幅大画，画上大崖岩上蹲着一只巨鹰，批判者说这只巨鹰正虎视眈眈地盯着社会主义，它想吃掉社会主义，想翻天呢。许多年以后，我去潘天寿纪念馆，还看到潘天寿受批判时写给夫人的便条，让她带一些什么样的生活用品来，以及希望夫人多多保重身体的叮咛。字里行间多有酸楚之意，不仅让我想起那个特殊的年代。潘天寿早年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经亨颐和李叔同都还在学校里，一个当校长，一个当美术和音乐教师，他们都是美术造诣十分深厚的人，对潘天寿的艺术生涯起着很关键的作用。从1928年开始，潘天寿就担任了国立西湖艺术院国画系的教授，1949年以后，他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公院的副院长，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十年浩劫对浙江美院的先生们，应该说是特别残酷的。因为这个学校出了一些特别的造反派人物，在当时的浙江以及全国都显得赫赫有名。他们对潘天寿这样的先生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摧残也是剧烈于别处的，潘天寿死于1971年，不能说和这一场浩劫是没有关系的。
我曾经因为工作关系，拍过有关潘天寿先生的电影专题片，因此了解到了潘先生对中国当代美术所作出的贡献――比如坚持了中国山水、人物和花鸟画的分科教学，比如首倡并主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书法篆刻专业，比如主张画中之气，主张画家的个性和创造力等等，还有他的独特的指墨画艺术，以及他在诗歌、书法、篆刻等方面的巨大的造诣。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源渊流长的东西。因为有了潘天寿纪念馆，南山路就不仅是一条杭州的风景如画的道路了，它也是一条通往美术圣殿的道路了。
最后要提到的那一位大师林风眠（公元1900-1991年），与前两位却又有十分的不同。大约在1992年到1993年之间，我第一次看到林风眠先生的画册，它的画强烈地震撼了我，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画家的画能够让我如此地喜欢。而且让我惊异的是，我以往、包括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类似于林风眠先生这样的作品，而在看到林风眠先生的画之前，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位大师的名字。他那独特的国画与西洋画艺术的完美结合，是他独自开创，完善，完成的，他的美术作品中包含了极其尖锐的对立面，比如东方与西方，浓烈与雅淡，热情与冷静，色彩与笔墨，光感与质感，理智与情感，民族与世界……这样的大不同又以极其温柔的方式相互渗透。他让我想起了陈子昂的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还让我想起了美国作家海明威，他们都属于这样的大师――把他们自己的艺术风格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他们的风格往往只有他们一个人能完整的占有，他们的风格也只能在他们自己手里终结。
因为热爱林风眠的作品，因此也进而热爱这样一位画家，也有了探求这位画家艺术生平的强烈兴趣。由此知道了这位大师虽是广东人氏，但从法国留学归来之后，26岁就得了蔡元培先生的常识和器重，聘任为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的校长兼教授，而28岁之时，他来到了杭州，又受蔡元培先生之托，创立了西湖国立艺术院，出任院长兼教授，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校长。
林风眠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按照这条即定的道路走教育家和艺术家兼顾的轨道，他似乎是那种天生不能兼顾的人，他最后完全退缩到他的艺术天地里去了。用退缩这个词似乎不准确，换一句话说，他最后完全进发到他的艺术天地里面去了。大概在1951年，他完全离开了公职，他杭州的住房也被征收，他带着他的法籍妻子和女儿回到上海，开始了他一生中漫长的布衣生涯。由于不再有收入，他们不得不变卖家产，以至于他这样曾经当过学院院长的大画家不得不去做家教，而妻子则出去打短工。五十年代中期，三口之家再也无法维持这种没有收入的生活，法籍妻子和女儿女婿不得不回国，后来到了巴西。他家有两只猫，是林凤眠非常喜欢的，但猫要吃鱼，而林凤眠穷的买不起鱼，只好把猫送走了。
林凤眠的情况，不是不可以改变，他和叶剑英不但是同乡，小学时还是同班同学，但他从来没有去找过他一次。为了他心目中的艺术，他一直过着孤寂的生活。交往的朋友很少，仅有翻译家傅雷、音乐家李梦雄等数人。他曾说过：即再不幸，连三、五同志也不肯谅解，只有我一个人，我还要一样地担负这种工作。可见他对他艺术道路的清醒和坚定。他和傅雷是最亲密的朋友，两位大师在那样的岁月里见面，常常用法语交谈，今天想起来，在那个如此愚昧的时代，竟然还有那样的人中的花朵，真是艺术中的圣迹。
据说六十年代他曾经想出国探亲，还得到过周总理的关照，但很快文革就开始了。我曾经从一个资料上看到他用浴盆泡软了几千张自己所作之画，又把它们统统冲进了抽水马桶中。后来了解的再仔细一些，才知道一开始他的画包藏好了，塞到了阁楼上，第二天他的学生来了，商量来商量去还是不安全，最后只好这样处置了。尽管“罪证”已处理掉，1968年，他还是作为外国特务的罪名，被关进看守所，达四年之久，在狱中度过了他七十岁的生日。残酷的看守者把他的手反铐起来，又给他猪狗吃的盘子，他为了活下去从事艺术，反剪着手舔着盘子里的食物。这是什么样的奇耻大辱，就在他这样生不如死的时候，他的至友傅雷夫妇以自杀抗议这个黑暗年代。他们一个以死、一个以活，却以完全一致的立场和勇气面对那个以艺术为死敌的残酷岁月。出狱后的他还不知道傅雷已去，经打听后才知道。我曾看过他的手迹影印件，那是一首诗：一夜西风，铁窗寒透……诉不尽人间冤苦。铁锁锒铛，中国的鬼影，瘦骨成堆，向苍天所问何来……
老人终于在十年浩劫结束之后得以出国，与家人团聚。但不久后老妻与女婿又都去世，老人不得不迁居于香港，于91岁高龄去世于香港，临终前他要人拿来笔，留下遗言：我要回家。
我们说他的最后十几年活得还是幸福的，乃是这十几年来，他终于能够安心地进行创作。中国美院，给了这位首任校长、学校的创始人以应有的评价，大师的地位得以再次的确立。去年深秋，作为对林凤眠一百周岁的纪念，开放了他在杭州玉泉路口马岭山脚的故居。
不知道为什么，孤独的大师的经历，让我想起了荷兰画家凡高。他曾在晚年时这样说过：我感到万物在生长，在颤动。当然，我一生中所追求的不单单是童年的梦想，不单单是青年时代理想的实现。记得很久以前，傅雷先生说我对艺术的追求有如当年我祖父雕刻石头的精神。现在，我已活到我祖父的年岁了，虽不敢说是像他一样的勤劳，但也从未无故放下画笔。经过丰富的人生经历后，希望能以我的真诚，用我的画笔，永远描写出我的感受。
因为我家住植物园附近，常常到那里去散步，有时就会在玉泉路口，路过一幢植物园工作人员的工作用房。这是一幢二层楼的西式砖房，淡灰色的墙面，一看就是从前的别墅。我一直不知道，原来他就是林风眠先生在杭州的故居。林风眠先生当年在杭州建艺术学院时，因为没有校址，蔡元培先生帮他用一块银元的租金，象征性地租下了平湖秋月一带的一些别墅和祠庙建筑，来作为校址。而林风眠先生的故居当时建在玉泉一带，离学校也就很近了。
某次过五一节，有长假，终于去了林凤眠故居。因为一开始不知道故居的地址，在车上问出租车司机，他听了十分奇怪：什么林风圆，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我说不是林风圆，是林风眠，他说林风眠他也没听说过。我本来还想问一问他那么黄宾虹和潘天寿有没有听说过呢，又怕他说出来的话再让我伤心，还不如不问难得糊涂算了。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我已经站在林风眠先生的故居大门外了，而且发现那座院落中的法式二层楼房像是我要去的地方，但大门外却没有一块标记，无奈中我问坐在门外的一个老人，谁知我说林风眠，他根本不知道，连连说：灵峰再往前走。我实在没办法，叫了一声：有个大画家，是不是住在这里的。他这才恍然大悟，指着他身后说：就是那里。
这幢三十年代所造的西式建筑，配有完整的庭院和围墙，从外观来看是很好的，这应该归功于林风眠，因为房子是他亲自设计的。走进里面，才看到由他的学生吴冠中书写的门匾：林风眠故居。我原以为这里能有一本介绍故居的小册子，还有有关林风眠的生平介绍，或者还有林风眠的画册，以及有关林风眠的纪念物——这一切对我这样一个朝拜者来说，都是需要的。然而不幸的是什么也没有。讲解员小姐年轻和蔼，但她无法回答我想要的有关故居的祥细材料，只好热心地建议我到她的上级单位园文局去查。我在一楼和二楼参观了一下，故居的实物还有一些，但那已经很少很少了。想象三四十年代时，就在这幢院落里，你可以看到戴着贝雷帽的清瘦的林风眠和他的学生们的身影，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的音乐不停地在院中回旋。室内的墙上挂着林风眠视为理智和感情最为平衡的《蒙娜丽莎》画。林风眠活动的房间很大，卧室，画室和会客厅三位一体，我能看到他设计的书柜。根据记载，院落里还种着法国梧桐，梅树，桂树，竹林，蔷薇，紫藤，鸡瓜漆，凌霄和鸡冠花。如今放眼望去，园中虽然没有那么多花，但杜鹃花依然开得正好。
五一期间，杭州公园爆满，林凤眠故居的门前，人如过江之鲫，问讲解员小姐，这几天来林风眠故居的人多不多，答说没什么人。我想也是，门口连块牌子都没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大师依然寂寞啊。然而对他来说，宁静，却可能是最好归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