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春，托尔斯泰感到困倦，浑身不适，经常咳嗽。他同两个哥哥一样，出现了肺病的症状。医生建议他到萨马拉去喝马奶酒治疗。他带了两个最喜欢的学生和一个仆人到萨马拉去了。
正当托尔斯泰在草原上安心疗养的时候，一片黑沉沉的乌云向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飘来。
1861年6月，俄国出现了革命团体“大俄罗斯人”印发的第一份印刷的传单。这个团体共印发了三次传单，要求无偿地分给农民土地，建立立宪政体，承认波兰独立。同年8月，米哈伊洛夫从伦敦运进来舍尔古诺夫编的在赫尔岑印刷厂印的传单《致年轻一代》，号召采取革命行动，剥夺地主土地。
同年9—10月，彼得堡和莫斯科闹学潮，大学被封闭，许多大学生被开除。
1862年2月1—3日，特维尔省贵族特别会议在给亚历山大二世的请愿书里声明：1）2月19日的法律是没有根据的，2）必须分给农民土地，3）特权阶层存在是没有根据的，4）政府没有能力满足社会需要，不可避免的惟一道路就是不分阶层的全体人民的代表大会。这个声明引起政府极大不安。
同年2月16日，在声明上签字的人全部被捕入狱，7月22日才出狱，被剥夺了担任公职和参加选举的权利。
社会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对托尔斯泰先进行警察监视后进行宪兵搜查。
1862年1月3日，派驻莫斯科省的宪兵上校沃耶伊科夫就向第三厅报告，说托尔斯泰在庄园里创办学校，在农民中间传播文化；以优厚待遇聘请一些被开除的大学生担任教师，其中有个姓索科洛夫的大学生曾因参加印刷和散发违法的反宗教的著作而受到监视；并有传闻，说托尔斯泰的教师们开会时有人发表演说，其中许多内容是“大俄罗斯人”的观点。
第三厅接到报告后就责成图拉省宪兵司令穆拉托夫查证核实。穆拉托夫1月16日报告说托尔斯泰伯爵开设的学校的确聘请了五个大学生和两个神学院学生做教师，并且列举了他们的姓名，至于托尔斯泰的学校里在教师集会时有人发表“蛊惑性”演说一事则“查无实据”。
托尔斯泰1862年1—2月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莫斯科警察分局局长什利亚赫金接到情报说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经常同大学生们接触”，大学生奥斯瓦尔德常到他那儿去，奥斯瓦尔德后来卷入散发“大俄罗斯人”传单一案。警察分局局长什利亚赫金知道托尔斯泰“经常写作”，便怀疑他是“大俄罗斯人”传单的编辑，于是就派暗探希波夫监视他，他离开莫斯科后就跟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监视。
2月，希波夫得到警察批准化名济明住在图拉；关于托尔斯泰，他向上司报告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但6月1日，穆拉托夫上校向第三厅厅长波塔波夫将军报告，说济明“在图拉终日酗酒，醉生梦死，常去下等旅馆”，并“随意乱说，泄露政府委派他监视托尔斯泰以及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人的行动。”
5月，希波夫听人说托尔斯泰到彼得堡去了，他便跟到彼得堡。在彼得堡没有找到托尔斯泰，便到第三厅打听托尔斯泰的住址。这时波塔波夫将军告诉他图拉首长控告他，他“要糟糕”。
托尔斯泰受到警察秘密监视一事，从第三厅传到了担任公主侍从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的耳朵里。6月14日，她往萨马拉给托尔斯泰写信，说她替他担心，不仅担心他的健康，而且还担心别的在信里不便说的事情，说无论如何今年秋天必须见面谈谈。
希波夫从彼得堡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被捕。
6月12日，第一次审问时，他说托尔斯泰聘用了来自各个大学、“没有任何证件”的20名大学生担任学校教师和乡公所录事。星期日这些大学生到托尔斯泰那里聚会，聚会的目的尚未弄清。希波夫并说，大斋的第四周“供印刷违禁品用的铅字、石印石板和工具以及几种油墨已从莫斯科运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因为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距离图拉太近，所有这些石印印板和工具都转移到托尔斯泰在库尔斯克的另一座庄园去了。8月份将在那里印刷。
翌日，即6月13日，希波夫补充说，“托尔斯泰庄园里有个人担任信使，常来往于通向哈尔科夫和莫斯科的大道上”。
6月21日，第三次审问时，希波夫又补充说托尔斯泰庄园里“常有老橡树镇的卖各种货的商人来，有时在他那儿过夜，甚至住一两天”。“除了上述的人，即使近邻和熟人，他也很少接待”。希波夫在结尾还异想天开地说：“托尔斯泰的书房和办公厅里设有密门和暗道，夜间总是戒备森严。”8月，“预定印刷纪念俄罗斯建国一千年宣言，宣言稿正在审阅，而且不知为什么寄到了国外，至于国外什么地方，我尚未查清”。
希波夫的供词报告了莫斯科总督图奇科夫（是他的下属进行审问的）。由于此事关系重大而且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图奇科夫便把希波夫及其供词转给了波塔波夫，波塔波夫则把希波夫的供词详细转告了宪兵司令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批准便决定对托尔斯泰的庄园进行搜查，并派宪兵上校杜尔诺沃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执行任务。
杜尔诺沃上校7月6日带人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搜查共进行了两天。所有的房间、地窖、马厩、托尔斯泰的书房都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把托尔斯泰的来往信件都读了，什么也没有搜到。
塔季扬娜表姑的侍女杜尼亚莎及时把托尔斯泰的一个装着禁书以及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照片的公文包偷着拿出来扔进水渠里。
托尔斯泰的妹妹玛丽亚当时住在这里，她及时打发一个教师到另一个村子去找教师布托维奇把赫尔岑的信藏了起来——这些信不是写给托尔斯泰的，是托尔斯泰从别人那里拿来看的。
搜查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又搜查了附近两个村子的学校，然后又到托尔斯泰已故哥哥的庄园尼科尔斯科耶进行了搜查。
结果什么违禁的东西也没有搜出来。
7月末，托尔斯泰从萨马拉回到莫斯科。知道了庄园被搜查之后，立即写信给他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倾吐了自己的愤懑心情。他在信里说：“您的一个什么朋友，肮脏的上校竟读了我的来往书信和日记，这些东西我本来是准备在临死前托付给那时对我最亲密的朋友的……我当时不在场，这是我和您这位朋友的万幸，否则我会杀死他的！……瞧，政府就是这么给自己制造朋友的。”
托尔斯泰在信的末尾愤怒地说：
“但愿能有什么地方避开这些把脸腮和双手用香皂洗得干干净净的殷勤微笑的强盗。真的，要是还能活很久的话，我要到修道院去——不是去祈祷上帝，我认为这没有必要，而是为了不看到这些堕落的傲慢的带着大肩章、穿着钟式裙的卑劣小人。——呸！”
7月31日，托尔斯泰从莫斯科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了解了搜查的详细情况以后更加火冒三丈。整整一个星期，他未得安宁。8月7日，他再次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写信，提出要给皇上写信，要求查处罪犯，对公开的侮辱进行公开的道歉，不然就出国侨居，说他的手枪已上好子弹准备迎接宪兵再度来犯。
8月23日，托尔斯泰通过认识的沙皇侍从武官向亚历山大二世递交了控告信。托尔斯泰的控告信和宪兵司令多尔戈鲁科夫的《情况说明》同时转呈沙皇。多尔戈鲁科夫说明搜查托尔斯泰庄院的原因时没有提密门暗道和石印印板之类无稽之谈，他只说：“这一措施是得悉关于住在他那里的一些人行为不轨以及他同他们关系密切的情报和其他一些可疑情况后被迫采取的。”
9月7日，多尔戈鲁科夫给图拉省省长发出通知，说皇上已收到“图拉省地主托尔斯泰伯爵”关于对他的庄园进行搜查的控告信，并传谕“上述措施不应给托尔斯泰本人造成任何后果”，尽管住在他那里的几个大学生“没有合法居留证”，而且其中一人“藏有禁书”。这就算是皇上给托尔斯泰的答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