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这部作品里曾经这样分析她和查托的关系：
我和查托共同生活的开始，就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的结合。我是一个美国劳动妇女，不正常的商业文明的产儿。他是一个印度望族的子弟，具有玄奥、高雅的婆罗门思想，再加上英国的古典正统教育。虽然他恨英国的一切，但更鄙视以金钱衡量一切事物的美国资本主义。他的思想是现代的，但他的感情却深深扎根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中。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爱情在这种冲突面前也变得无能为力。他们都陷于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无力自拔。他们有共同的革命理想，愿意以共同的事业而不是以生儿育女作为家庭生活的基础，贫困的生活和险恶的环境都不能磨灭他们的爱情的光彩；但是归根结底查托仍然要按照东方传统的家庭观和妇女观的准则去衡量史沫特莱，要求她像传统的东方妇女一样具有驯顺、贞洁的品质，而这正是史沫特莱所不具备的。他不能容忍他的妻子在跟他结合以前跟别的男人有过性关系，至于他自己结过两次婚，也有过情人，按照东方传统观念，这是不需要计较的。印度民族主义团体中的成员都是男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查托的观点完全一致。于是就有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些流言蜚语，说史沫特莱在纽约时男朋友众多，难免跟其中某些人上过床。查托很生气，就用“别的男人不要的剩余物资”这样的话来侮辱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反唇相讥：你不也是别的女人不要的剩余物资吗？况且查托和他那位爱尔兰妻子并没有正式离婚。后来史沫特莱在上海知道了“姨太太”这个词，回想起和查托在一起的生活，自嘲说，当时我不过是充当了一个“姨太太”的角色。
查托认为，公开向他的家庭和上层社会的朋友承认有这样的一位妻子是一种耻辱，有损他的家族荣誉和他自己作为印度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尊严。有一次，几位著名的印度人士来到柏林，查托约好了去会见他们。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史沫特莱和几位美国朋友约好了到剧院去看演出。史沫特莱感到很抱歉，征得查托的同意后，史沫特莱就到歌剧院去了。当戏的第一场演了一半时，史沫特莱感到坐不安稳，总觉得她应该陪同丈夫去会见客人。她走出了歌剧院，匆忙赶到查托和朋友会见的旅馆，愉快地微笑着出现在查托面前，哪里料到她的到来使查托万分尴尬。他恼火地一下子把她拖出门外，说：
“你瞧，你干吗到这里来？难道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使我的地位不堪设想？我不能把你介绍给那些人——他们都认识我的家族，我怎么能够把你介绍给他们呢？”
史沫特莱听了目瞪口呆，大为震惊，问道：
“你的家族？那你究竟为什么不能把我介绍给那些认识你的家族的人呢？”
“啊，这是办不到的，你一定得马上离开这里！”
史沫特莱回头一看，见到所有这些印度人都惊讶地望着她，似乎把她当作一个下流女人。
史沫特莱在夜晚的柏林街头徘徊了几个小时，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悲伤。
在所有旅居欧洲的印度人眼里，查托是一位才华出众很有威望的长者，家里经常人来人往，流亡欧洲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往往是一下了火车就直接投奔查托而来，有些还是很年轻的学生。史沫特莱触动了母性心肠，对他们充满了同情，不遗余力地照料他们的吃住。但长此以往，经济上和体力上都不胜重负，她外出授课和做家庭教师的收入已经不敷支出，她不得不到处借钱，最后到了债台高筑的地步，只好挤出时间写点东西挣钱。三年来，她就是这样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
但是尽管这样，她还要承担一切家务：做饭、洗碗碟、擦地板、洗衣服、熨衣服，一声不响地为丈夫和到家里来的一切印度人做着这一切。按照印度的风俗，吃饭时必须让男人先吃饱，女人只能吃男人剩下的饭菜。他们夫妻俩吃饭时是不是按这种风俗办，不得而知，不过每到开饭的时候，总会有两三个突然来到的客人，那么史沫特莱就只好日复一日地牺牲自己的那份食物。而这些印度客人并非全是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同志，有不少只是来做生意的，查托一视同仁地款待他们。这种封建的生活方式终于激起了史沫特莱的愤怒，她在给她的朋友、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的信中写道：
我把一生献给了印度，但我却不得不为商人做饭，而且我还得坐在旁边听他们高谈阔论，说什么欧洲的女人全是娼妓。而且，从清早到深夜我得应门铃，接电话，那是催我丈夫还钱的人打来的电话——我丈夫从未借过这些钱，是别的印度人借的，可是他同意代他们还债，因为他说，这与印度的荣誉有关。事实上一笔一笔的债都得由我去还清。该死的印度荣誉！
史沫特莱终于经受不住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重负，她病倒了，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晚上她整夜整夜地失眠，得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白天整天情绪沮丧，目光呆滞，似乎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为了挽救自己，她决定离开查托，即使只离开一段时间也好。1923年夏天，她得到女友莉拉·辛格的帮助，到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去住了两个月。到了9月，史沫特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基本恢复了正常，她回到了柏林。
史沫特莱的出走使查托害怕了，他怕她会离开他。她一回来，他就把她紧紧地缠着不放，说没有她他就无法生活，无法继续从事印度独立的工作。史沫特莱说不知道自己还爱不爱他，但事实上查托还是占据着她的心，她想用时间来医治内心的创伤。查托向她发誓，放弃要求她服从东方习俗的权力，恳求史沫特莱重新跟他生活在一起。她虽然明知道跟他在一起将会很痛苦，但还是答应了他的恳求。
史沫特莱决定继续留在柏林是因为她打算申请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她向往学习，想使自己真正地登上文化的巅峰，这个心愿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申请没有获得准许，因为她无法提供在美国学校念书的成绩单。她写信回纽约，请朋友们帮助她弄到成绩单寄来。她和查托说好，如果明年春天进不了柏林大学，她就要回美国去。她已经31岁了，但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知的、没有教养的、不成熟的动物”，她迫切地希望有机会继续学习。
她和查托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家，过的还是原来那样的日子。史沫特莱的情绪又抑郁起来，健康情况又开始每况愈下，终于又完全病倒了。她的病情一天天地发展，已经严重到出现神经性发作的症状。当病发作的时候，她丧失了对自己身心的控制能力，她浑身哆嗦，跌倒在地。她整夜失眠，服用的安眠药剂量越来越大，药性越来越烈。但只要身体稍微可以支持，她仍然坚持写作。史沫特莱自身婚姻的不幸遭遇使她对妇女问题产生了更加激进的看法。她认为，妇女虽然在自然属性，例如体力方面不能取代男性，但在社会属性方面，妇女不应该是低能的。是男性扭曲了自然的面貌，使妇女一直被迫处于与她的天性不协调的地位上；但她又不得不安于这种地位，因为惟有这样才能满足男人的虚荣心。
她在给弗洛伦斯·伦农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妇女就不该成长起来，发展与她的天性相适应的一切才能，至于发挥什么样的才能，那是无所谓的……我不愿意接受人们现在对妇女地位或男人地位所提出的社会准则，因为我不认为今天的社会对男人或女人或阶级的看法是合理的、正常的。在性别上有差别的自然面前我低头承认，但是在建筑于统治阶级妄想掌权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面前，我决不低头。这个制度从家庭与学校开始，错用了生命的源泉。在这种制度下，成千的妇女受到挫折，被迫哑口无言，她们的才智从来得不到发展；但是假设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她们的天性会促使她们充分地发展她们的聪明才智。
……我确实恨的是男人，尤其是那种男人，认为一个女人必须有一群孩子围着她的裙子转，否则这个女人就该永远永远受到诅咒……今天太多的妇女只是无目的地生孩子。我的思维方式认为生孩子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只有当你明确了生命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你要产生一条新生命以后，你才能生孩子……
史沫特莱对婚姻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认为当婚姻约束了妇女的社会属性，并且使她们的自然属性也遭到扭曲的时候，这种婚姻是毫无意义的。她相信人类将来的发展一定会导致妇女自身的完善，使她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充分发挥。她把这些观点写成论文发表，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的。
德国的朋友们劝史沫特莱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给她介绍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是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内夫的中年女医生，弗洛依德学说的正统派。纽约的朋友们也纷纷寄钱，资助她的治疗。而查托却把精神分析嘲笑为传教士的说教和巫术迷信。史沫特莱觉得已经走投无路，就在1923年底开始接受内夫医生的分析治疗。
内夫医生每周两次与史沫特莱作长时间的谈话，从她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追溯她心理性格的形成和思维方式的发展，分析生活环境的影响如何使她产生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病态，帮助她寻找造成疾病的心理根源。当然同时也配合一定的药物治疗。这一切都是根据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治疗程序进行的，目的是帮助病人恢复自我肯定，重新树立起自己的正面形象。史沫特莱在内夫医生的帮助下逐渐恢复了心理健康，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
朋友们都来帮助史沫特莱。埃玛·戈德曼为她搞到了一张请柬，邀请她在1924年2月份到柏林大学英语系作一次演讲，内容是关于甘地的思想。查托反对她去演讲，他骂史沫特莱是个白痴，居然想登上大学讲坛。实际上他反对的倒不是演讲这件事本身，而是这次演讲的内容。因为她讲的是印度，他不能容忍不是出自他本人的任何关于印度的言论。内夫医生出面保护史沫特莱，她去找查托谈了两个小时，跟他说，如果他真想史沫特莱康复，就不要横加干涉，因为参加社会活动有利于她的健康。
演讲很成功。她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学生们注视着她。贪婪地听取她讲的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她面对所有的听众，丝毫没有畏缩情绪，跟当年年轻的史沫特莱站在汽车挡泥板上向工人群众宣传反战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查托也去听了她的演讲，尽管他吹毛求疵，还是不得不承认她讲得好。
史沫特莱与查托在一起感到情绪压抑，心情紧张，他们的婚姻生活已经到了难以挽救的地步。史沫特莱心里想：为了他的祖国，为了他的事业，我可以去死，但和他在一起生活是再也不可能了。她决定第二次逃离查托，独自搬到一个朋友家，住在女仆的房间里，那是一个只能摆下一张床和一把椅子的窄小的房间。查托追寻而至，恳求史沫特莱回家，继续留在他身边。由于疲劳和激动，查托说着说着竟晕了过去。史沫特莱的心又软了下来，充满了对他的怜爱。史沫特莱把他送回家。查托病了两个星期，史沫特莱日日夜夜守在他的床前，他们又在一起过起日子来。
1925年夏天，史沫特莱在一位女友的陪同下，离开柏林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史沫特莱再次出走，又把查托急坏了，他到处求助，希望把史沫特莱找回来。在史沫特莱感情生活一波三折的这段日子里，有一位年轻的印度大学生巴卡尔热烈地崇拜她，疯狂地追求她。他比史沫特莱小八岁，史沫特莱称他为“我的儿子”。现在查托找到了巴卡尔，请他帮忙把史沫特莱找回来。巴卡尔照办了，但史沫特莱不答应再与查托见面。
一个多月以后，史沫特莱接受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的邀请来到丹麦的一个名叫楚尔的孤独的小岛上，打算在这里继续完成她的第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史沫特莱在给玛格丽特·桑格的信中谈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构想：
这部书将以我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我打算把它写成一部坦率而真实的纪实小说。这部书将会使我失去许多朋友，因为当他们读了这本书后，会以有我这样的友人而感到羞耻……我有必要以最大胆的方式来写这部书，因为我的健康是靠不住的，加上我的心灵受过很大的摧残，以致我从来不知道我究竟能做些什么……我的这部书的书名是《流浪者》或《一个流浪者》，我自己还不知道呢……我对这部书的成功几乎是有把握的，……卡琳说这部书将会是一部了不起的畅销书。
史沫特莱的这部纪实性自传体小说最后定名为《大地的女儿》，在1929年出版。
关于查托，史沫特莱后来写信给埃玛·戈德曼说：
我心里充满着怜悯。如果我愿意回去跟他一起生活，或者甚至只是告诉他我打算这样做，我就能抹掉他的这副可怜相，使他恢复精力。但是我做不到……我知道如果回到他身边，在一个月之内，我会把自己杀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