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争取独立的斗争发展出了一种共同的模式：首先，在和平条约刚签订后的几年中爆发了反抗和武装起义；其次，英国和法国逐渐恢复了其各自托管地的秩序，重申了它们的权力；最后，它们允许托管地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虽然这一点没有完全让民族主义者满意，但是它还是在“二战”之前起到了和平的作用，只是这种和平非常不稳定。
在巴勒斯坦，情况却非常特殊，因为英国人与犹太人达成了协议，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家园”，所以这里的形势比其他地方还要复杂。阿拉伯人坚持认为《贝尔福宣言》违背了先前对阿拉伯人的承诺。1921年，为了安抚阿拉伯人，英国人试图单独划出一部分区域作为独立的外约旦州——这并不在托管条例关于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规定中。
在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大量涌入。阿拉伯人面对这种情况，只能把对犹太人和对英国人的斗争逐渐升级。托管条例第六条要求英国为犹太人的迁移“提供方便”，并“鼓励犹太人秘密移居该地区”。但是同时，这一条款还规定，“居民中其他几部分的权力和地位”将受到保护。英国人当时认为这两条规定不会自相矛盾，以为犹太人的移居只是少量，且小范围的移居，并不会影响到阿拉伯人的“权力和地位”。但是他们绝不可能遇见1933年希特勒上台产生的影响。由于希特勒制定的迫害犹太人的政策，犹太移民从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3年的30327人，到了1935年居然暴增到61854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总数从1919年的65000人上升到1939年的45万人。
阿拉伯人起先并不反对犹太人适量地进入巴勒斯坦，因为犹太人勤劳、有技术、富有。犹太人在恢复肥力耗尽的土地、建立工业和控制疾病方面可以创造种种奇迹，阿拉伯人也从中获得了很多利益。但是当犹太人移民的速度已经从“适量”到了“暴增”的时候，阿拉伯人就开始了猛烈的反击。阿拉伯人没有理由因为西方排斥犹太人就失去自己的国家，虽然阿拉伯人并不排斥犹太人，但是因为西方排斥犹太人使阿拉伯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对阿拉伯人绝对是不公正的。
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在发生大暴动之后，英国依然认为可以想出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民族主义者双方的要求，并且还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利益。所以英国开始派出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到了1939年5月，英国发布白皮书，提出巴勒斯坦将在10年内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对犹太人迁移和购买土地加以明确的限制。英国没想到双方居然都不领情，巴勒斯坦问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印度的民族民主主义运动
在20世纪初，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显得非常牢固。1912年，在德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见仪式。在这次接见仪式中，国王乔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权贵们众口一词的宣誓效忠。1914年印度齐心协力地支持英国参战：这些王公们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同时有90万印度人在英国的军队中充当军人，另外30万印度人在当后勤劳工。
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过去30年，英国就失去了对印度的控制权，在印度的统治结束了。造成这一意外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来自于战争的本身——种种宣传民族自决的口号和海外服役经历，使成千上万返回家园的士兵也带回了新思想和新观念。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年里，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也推动了动乱。1918年的季风不足，给印度许多地方带来了饥荒，而1918-1919年的流行感冒至少造成了1300万人的死亡。另外一个促成动乱的原因是英国在战后奉行压制政策。
甘地是战后反英运动的杰出人物。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在1914年以前并没有给英国人造成什么太大的麻烦，只是一个得到极少数乡村民众支持的中产阶级党派。甘地最大的贡献在于来到乡村，与村民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让他们为了独立而进行斗争。他的语言简要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时英国人统治了3亿印度人，但是在印度的英国人，官员加上士兵一共只有不到80000人。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印度的各阶层人士都用各种方式跟英国人进行合作。如果印度人拒绝和英国人合作，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必将彻底崩溃。因此，反英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和指导人民进行不合作主义，也就是后来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还号召人民抵制英货，甘地劝诫人们使用家里纺的布来代替进口的机制织物，这不但能削弱英国贸易经济的基础，也可以复兴印度乡村工业。甘地本人就曾系一条土布腰带，当众操作纺车。甘地教导说，将不合作主义和抵制英货结合起来，就可能实现地方自治，就可能实现独立。当印度的广大人民理解了这些教导并按教导行事，英国统治的日子就不会长久了。
与甘地一起出现的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一位富有的律师的儿子，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并于1912年取得了律师资格。回国之后，他投身于为自由而战的民族主义斗争，成为甘地的追随者和仰慕者。不过尼赫鲁却完全不同于他的领袖甘地，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坚信科学技术是将人类从存在已久的愚昧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工具。
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运动
在中国，1911年孙中山成立了中华民国，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国民党。孙中山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名义上是国家的元首，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实权却掌握在军阀手中。军阀控制下的各地，像一个个小国般各自为政。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成为中国的领袖，他在修建铁路、公路、建立工业、提高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但是蒋介石的改革有着致命的漏洞，这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在当时的中国，广大农民最迫切需要的是土地改革，但因为农村地区被反对土地改革的地主所控制，所以这方面的需求被忽视了。且蒋介石一党制独裁也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它的纲领是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这个纲领很快就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加入。孙中山曾与共产党紧密合作，但是蒋介石却反对共产党人的激进社会主义。
由于共产党收回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这一政策受到了广大农民的喜爱，共产党人得到了农民阶级的全力支持，并发展壮大起来。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民族领袖，他没有完全遵照莫斯科的第三国际的指示，而是自己制定出一套适合中国的新革命策略。他拒绝了只能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原则，而是根据在农村的亲身考察，断定占中国总人口70%的农民才是革命的主力和先锋，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这对当时的莫斯科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异端邪说，但是毛泽东却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独立的军队和政府。
三、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当殖民地世界开展民族革命时，欧洲本身也正在开展革命运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旧秩序都受到了质疑，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影响。因此，1929年之前的十年欧洲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在苏俄，共产主义经历了重重困难，打败了国内的反对派和外来干涉者，最终取得了胜利。在中欧，激进的革命力量被镇压，各种非共产主义政权相继出现。相比之下，西欧并没有如此激烈的震荡，但是传统议会结构的权力因为种种社会原因也大不如前。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欧洲的秩序渐渐恢复，经济日趋繁荣，失业问题得到了改善，各国之间的各种问题也因“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和苏联致力于“五年计划”而并非全世界革命而得到解决。
俄国的共产主义
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3月3日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合约》，希望能迅速的摆脱战争状态，恢复到建立社会新秩序的任务上来。但是他们却又进行了三年多的战争，以对付反革命势力和外来干涉。
反对革命的都是有产阶级的成员——军官、政府官员、地主和商人——他们由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而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不过，其他激进派的成员不支持布尔什维克则另有原因，虽然布尔什维克与他们在需要进行社会革命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憎恨布尔什维克垄断革命。他们视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7日在彼得格勒发动的武装政变为十足的背叛。因此，非布尔什维克左派带头组织地下反对活动，而右派分子则领导军队进行从哥萨克地区开始的公开叛乱。
由于布尔什维克进行世界革命的刺耳煽动，并且布尔什维克集团把外国资产收归国有和拒付外债的做法自然也不见融于有实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西方列强对反布尔什维克集团进行了鼓励和支援。
这种情况之下，在俄国边境地区很快就成立了几个反革命政府，西方列强向这些反革命政府慷慨地提供资金和军用物资，还派遣军事顾问和小股的部队。开始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遭遇了连续的失败，原因显而易见，原来的旧沙俄部队已经四分五裂，又没有代替的军队。这种情况持续到国防人民委员列昂·托洛茨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的军队——红军。到1918年年底，红军的人数已经多达50万。这支军队要在二十余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因为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叛乱，而且协约国的部队也经常在沿海地区登陆侵扰。
直到1921年，内战和外敌入侵一直困扰着俄国。但出人意料的是，最后取得胜利的是红军。红军获胜最重要的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农民群众支持的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布尔什维克也并没有完全让俄国农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大多数农民对于双方都极其不满。但是如果不得不选择一个的话，农民还是更倾向于红军，因为红军允许他们保留从地主那里抢来的土地。
长期的内战和外来干涉对于所有人都是一场灾难，长期的战争摧毁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沿岸的俄罗斯农村地区，俄罗斯的农民死于横祸、饥饿和疾病。更加严重的是，新成立的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了。苏联领导人怀有的“被资本主义包围”的恐惧感进一步加深，西方政治家则对1919年建立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的共产国际的宣言过于认真。这种互相不信任十分深刻而持久，导致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动荡，并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中欧的共产主义
与苏俄的共产主义取得胜利不同，欧洲的共产主义遭遇了反复和失败。当苏俄内战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欧洲面临的问题是共产主义会不会向西方传播。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统治认为，如果共产主义不能向西方传播，孤立的发展共产主义一定不会成功。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们不能想象革命会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俄罗斯生存并扎根，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是城市工人阶级。苏俄的领导人密切地关注着中欧的情况，其中工业高度发达的德国是最关键的一个国家。德国如果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工业实力强大的德国和俄罗斯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就会战无不胜，革命的前途也会一片光明。
最初看来，德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有希望实现。海军首先发生了兵变和革命，从波罗的海各港口，革命的消息传进了内地，与俄罗斯苏维埃相似的工人士兵委员会出现在了包括柏林在内的各大城市。当时的革命运动非常强大，让人一度以为共产主义甚至会吞没整个欧洲大陆。但是最后的结果却让苏俄的领导人失望了，德国并没有变成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
形成这一让苏俄领导人大失所望的结果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是战前德国的繁荣，工人阶级比较满足于现状，并不是一定要参加革命。虽然1914年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强大的政党，但是它却非常保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重心始终放在社会改革而并非革命上。
其次是因为德国的农民非常富裕，因此布尔什维克“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口号在德国并不像在俄罗斯一样可以起到很大的影响。德国革命时期战争已经结束了，当时在俄罗斯对和平的需求比其他的一切都重要，但是在德国这一点毫无意义。此外，尽管德国军队被打败了，但是并没有像1917年的俄国军队一样士气低落，进行叛乱。在德国，革命的反对者能够号召更多的军队来支持他们。
最后一个最重大的原因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阵线的分裂。激进派支持革命和苏维埃德国，保守派则反对革命也反对苏维埃。最后保守党占据了上风。因此，德国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的是国民议会，并不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新诞生的德国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而并不是苏维埃德国。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保证了其余的中欧国家不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但是中欧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却一直被起义困扰。在波罗的海和爱琴海之间，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并且活跃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无数来自农村的新兵因为连年的战争经历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他们看到了城市与农村的差异，看到了各国生活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也深深地影响了农民。按照以往的传统，这必将要引发民族主义情绪和阶级意识的大地震。最后，常年战争造成的空前破坏和苦难则让革命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尤其是在已经遭受失败的国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