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从容地说：“天子之剑，是以燕国的石城山为剑尖，以齐国的岱山为剑刃；用周地和宋国做剑格，用晋国和魏国做剑脊，用韩国和魏国做剑柄；剑鞘用时间和空间制成；剑穗用渤海和常山制成；然后以五行之道、阴阳之道、赏罚之理、时令之理来运剑。剑峰出云入地，让敌人无处可藏，这样的剑拿在手上，有哪个诸侯国敢不服气。这是一把厉害无比的长剑。”
赵王听后忽然有所悟，面露惭愧之色，忙向庄子请教：
“诸侯之剑又是怎样的呢？”
庄子答道：“诸侯之剑，是以大义大勇的人为剑尖，以清洁廉明的人为剑刃；用贤良的人做剑脊，用忠智的人做“天子之剑秦始一号坑出土。通长95．8厘米。这把天子之剑果然厉害，最终打败各路诸侯，一统天下。剑格，用豪杰之士做剑柄；然后以天地之理、人君之德来运剑。这样的剑拿在手上，无人能匹敌，不但让自己的大臣佩服，得到自己百姓的拥戴，还能威震其他诸侯。这也是一把颇具威力的长剑。”
庄子接着说：“平民之剑则不同，击剑者穿着短衫低着头，他们头盔上的羽毛垂到前额，像蓬乱的头发，后背上的短衫不雅观地高高翘起；他们彼此狠狠地盯着对方，不多说话；他们上割头颅下刺心肺，形同斗鸡，在一天之内就送掉了性命，这是一把短剑，对国家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今天大王却喜欢这种剑，是何道理呀？”
赵王听完庄子的一席话后，羞愧难当，赶紧将庄子扶上上座，设宴款待。自此，赵王不再谈剑。那些剑客见赵王不再厚待他们，都伏剑自杀了。
上文就是庄子说剑的故事。虽然庄子说自己精通剑术，通篇却不见他有什么剑技高论，也没使出半点儿剑招，居然让赵王败下阵来。原来庄子不是来论剑的，而是以击剑这种小事讽喻治理国家这等大事。天子之剑以诸侯各国作比喻，应是治理天下诸侯的宝典。当时周王室日趋没落，周天子不再被诸侯尊重，诸侯们各自发展自己的实力，希望有朝一日做天下的霸主。庄子以天子之剑讽谏赵王，也有奉承赵王之意，暗示赵王应有一匡天下的大志。诸侯之剑是用来治理一个诸侯国的，治理诸侯国主要在于用人，虽然比不上天子之剑有气魄，但庄子并没有贬低诸侯之剑，诸侯之剑也是无敌的，因为赵王本身也是诸侯。平民之剑则指那些胸无大志的人。庄子的“三剑”还道出一个主旨，人在其位谋其事，当诸侯王的是不可以以击剑为能事的，治理好国家才是自己该做的事。“庄子说剑”有点像寓言，但对现代人来说，也还是有意义的。
八、武侠传奇之剑
聂隐娘
——唐传奇中的武侠
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来就不缺少令后人敬仰的侠士。不过，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士。魏晋以后，那些爱慕侠风的文人骚客常常以这个时期的侠士为素材，题诗作文，以此言志抒怀。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诗句，咏的就是战国末期绕梁柱追杀秦王的大侠荆轲。甚至有的文人还有杀人的侠义举动，唐代大诗人李白是个典型的好侠分子，他自称15岁时击剑水平就很高，以此游历全国各地而未遇强手；他的朋友曾透露说，李白学古时的侠风，杀了不少人。
为什么人们单单欣慕春秋战国的侠义之风呢？原来春秋战国时的侠风与后世大不相同，他们的行为将“重义轻利、一诺千金、为知己者死”等概念化的侠风内容阐明得更为彻底、更为理想化。刺杀吴王僚的专诸、刺杀韩相侠累的聂政、刺杀秦王的荆轲以及持剑叱呵楚王的毛遂等诸位侠士，所作所为似乎都与己身无多大关系，也从中捞不到什么实惠，有时反而会身遭惨死甚至还会累及亲朋的性命。他们完全可以不做这些危及自己和亲朋生命的举动，他们之所以做了，首先是急别人之所急，其次是彰显自己的名节，这是当时侠士的做事原则。并且春秋战国时期侠士的行动较为自由，其侠义之举大多是个人的行为，显得豪气冲天。而汉代之后，侠士要么集帮结派，要么攀附权贵，所作所为有很多的功利性，有的是为了钱，有的是为了权，有的是挟私报仇，虽然其举也为时人景慕称道，但其立意终究没有春秋战国时高远。所以后人爱慕春秋战国侠士之风是情理之中的。
后人除了以春秋战国时的侠士人物为题材创作诗文和历史小说外，还以当代的历史背景虚造出传奇式的武侠高手，写成文言武侠小说，借此表现古时的侠风。文言武侠小说盛行于唐宋时期，但以唐代传奇小说成就为高，这时期著名的作品有《虬髯客传》、《昆仑奴》、《聂隐娘》等。这些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侠士大多是虚构的，侠士的武功也极度的夸张，甚至有神话化的现象。小说《昆仑奴》讲述的是昆仑奴为了将主人钟情的歌妓从朝廷一品大员的府中偷出而一献神技的故事。一品在员的府院戒备森严，院墙深深，昆仑奴竟然背负着两个人及歌妓的行李多次飞越十数重高墙而让守夜的兵卒无从觉晓，其轻功相当地厉害。一品大员在数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知夜失歌妓的真相后，带兵卒50人围攻昆仑奴，兵卒们的弓箭齐发，昆仑奴疾步飞上了高墙，毫发无伤，顷刻间就不见了踪影。这种情节在后代的白话文武侠小说中也经常见到。相对而言，《聂隐娘》中的主人公聂隐娘武功更为厉害。她是一名剑客，剑术非常高超，她能飞身以剑刺杀飞鸟，从未失过手。一次，她在繁华的都市中将一人刺死，还从容地将死者的脑袋割下来装在袋子里拿回，竟然没有被旁人发觉。不仅如此，聂隐娘还能施行幻术，为对付前来刺杀主人的刺客妙手空空儿，竟化作小飞虫进入主人的肠子里，十分神奇。这有点像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在明代长篇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向铁扇公主借宝扇过火焰山时，也曾变成小虫子飞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但《聂隐娘》比《西游记》成书要早得多。
从描写武功的方面看，唐传奇小说已渐入后代武侠小说的意境；从描写侠士活动的方面看，唐传奇的作者步当时文人的后尘，追怀的仍是春秋战国时的侠风。这从小说人物的行为上可以看得分明。
昆仑奴本是边外的昆仑族人或说是昆仑山那边的人，卖身为奴，到中原地区的官府家做事。以昆仑奴的身手，本可不必过这种低贱的生活，他这么做了，无非是隐身于世，不愿显声留名。这种行为也是古时侠风的体现。战国末期的侠士朱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原先一直在小街上宰猪卖肉。当时赵国的首都被秦国的军队包围，赵国忙向魏国求救，魏国大将军晋鄙出兵到半道上却按兵不动，原来魏国的国君害怕秦国日后报复，不敢与秦国作对。魏国的信陵君深明大义，从魏王身上盗得本国的兵符准备带魏军前去解赵国之围，但担心手握兵权的晋鄙见了兵符不交出兵权，于是经人推荐找到了朱亥。朱亥随信陵君来到晋鄙的营中，果然晋鄙见到兵符后仍不愿吏出兵权，想向魏王证实一下。朱亥见状不妙，从袖中抽出四十斤重的大锤砸死了晋鄙，信陵君才得以顺利地拿到兵权，带魏军解了赵国之围。朱亥由此才一举成名。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这类的隐世侠士，他们不在乎自己的生活状况，但均怀大志，一旦受人之托出来做事，便如鹰击长空，一鸣惊人。
唐传奇小说中的武侠也一如春秋战国侠士一样，深明大义，感恩图报。聂隐娘原先的主人是魏博节度使。魏博节度使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有过节，派聂隐娘前去刺杀刘昌裔，但聂隐娘觉得刘昌裔的为人比魏博节度使要好，于是转身投靠了刘昌裔，还屡次打退前来刺杀刘昌裔的刺客。给刘昌裔排除了危险后，聂隐娘便不知所终。刘昌裔死后，聂隐娘突然出现在刘昌裔的灵柩前，恸哭不已，以谢主人生前的知遇之恩，此后又不知其所终。聂隐娘的故事较为深入人心，在民间流传很广，并认为真有其人。这是因为聂隐娘所刺杀的人都是贪官污吏，大快人心，做了平常百姓所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这种理想化的武侠在后代一直流传着，并激励着后世的有志之士。后来的白话武侠小说也是沿袭了唐传奇里的武侠形象，只不过内容更曲折、人物更串满了而已。
隋代武士像山东嘉祥出土，是墓葬中的门吏俑。隋唐时期的侠士如前代的武侠一样，多投身官宦豪门，往往做出一些欺行霸市之事，人们倾慕古侠风骨，只好寄情于武侠小说之中。
倚天剑
——武侠小说里的剑
文言武侠小说是为上层社会写的休闲读物，一般百姓读不太懂。宋、明时期随着民间白话小说的兴起，白话武侠小说也开始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它主要取材于民间的说唱话本，既利于一般百姓看又利于说书先生讲，因此很受大众的欢迎。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就颇有武侠小说的风骨，一些偏激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水浒传》就是一部武侠巨著，但《水浒传》书中内容和笔调都以史为线，不似武侠小说那么怪异和夸张，应不归武侠类，不过《水浒传》受前人武侠小说的影响应是毫无异议的。到清末以后的近代，白话武侠小说遽然兴起，出现了许多名家名作，如光绪年间“问竹主人”的《三侠五义》，民国年间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等，极负盛名。其中《江湖奇侠传》中的一部分曾在当时拍成电影，名为《火烧红莲寺》，这个名字恐怕现代人都不陌生吧！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对这部电影喜爱的程度不亚于20世纪8年年代人们对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狂热。我国现代文学大师茅盾曾对当时市民观看《火烧红莲寺》这部电影的情形有过精彩的描述：“从头至尾，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中，而每逢影片中剑侠放飞剑互相斗争的时候，看客们的狂呼就同作战一般……看过《火烧红莲寺》影片的小市民青年依然喜欢从那简陋的‘边环图画小说上温习他们梦想中的英雄好汉。”（《茅盾文艺杂论集·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近代的中国遭遇内忧外患，兵祸一茬接一茬，人们生活不得安宁，生命不保，总希望现实社会中能有救世济民的英雄好汉出现，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刚好迎合了人们这种虚幻的心理。当然武侠小说的盛行，并不是国民萎靡颓废的象征，相反，它与国民坚忍不拔的反抗是息息相连的。当时的许多仁人志士在危急关头，都有超乎异常的侠义举动。谭嗣同甘为变法断头，秋瑾甘为革命流血，此二人都有逃生的机会，但均以死明志，很显然，他们是受到了前人武侠思想的影响。谭嗣同死前留有一首诗，后两句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有人认为诗中“昆仑”二字可能借自唐代武侠小说《昆仑奴》。这些都是武侠小说积极的一面。
现代武侠小说的兴盛源于香港和台湾地区，20世纪80年代随即风靡中国大陆，特别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其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深为广大民众喜爱。当今武侠小说作品的集大成者莫过于金庸，金庸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几乎已达到家喻户晓、深入民心的程度，甚至社会上还出现研究金庸作品的学科，称为“金学”。太平盛世，人们热衷于武侠故事，只不过是为了娱乐消遣。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浸透到中国人骨子里的侠义情结，即称道扶贫助弱、愤恨世间不平事、欣慕刎颈之交的情谊和一诺千金的信誉。
作为武器，剑与武侠有着难以言喻的亲密关系，这大概与武侠的产生有关。武侠的成型时期在春秋战国，那时正是剑的天下，早期的武侠几乎都是以持剑而建功的。汉代之后，剑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但许多侠义志士仍对剑情有独钟，如唐代李白、王之涣，清代石达开、谭嗣同等，都是好剑一族。因此我们在武侠小说中常常见到对剑和剑侠的描写，这在金庸的作品里表现得尤其明显。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金庸似乎在他的《倚天屠龙记》中将剑与侠的历史真义模模糊糊地解读了出来。
清代“天大将军”像出自周淑禧、周淑祜姐妹之手。这位天大将军是民间创造的神仙侠客，他不仅能统领鬼神，还能保家卫国，虽为武将身躯，却具江湖侠义心肠。传说他抚剑的姿势最为飒爽，不怒自威。灭绝师太持倚天剑与张无忌相斗采自金庸《倚天屠龙记》。所谓“倚天”、“屠龙”，一为剑，一为刀。金庸在第三章就抛出了倚天剑和屠龙刀的悬念，说什么“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让人误以为得于屠龙刀或倚天剑后，就成了天下第一，能号令群雄了。金庸的功夫还真是颇为了得，让读者和小说中的群雄为着寻求宝刀折腾了大半程，到了第二十七章才道出宝刀和宝剑的秘密。原来倚天剑和屠龙刀是射雕大侠郭靖夫妇铸造的，刀剑内藏有兵法和武功秘笈。时蒙古族的元朝军队大趋南下，南宋王朝眼看不保，郭靖、黄蓉想将自己毕生武学留于后世，期待后来有志之士用之驱打元军，所以有此一举。行军打仗的“武穆遗书”藏于屠龙刀内，“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等武功精要藏于倚天剑内，“屠龙”即推翻元朝统治，“倚天”即助天除害。但要想得到刀剑里所藏之物，必须是倚天剑和屠龙刀相斫，刀剑才能折断，露出遗书，一般的兵刃是毁坏不了这对刀剑的。
也许是巧合吧，刀在一段历史时期里确实是军队里一项攻城拔寨的主力兵器，把兵书放到刀里。恰恰有以刀领军作战的象征意义。而剑有时是可以象征武侠来伸张正义的，把武功秘笈藏于其中，则是让其代表最高的武艺，以武侠个人的魅力以暴制暴，平百姓不平之事。相对而言，刀是对某个集体或一个王朝的征服，表现的是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剑征服的则是某个人或某件事，表现的是侠义精神。刀、剑这种涵义并不是武侠小说家们演绎出来的，而是历史的真实，不过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并没有将刀和剑的这种象征意义用一个概念括定起来，它们只是在百姓心中流传。特别是剑与侠的关系，时常出现在一些文人的作品里，如曹植《结客行》中有“利剑手中鸣，一击两尸僵”，温庭筠《侠客行》中有“宝剑黯如水，微红湿余血”，都是以剑抒发武侠重义轻生、刚烈豪放的风情的，极具煽动性，读者动情之时，自然也就将剑的这种侠义风骨铭记心间。显然，文人对剑的颂怀，加深了剑在侠中的领群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