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意日成了战败国，英国和法国也元气大伤。只有美国是发了战争财的。据统计，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以1929年为100，1946年，美国为153%，英国为118%，法国为63%，意大利为72%，西德为35%，日本为51%。苏联的国民经济虽然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但在战后的1946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达到466%，与1929年相比，增加四倍以上。在政治上，美苏两大阵营更加壁垒分明。因此，中国倒向哪一边，当然成了美国朝野所共同关心的大事。战后的中国，究竟应该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的半殖民地，一个美国的附庸？这是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史沫特莱在新闻出版界的众多老朋友，在这个问题面前也迅速分化成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
这种分化的产生，应该回溯到1944年10月，也就是罗斯福总统把中、印、缅战场统帅约瑟夫·W·史迪威召回美国的时候。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紧接着又入侵英、美、荷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美、英随即正式对日宣战。1942年1月，史迪威将军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派遣来到中国，担任中国和东南亚战区的陆军司令官，兼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率领国民党军队进入缅甸作战。国民党军队纪律松懈，使战争屡遭失败。史迪威说：“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是好的，连排长还可以，营长就差了，师长团长没有一个好人。”而对蒋总司令本人，史迪威的评价是：“我不想和一个卑劣的小人一起打仗！”相反，在敌后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数并不多，装备也并不精良，却抵御了大量日军的猖狂进攻，在阻止日军南下的战斗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这是史迪威来华指挥作战两年多以来所看到的铁的事实。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改造国民党军队的建议，蒋介石不支持；紧急要求蒋介石把他用于封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20万精兵调到西南前线打日本，蒋介石又断然拒绝。史迪威对蒋介石提出调兵的要求，是有他不得不提的理由的，因为自从1942年以来，陈纳德的“飞虎队”一直在桂林一带作战，到了1943年9月，日本人已经威胁着陈纳德在桂林的主要空军基地。蒋介石拒绝增援，史迪威只好下令摧毁基地然后撤退。
1944年7月，在史迪威的要求下，美国派遣了以戴维·D·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美国观察组到延安，朱德总司令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派人领着他们到各处参观访问。史迪威听了观察组的汇报，大受鼓舞。和罗斯福总统通电话时，他提出两点要求：美国应该考虑不支持蒋介石而让另一个人来作中国战区总司令；美国必须平等地对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他才能有效地指挥整个战区作战。史迪威过于明显的倾向性使蒋介石万分恼火。9月28日，他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召回史迪威，否则他就要辞去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职务，连中国政府首脑也不当了。
罗斯福总统为了顾全大局，终于决定召回史迪威，另派大使级政府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到蒋介石那里去。赫尔利在思想上是同情蒋介石政府的，相信他能够较好地与蒋介石合作。罗斯福这样做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那一年正是总统选举年，他不想让共和党人以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问题上动摇作借口攻击他。他也关注到另一种可能性，蒋政府如果垮台，中国的力量将会由于内战而消耗殆尽，战后会出现权力的真空。他仍然希望一个强大、团结的中国在远东保持战后稳定的局面，他要中国在下一年将要在旧金山成立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起一个大国的作用。因此，罗斯福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倔强的乔”（史迪威的名字约瑟夫的昵称）召回美国。
史迪威离开中国之前，给在延安的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信。他写道：“由于我已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的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合作表示深深的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更大的胜利……”
史迪威回国后，即被撤去战区司令官的职务，但他仍然是一个军人，对自己在中国战区的所见所闻不得不保持沉默，为此他深感抑郁，可以谈心里话的朋友只有在中国时认识的史沫特莱。史迪威到雅都山庄去探望史沫特莱，他们谈了很久，关于中国，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史沫特莱后来写了关于史迪威的文章，但刊物都拒绝发表。史迪威对史沫特莱说，他决定在1946年11月辞职，写一本关于中国形势的书。可是这个时间还没有来到，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在加利福尼亚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美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三星上将。
关于史迪威被撤职，美国各界的争论非常热烈，传播媒介在这场争论中也明显地分化了。保守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镜报》赞扬罗斯福的决定。激进的《纽约时报》、《新共和》和《下午报》则公开谴责这个决定。最有趣的是《时代》杂志的反应，这个刊物在11月13日头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引用了该报重庆记者站负责人白修德的来电，是批评蒋介石，支持史迪威的；但同一篇文章的中部语气突然转变，变成赞扬蒋介石，欢迎史迪威被撤职的决定了。《时代》杂志的出版者亨利·卢斯是蒋介石的热心支持者，国际新闻主编惠特克·钱伯斯和亨利·卢斯的观点是一致的。最后，白修德被迫辞职了。
大战结束前夕，在美国，冷战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德国一投降，苏联就开始被看作新的敌人，而中国共产党则被认为是苏联的傀儡。于是在美国就有那么一些人鼓吹支持蒋介石政府，使它成为共产主义在亚洲传播的强大阻力。史沫特莱的一些原来支持中国抗日的老朋友，也纷纷站到了支持蒋介石的一边，这使她感到很伤心。她在汉口时的女友、记者弗雷达·厄特利和项美丽都转向了反共立场。项美丽是宋子文的好友，又是宋美龄的传记的作者。在汉口的时候，她是一个行为出格、引人注目的漂亮女人，她的标志是一只宠物猴子，每逢外出，猴子都蹲在她的肩上。据她自己说，这是为了让她不喜欢的男人不敢走近她。她在1944年春出版的一本书《我看中国》中歪曲史沫特莱的观点，说她在传播一种误解，似乎“中国的游击队是中国惟一在打仗的士兵”。弗雷达·厄特利也在她写的书中发表了尖锐的反共言论。
最使史沫特莱感到意外的是J·B·鲍威尔。他在香港时曾陷于日本人手中，受尽酷刑折磨，成了残废，回到纽约后得到史沫特莱无微不至的照料，原来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进步新闻工作者，现在也成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急先锋。他在与别人合写的一篇文章中声称国民党“享有各地极广泛的大多数中国人的衷心拥护”，并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全是“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行事的”。鲍威尔的背叛，使史沫特莱感到自己是被出卖了。她写信给艾诺·泰勒说：
好了，芝加哥大学的圆桌会议散了。但是鲍威尔和我之间真正的斗争是在广播的前一个晚上和早晨。他现在好像有个强大的法西斯组织在资助他，我怀疑是全国制造业协会。他在商会和商业界人士俱乐部里演说，反对苏联，反对所有反对中国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人们。他们好像已经很有办法去怂恿他了，所以他现在是以一个野蛮的反动家伙的姿态出现，鼓动对苏联开战，除非苏联向美国的金融资本家弯腰下跪。
前一个晚上我们和三位芝加哥大学的人员讨论了四个小时之久，鲍威尔和我发生了冲突。他指责我说，新四军杀害了两名美国传教士，以“庆祝苏联的一个全国性节日”，而且史沫特莱是在场的，并且参与了杀害。你知道，我吃惊得脑子发麻，就别说开口讲话了。麦克纳尔教授对付他，用事实使他缄口不言了。我最后问鲍威尔，他已经和我相识多年，是否真的相信这样的暴行故事。他说，他相信关于这件事，“你知道的比你愿意承认的要多”。然后我回答说：“就在你的上帝面前，而且以你的上帝的名义，你是在撒谎。”他沉默不语了。最后，麦克纳尔在地板上踱来踱去，说：“你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没有人知道鲍威尔为什么往反动方面摆动过去。以前他辞退过一名写文章恶毒攻击我的人，现在他自己恶毒地加罪于我了……由于鲍威尔的变化和他那恶意的中伤，我前天晚上整夜睡不着。总之，我们不再是朋友，而是敌人了。
这几位老朋友的政治立场向右转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史沫特莱感受到了一种孤军奋战的悲哀，她不由得怀疑他们是否接受了国民党的津贴而甘心为他们作政治宣传。
史沫特莱此时身在大洋彼岸，但时刻关注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倾注着无限的热情。她了解美国，了解国民党，更了解中国共产党，因此她对国际形势的观点是精辟的，表达的方式是勇敢而直言不讳的，这完全符合史沫特莱的性格。
对德战争结束以后，她看出在亚洲对日本还有一个艰苦的战斗过程，战场主要是在中国。在这场未结束的战争中，究竟谁是美国真正的同盟者？史沫特莱认为，正如不少进步的美国观察家所看到的那样，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更能有效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是美国在战争中最可靠的同盟者。毫无疑问，美国应该支持共产党，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是错误的。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把主要兵力用于封锁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把战争的失败归咎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国民党是美国靠不住的盟友。史沫特莱在1944年10月30日发表在《下午报》上的一篇题为《史迪威成为蒋的失败的替罪羊》的文章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尖锐地指出：“史迪威的撤职并非蒋的胜利，而是日本人的胜利。”
说到战后的中国，史沫特莱的论敌们有两个表面上有区别而本质上一致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极权主义，战后中国一旦共产党执政，就会成为一个威胁着美国的利益的极权主义国家；另一些人认为，共产党当权的中国将会成为苏联的傀儡，打破两大阵营力量的均势，造成对美国的威胁。因此这些人称赞1945年8月斯大林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认为这个条约将会“抽掉共产党的支柱”。
关于“极权主义”，史沫特莱在给一位编辑朋友的信中说：
那个政府不会像你的《时代》杂志文章所说的“极权”共产主义，因为那不是、从来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或目标。如果我们企图摧毁一个（共产党）政府，以便把中国变成像英国手中的希腊和意大利那样的傀儡政权的话，那么可能会带来几十年的苦难和流血，而我们最后却只能落得令人憎恨的帝国主义者的下场。
史沫特莱以“极权”问题为主题在芝加哥作了“中国的民主斗争”的演说。听众的反应热烈得出乎史沫特莱的意料之外。只有一个人提了含有敌意的问题，是一个穿着很讲究的大学生提出的。他提醒史沫特莱说，中共可能只是在鼓吹民主，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就是极权的。这是当时在美国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反动观点。史沫特莱问这个提问题的年轻人：
“你学过马克思主义吗？”
“没学过。”他说。
“我也没有，没学过很多，只懂得一点点。”史沫特莱说：“在这一点上，我是个美国人，恐怕是这样的，而这是个弱点。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是受马克思主义原理所启发的。我读了一点马克思和他的后人的著作，但没读透彻。可是从我所读到的，我知道人类社会是带有特定的、各国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色彩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扎根于他们国家的土壤里，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方法。他们确实是致力于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跟随苏联或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需要影响着他们所想、所做的，将来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为中国和美国的反动分子所迫，制造出一种极权主义的制度，那就不是他们的过错了……但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看，他们宁愿不要这样。他们相信说服的力量。他们甚至能够说服地主和他们自己一起朝着比较进步的政治形式前进。我亲眼看见他们在战争时期是这样做的。我常常比他们还要‘左’，因为我不能相信不用武力封建地主就会投降而解除加在农民身上的束缚。
“当我们美国人说我们怕极权主义，我心存怀疑。因为如果真的怕，我们就不会去支持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了……我们的政府支持着今天的国民党极权统治，而谈论着遥远的未来的中共的‘极权主义’，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史沫特莱讲完，热烈的掌声把屋子都震动了。
关于“苏联傀儡”，史沫特莱在为联合国1945—1946年冬摘编出版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各种不同见解”所写的文章里说，中共没有苏联的支持也会继续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指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为了避免另一场世界战争。保守的美国报刊宣称这条约“抽掉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柱”。人们可以问，是什么支柱？多年来莫斯科只承认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只和它打交道。中国共产党惟一能依靠的支柱就是中国人民，它代表着他们的利益。由于人民的需要并未改变，共产党和游击队部队也就不会因签订中苏条约而化为乌有。
史沫特莱在中国生活了12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过，也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生活过，她自信自己的观点是不带偏见的。她亲眼看到中国的穷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比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日子过得更好，她坚信会有一个崭新的民主的中国，那时候穷人会生活得更好，她也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她绝对不认为共产主义和民主是势不两立的。她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一位土生土长的、领导着一个民族的解放运动的共产党会对苏联保持独立，决不会成为任何势力的傀儡。史沫特莱很赞成“民族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力量的顶峰。她旗帜鲜明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支持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