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19日，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天昏地暗，警察闯进了史沫特莱的住所。因为他们认为，此地已经成为处境危险的印度人的联络站和避难所，还可能藏有秘密信件和名单。军事情报官和司法部的人毫不理会史沫特莱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强烈抗议，把她的住所翻得乱七八糟，接着就把她带去审讯。便衣警察在她的公寓附近监视了两天以后，抓到了从旧金山回来的高斯。
史沫特莱被单独囚禁起来，经常提出去受审讯。很明显，官方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记载着卡达尔党人秘密通信名单和黑色的笔记本，而这个笔记本正是由史沫特莱保管着。
史沫特莱后来在《大地的女儿》中记下了当时的过程和感受：
里面的一扇门终于打开了，经过室内走廊我被领到一间长长的房间里去。
我说了姓名，父母何人，国籍。不，我不是德国出生的，我父母也不是。十分，十分肯定。我父亲有印第安人血统，我母亲也是老美国了。从印度来的印度人？不是，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别的人进来了，带着我房间里的一切东西——我的书，衣服甚至脏衣服。我看着他们，一言不发。他们把书摞起来，成了一小堆——我恐惧地发现其中有我那黑色笔记本。
我瞥了这房间一眼——一个吃得很肥的男人，角落里的英国人，薄嘴唇的审问者，然后看了看桌子上的黑色笔记本。我又坐下了。
“对了，慢慢来，然后谈谈。”其中一个人说。
我抬头看了看。“别麻烦我，我跟你们无话可说。”
“年轻的女士——这是战时，跟美国玩游戏是很危险的！”
“美国？我就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并不比你的那一部分来得少——比角落里那个英国口音的德国人多得多！”
“你要无礼，不会对你有好处！我知道你自以为了不起，保护那些跟你在一起出出进进的黄狗。”
“黄狗？”
“亚洲佬——你知道我的意思。”
“什么亚洲佬？”
“这里是你前几天写给高斯的一封信，告诉他怎么从这个国家逃出去。你知道他是犯了法的在逃犯！你作为公民的责任是报告警方，这个人在哪里？”
我注意角落里的英国人——我作为公民的责任，真是！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回答。
“你在说谎！我们可不想同一个德国间谍浪费时间！”
“你说谁是德国间谍？你说！你们才是肮脏的英国间谍！”
夜里，史沫特莱躺在冰冷的铁条床上发抖。天好像永远也不会亮起来，她的思绪集中到那本黑色的笔记本上：要是他们发现了笔记本的内容，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同志们就得认为是我出卖了他们！
史沫特莱被囚禁在曼哈顿的托姆斯监狱。一个个排成一行的极小的铁格子窗子就像一块块墓碑，整座监狱就像层层叠叠的坟场，阴森得叫人毛骨悚然。“托姆斯”这个词，就是“坟墓”的意思。
史沫特莱在牢房里和四位女难友朝夕相处，出狱以后，她根据自己在狱中的生活体验，创作了短篇写实小说《铁窗难友》，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四位女难友的形象。在史沫特莱笔下，监狱生活反映出人生百态，是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缩影。《铁窗难友》后来发表在美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召唤》上，被认为是史沫特莱最成功的文学作品之一。
四位同监女囚都是来自社会底层，奈丽为生活所迫沦为娼妓，她因为用榔头敲了一个男人的头而被关进监狱。审讯她的道貌岸然的法官正是她的一个“客户”，她当庭给了他一顿辛辣而幽默的揭发。法官判处她缴纳一笔罚款，奈丽执意要那位法官替她付钱。奈丽每天在监狱里嬉笑怒骂，什么话都敢说，“她把满腔怒火都化为诅咒的暴风雨，向着男女看守和典狱官劈头盖脸地泼去”。奈丽对史沫特莱说：“你是个好人，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方来？我觉得你是对的，我也曾是个好姑娘。”奈丽出狱的时候，没有人来接她，她破旧的皮鞋在水泥过道上咯咯地响着，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再次向黑暗险恶的社会走去。
梅是一个48岁的妇女，为了一个心爱的男人，成为职业的伪造文书的罪犯。她年轻时当过演员，后来年纪大了，只好到工厂去做工。史沫特莱问她：“你为什么不留在工厂里干下去？”她回答：“你到工厂去干一阵子就会明白了。”除了伪造文书她什么也干不了，难道上街去拉客？她老练地告诉史沫特莱，监狱方面一定会在她这种政治犯身边安排一个暗探，以便从她嘴里套取情报。为了嘲笑史沫特莱的幼稚，她说，她本人可能就是暗探。梅是一个被罪恶的社会扭曲了善良本性的女人。
莫莉·斯泰纳是一位出生于乌克兰的俄罗斯少女，她因散发反对武装干涉俄国的传单而被判15年监禁的重刑。她出身于工人家庭，家里非常贫困。狱中的苦难生活没有磨灭她的意志，也不能动摇她的信仰。她在牢房的墙上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约翰·里德的照片，在石墙的上方，用红色的印刷体字母写了一条标语：“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莫莉在法庭上向检察官描绘她一直向往着的世界：“那将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下，不会发生一个集团统治其他任何集团的现象。人人都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依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各尽所能，而分享他需要的一份。他将有时间掌握知识和文化……而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将以人类的同胞情谊结成一个整体。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秩序，我已保证：奋斗终生。”检察官以嘲讽的口吻问道：“世界上有你所说的那种地方吗？”莫莉答道：“我相信那些代表俄国的人，是由工人而且完全是由工人选出来的。在布尔什维克的政府里，没有寄生虫的代表。”莫莉在狱中以自己不屈不挠的意志鼓舞了史沫特莱，直到几十年以后，史沫特莱还时时想起她。
第四位女难友凯蒂·马里昂的遭遇更富于戏剧性。她是一位职员，节制生育运动的死心塌地的支持者。有一天，一位叫布兰伯格的先生来到她的办公室，向她诉说贫穷和多子的烦恼，害怕再增加人口。凯蒂给了他一份节制生育的资料。这一下可就闯祸了，想不到此人是臭名昭著的所谓“风化维护协会”派来骗取凯蒂从事“有伤风化”的节育工作的“罪证”的。凯蒂被判监禁30天。在监狱里，凯蒂被罚洗地板，每天提着水桶在过道里来来往往，见到任何人，包括女看守和女囚徒，都用这样一句话打招呼：“为节制生育三呼万岁！”囚徒们也答道：“为节制生育三呼万岁！”离开监狱的时候，凯蒂说，她进来时不过是一颗火星，而现在出去时，已燃成了一簇熊熊的烈火。后来，她成了玛格丽特·桑格夫人倡导的节制生育运动的一员主要干将。
史沫特莱遭逢意外变故，无法支持弟弟萨姆上学，萨姆无可奈何，决定去当兵。在被派往欧洲战场时路过纽约，他来到托姆斯监狱，请求让他见姐姐一面。监狱官员一口拒绝，大声呵斥道：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个卖国贼，而你，一个为国家去打仗的战士，你绝对不可能见她！”
萨姆蹲在托姆斯监狱门口，悲伤地放声大哭，他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姐姐。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史沫特莱，她听了，两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用力地咬着嘴唇，仍然没有控制住眼泪。
《纽约时报》在史沫特莱被捕的第二天报道了这个消息：“昨天当局逮捕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小姐，得到了关于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一个叛乱阴谋的重要证据。”据报道，高斯是“主谋”。报道最后说：“希尔德警长向史沫特莱小姐建议，她要是揭露阴谋就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她拒绝了。她拒绝提供情报以换取宽大处理。”她的罪名是：试图煽动印度反英叛乱，以帮助英国和美国共同的敌人德国；还有一项罪名是违反了不许扩散节制生育知识的法令。鉴于列宁的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史沫特莱这个所谓“德国间谍”就有了保释出狱的可能，但要交纳保释金一万美元。
节育主义者玛格丽特·桑格赶来为史沫特莱辩护，惟一神教派牧师霍姆斯牵头为她募集保释金，史沫特莱离了婚的丈夫、她的终身好友厄恩斯特·布伦丁当时正在向埃莉诺求婚，也放下自己的事情去为史沫特莱奔走。1918年夏天，史沫特莱终于被保释出狱。
这时候的史沫特莱，用她自己在《大地的女儿》中的话说，是一个单纯的，渴望在正义的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年轻人。一个美国青年，却以印度民族解放斗争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怕艰难险阻，甚至不怕坐牢，这是多么感人的热情和勇气。多少年后，史沫特莱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依托，把一颗火热的心交给了中国人民，也正是她在为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诱发出来的自觉。因为她觉得，在血和泪中痛苦挣扎的亚洲人民是她的父母兄弟，也是她自己。
史沫特莱的坐牢使她在纽约的自由主义的左的社团里成为知名人物，也使她有了成为一名真正的新闻记者的机会。首先是玛格丽特·桑格聘请她负责《节育评论》的日常管理工作，然后又在社会党的机关报《号角》当上了一名新闻记者。为了当一个出色的记者，史沫特莱以着力揭露社会黑幕的厄普顿·辛克莱、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和以雄辩著称的政论家埃玛·戈德曼为榜样，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把笔杆子当作向强权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武器。
史沫特莱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渴望了解俄国革命的进程，她的一位朋友帮助她达到了这个目的，这位朋友就是著名的记者和漫画家罗伯特·迈勒。迈勒跟史沫特莱一样出身于中西部劳动阶级家庭，在纽约的记者群中，这种出身的人是很少的。罗伯特·迈勒自称无政府主义者。1919年初，他作为《号角》的特派记者进驻莫斯科，亲自去观察和评价俄国革命。几个月以后，罗伯特·迈勒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无政府主义立场有了转变，他开始赞成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为了对付外国的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颠覆阴谋，实行暴力专政是完全必要的。迈勒发回纽约的每一篇报道史沫特莱都认真研读，这些报道为史沫特莱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窗子。
可是这时候在美国，威尔逊总统在战时许下的种种诺言都成了泡影，国内通货膨胀，失业率急剧上升。1919年1月21日，发生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影响重大的西雅图船厂工人罢工，3. 5万名西雅图造船厂工人为争取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2月6日，当地工会组织了6万工人声援罢工，使经济生活陷于瘫痪。报道罢工的刊物被官方视为从事“非美”活动，进步记者受到迫害。史沫特莱非常愤慨，在给《号角》写文章时，她学会了列举证据，使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令人信服，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写文章总是把自己放进去，从不试图表现得“客观”和“中立”。这是史沫特莱新闻报道的一个大特点。20年代以后，新闻报道开始强调客观，强调只让事实说话的时候，史沫特莱仍然坚持这种带主观感情色彩的独特风格。
1919年1月，华盛顿州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一切战争时期被关押的印度人统统直接驱逐回印度。移民总局局长卡米纳塔否认驱逐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自欺欺人地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被驱逐是因为他们神经有毛病或者道德堕落”。史沫特莱和她的朋友们很清楚，把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驱逐回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迅速地发起了反击，史沫特莱组织了“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由支持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芝加哥大学英语教授罗伯特·洛维特任主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任秘书。他们为受到驱逐威胁的印度人组织辩护，争取美国知识分子和劳工团体的支持。当时即将被驱逐的移民集中在艾利斯岛，等待出境。史沫特莱扮作移民，来到岛上深入实地采访。以后她在《号角》上发表了一篇感情充沛的报道，指出印度人民在大战中为英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印度经常闹饥荒。她收集了大量的数字和事实，充分地阐述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力。由于史沫特莱和她的朋友们的努力，与史沫特莱同时被捕入狱的卡达尔党领导人塔拉克纳斯·达斯终于获得释放。1919年10月29日，在纽约十七大街三马路的阿莱尔餐厅，印度自由之友协会举行宴会，庆祝斗争的胜利。
也是在1919年，社会党内部发生了分化，它的左翼公开宣告世界正处在危机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分崩离析过程已经开始。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却声明它的信仰是用民主的、渐进的方式达到党在国内的目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宣布开除号召立即发动全国革命的左翼。9月间，被开除的左翼分成两派：一派是由约翰·里德、本杰明·吉特洛和威廉·B·劳埃德领导的共产主义劳工党；另一派是以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美国共产党。两个左翼派别都邀请史沫特莱参加，但她都拒绝了，她继续为《号角》工作。她欢迎俄国十月革命，她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更可能给贫苦的劳动阶级、妇女和少数民族提供均等的机会。她向往俄国革命，希望能有机会亲自到俄国去看一看。
1916年到1919年这三年，是史沫特莱在政治上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三年；这三年，她写了很多内容新颖、富有创见的文章，也是她在写作上技巧逐渐成熟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的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