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史沫特莱在长江边上见到三个重伤员，一个躺在地上，头部草草地裹着绷带，绷带上沁出血迹，已经昏迷不醒，另外两个是腿上扎着绷带，拄着双拐，艰难地站着。史沫特莱不由得心里发痛，上前问道：
“你们需要帮助吗？”
“我们是在向日军发动的一次进攻中受伤的，这个弟兄的伤口已经化脓。我们要找医院。”
“前线没有医疗队吗？”
“没有，啥也没有，我们一挂彩，就撤下来了。”
史沫特莱马上叫来三辆黄包车，一个轻伤员扶着昏迷的重伤员共乘一辆，自己和另一位伤员各乘一辆，把伤兵送到医院去。她掏出钱来，要付车费，车夫无论如何也不肯收，拉上车掉头就跑了。这件事在汉口的车夫中一传十，十传百，都被这个他们不认识的蓝眼睛的外国女人的行为感动了。没几天，就有一大批黄包车夫自愿无偿运送伤兵。
过了几天，史沫特莱到医院去看那三个伤兵。那个昏迷不醒的重伤员已经死了。
“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什么吗？”史沫特莱辛酸地问道。
“他姓吴，他一直昏迷不醒。”那个腿上受伤的老兵说，“先生，您救了我们，您真好，您贵姓？”
“我们会再见面的，”史沫特莱说，“祝你们早日康复。”
史沫特莱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部，找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大夫。林大夫是一位有才干的医学专家，他出生于新加坡，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曾在苏格兰上中学，说一口苏格兰口音的流利英语。史沫特莱向林大夫介绍了八路军急需医药供应的情况，提出为八路军募捐改善医药供应的要求，林大夫非常同情。史沫特莱考虑到全国抗日军队同样需要医疗援助，她建议将受过教育和经过一定业务训练的青年招募到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林大夫表示同意。接着，在中国学生救国会召集的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团体的联席会议上，史沫特莱号召青年们踊跃参加中国红十字医疗队，到军队中去做救护工作。她说：“这不仅仅是人道的问题，救护员增多可以提高士兵的勇气，增强士兵的斗志。而且知识青年到了军队，还可以增进士兵的知识。”她的动员得到了广大爱国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大家纷纷报名参加红十字会医疗队。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到了皖南新四军中，成为新四军战地救护的核心力量。
林可胜大夫为前线的医疗救护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直到史沫特莱离开汉口以后，林大夫仍然继续致力于改善军队医疗供应的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43年前后，他建立了一个医疗供应系统，在战地分设了100多个医疗单位，拥有200多辆救护车。在汉口他创办了一个医疗服务培训学校，后来转移到贵阳，在战地保存了五个分校，训练了1. 3万多名医务人员。
史沫特莱为了争取国际力量对中国抗日的支援，与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取得了联系。过去，史沫特莱在纽约和柏林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英国大使馆曾给史沫特莱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现在不同了，史沫特莱具有了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特殊身份，西方外交家都愿意跟她往来，利用她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中介人。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是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外交家，他对史沫特莱提出的募捐要求很感兴趣，愿意帮忙。没过多久，他们就成了好朋友。克拉克·克尔一直是史沫特莱的事业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史沫特莱后来回到美国以后，他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史沫特莱在汉口住了十个月，她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宣传八路军的英勇事迹以及整个中国抗日军队所处的困境。她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上。这一系列报道，充分表现了这位记者和作家的勇气和才华。她的战地报道的质量赢得了国际的承认。1938年夏天，她正式被聘为《曼彻斯特卫报》的驻外记者。同时，她的新著《中国在反击》也即将出版。
史沫特莱的作品所反映的中国抗日军队的英勇奋战和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引起了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关注。在美国，成立了以罗斯福总统的母亲萨拉·罗斯福为名誉会长的中国救援委员会，她通过宋庆龄把医疗用品送到八路军和游击队手中。
史沫特莱在汉口住在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教堂里，这里是当时汉口进步力量代表人物的聚会场所，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共产党人和许多中外进步人士，都来过这里。鲁茨主教和他的女儿弗兰西丝给史沫特莱安排了一个宽敞明亮而又安静的房间，让她静心写作。可是史沫特莱心里牵挂着缺医少药的前线士兵，怎么也坐不安稳；想起风陵渡上和汉口街头那一幕幕凄惨的景象，她常常禁不住流下眼泪。弗兰西丝对她说：汉口有钱的人很多，我们可以举行一个晚会，请他们给前方将士捐款。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由鲁茨主教出面，请来了许多中外朋友。弗兰西丝弹奏了几首欢快的美国乐曲，客人们即兴表演，史沫特莱以激昂嘹亮的嗓音，唱了一首《最后关头》。接着，她向大家讲述了八路军和中国抗日将士的英勇斗争，请大家捐助，朋友们纷纷解囊。几天以后，史沫特莱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把10300元捐款，交到当时正在汉口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手中。以后，又给各条战线的抗日士兵送去1000双手套、线袜和布鞋，还有1万元和300磅药品。
史沫特莱的募捐是成功的，她简直是无所畏惧，甚至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和行政院长孔祥熙都被她征服了。
在一次午餐会上，史沫特莱见到了宋子文。她单刀直入，问财政部长是否了解中国士兵的医疗救助实况，然后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中国士兵只能从饷金中得到极少的医药补助费；而在国民党的军队里，这点微薄的补助费还经常被长官们私吞。红十字委员们所得到的国外捐赠，又必须遵循国际捐赠者提出的条件，只救助难民，不向战斗者提供医药救护，中国士兵无法从中得到一点好处。前方士兵每分钟都在流血、死亡，忍受着伤痛的折磨。这一切，财政部长不会不知道。
史沫特莱侃侃而谈，毫无顾忌。宋子文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从来没有人敢于冲着他直言不讳。现在，他始而吃惊，继而羞愧，一个外国人如此热衷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唤醒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未泯的良知，他捐出了一个大数目：法币1万元。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邀请她的老同学孔祥熙共进晚餐。史沫特莱出席作陪。她大胆地向孔祥熙募捐，大获成功。斯特朗在她编写的史沫特莱的传记中有一段生动的叙述：
在一次精致的宴会和泛泛的谈话中，史沫特莱突然打断了孔博士的话，要求他为在他的家乡山西同日本人作战的农民游击队捐一大笔款。安娜·路易斯窘得僵住了，她知道正像史沫特莱知道的一样，孔是共产党人的死敌。不出斯特朗所料，孔勃然大怒，他不允许为共产党八路军募捐。他说，他们应该满足于正规的军饷，不应要求额外的捐助。三个人都知道，孔的回答是不公平的，八路军的人数已是蒋介石支付军饷人数的两倍。史沫特莱不想引起争论，她辩解说，孔博士，我不是为八路军要求什么，他们当然对军饷是满意的。孔博士，我现在是为正在为保卫你的财产同日本人作战的山西农民游击队求援。史沫特莱拿着一张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离开了宴会。斯特朗深感她与她的同住者（斯特朗也曾住在鲁茨主教的教堂里）之间的差异。她明白自己自幼受到的中产阶级的良好教育永远不会让她敢于提出这类要求。但史沫特莱是从来不承认不可能的。
斯特朗对史沫特莱的评价是中肯的，她确实不承认不可能，因为对她来说，中国的伤兵，饥饿的农民，过度劳累的苦力，都使她想起自己的苦难的父母兄弟。他们的苦难折磨着她，使她的心不能平静，她要用自己永不停息的奔波操劳去减轻他们的痛苦。所以，在汉口这几个月，她总是全身心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有时为了某件事办糟了而苦恼得不能自拔；一旦成功，又突然恢复活力，像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房间里蹦蹦跳跳，唱着家乡的牛仔民歌：“那勇敢的小伙子把秋千荡，他飞在空中真漂亮……”
在汉口期间，史沫特莱定期从汉口坐救护车到长沙去，把救护车和医疗器械送到长沙。风尘仆仆，非常劳累，但还要在长沙进行募捐活动。当时给她当翻译的刘良模，在1950年写的《史沫特莱，中国人民之友》一书中回忆了她在长沙出席一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的情况：
史沫特莱先是用平静的语调讲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情况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然后她热情澎湃，提高了嗓音，整个身体的姿势都改变了，她陈述了中国伤兵的困境和他们的紧急需求。最后她精疲力尽，突然坐了下来。会场里长时间鸦雀无声，之后人群骚动起来，大家开始踊跃捐款，募集到很大的一笔款子。这是长沙最成功的一次募捐。
1938年10月，印度医疗队到达汉口，史沫特莱负责迎接他们，设法把他们送到延安。那时候朱德已经回到延安。朱德亲切地迎接了印度朋友，为他们在王家峪安排了住处。
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五位印度医生都在自己的姓氏中加了一个“华”字。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他们对抗日根据地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他们想，印度和中国是两个命运相同的国家，可是为什么民族解放斗争的方式却不相同呢？他们问朱德。朱德笑了说，我们最初也走过弯路，是敌人的凶残和人民的鲜血使我们觉醒了，我们才搞起了武装斗争，用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我们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认识了革命的前途，掌握了革命斗争的方法，才有了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列主义，他们的智慧和勇敢就无法估量。
印度朋友深受感动，他们立即奔赴战场，和八路军一起出生入死，进行战地救护工作。柯棣华大夫在华北前线工作了五年，和一位中国女同志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1942年12月9日不幸牺牲。柯棣华大夫跟白求恩大夫一样，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1937年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宣言时，他在印度孟买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他毅然放弃了进入英国皇家医学会的考试，申请到中国服务，最后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延安各界举行的柯棣华大夫追悼会上，朱德同志宣读了祭文。朱德同志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柯棣华大夫》的文章。柯棣华大夫安葬在河北唐县，墓碑上是朱德的题词：“生长在恒河之滨，战斗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中印两大民族。”
印度医疗队的来华，是史沫特莱为中国抗日斗争作的一大贡献。她用自己的心血和操劳，把她所热爱的这两个大民族的解放斗争联系到了一起。
当时汉口的文化生活很活跃，著名作家老舍、史沫特莱在上海就认识的茅盾、诗人和学者郭沫若都在这里，年轻的周立波和卡尔逊一起从战区回来了。史沫特莱为汉口新出版的杂志写文章，跟中国作家一起聚会、交谈。史沫特莱对当时的中国革命文学所提出的见解是很精辟的。在《中国在反击》中，她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的真正的故事只能由中国工人和农民自己来讲述，但是今天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的同伴（指青年作家周立波和徐铨）是中国人，但我不相信他们能写出中国人民斗争的真实故事。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我一样，也远离人民大众的生活，他们中的徐铨首先对“风格”感兴趣。当你询问他某本书时，他首先告诉你的是这本书的风格，然后你才能从那里探出这本书的一些内容。立波感兴趣的是内容，这是真的。但他现在过的生活太艰苦了，常常太疲倦了，不能利用他的经验。我想，今后这样的生活将使他变得更加坚强。
1938年10月中旬，史沫特莱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撤退到长沙。离开汉口前夕，周恩来同志在珞珈山上的寓所里会见了她。
时值深秋，满山火红的枫叶和苍松翠柏，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中国有句名言，‘疾风知劲草’。您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惟其如此，我们永远难以忘记。”
10月27日，汉口沦陷后的第三天上午，史沫特莱匆匆赶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询问周恩来的消息。办事处的同志说，周恩来同志是坚持到汉口沦陷的前一天才离开的。同时告诉她，新四军已经在皖南敌后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史沫特莱准备运送一批医药和医疗设备到那里去。办事处的同志同她一起就行动的路线和联系的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安排。
10月29日，一辆载运药品的救护车驶出长沙，史沫特莱就坐在这辆车上到达皖南新四军根据地。从此，她在那里一边参加战地医疗工作，一边向世界报道新四军的战斗情况，直至1939年11月。
在汉口的十个月里，史沫特莱确实像朱德所预言的那样，作为一个非党的记者和作家，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她回忆这段日子，感到过得非常满意。她写道：
汉口的日子在我心里是罕有的，不寻常的。我迷恋汉口的魔力。我在中国这十年的生涯中，它是个美好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反复思考：我是回到西方世界去，还是留在这里？恐怕我是必须留在中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