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喜欢处处交朋友，时时帮人忙。胡雪岩交起朋友来，生冷不忌，水陆并陈，没有三六九等的界线，都是生意上的朋友，为着各自的或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双方互惠互利，互兴互荣，以利益为纽带，谋求对方的支持与帮助。胡雪岩在江湖上办事，很注重情、义二宇，他做生意的原则就是有情有义。在生意往来中，他经常替对方的难处窘境着想，对方见胡雪岩如此义气，也把他当作朋友，视为知己，乐意和他在生意中往来，正因为他广结江湖朋友，所以在生意场中屡屡成功。
依靠官府
做生意不能没有靠山。
——胡雪岩
古人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多；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远。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借助外界力量的重要。胡雪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而非常注重在为自己经营靠山上下功夫。他在官场势力之间层层结交，“栽”出一棵枝桠相连、枝叶茂盛的大树，也为自己开采出巨大的财源。
对于商人来说，胡雪岩生活的时代是特殊的。胡雪岩时代的特殊，就特殊在旧制受到冲击，洋人叩打大门，社会发生改变。
胡雪岩时代的旧制，非常影响商人的发展。因为在封建社会制约中，商人在社会中处于最末流，士农工商的次序十分明显。这样，这种体制就与商人的活动相互矛盾。所以官吏对商人的危害极大，一个极小的守门吏都能以其职务特权随便影响一个小商贩的生意。较大的官吏，情况更为严重，他可以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强行征税，或者宣布该贸易不合法。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商人要想把其经营进行下去，一定得做出合适的策略。一般来说，商人会设法避开官吏，但这是一种消极的谋略。所以就有商人另想策略，设法与官吏阶层沟通，以争取他们的保护。很显然，所争取的官吏职位越大，能给商人提供的活动范围就越大。
这就是胡雪岩所采取的策略。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发育周期很长，内部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升迁制度与习惯。特别是在不成文的习惯部分，托庇大官僚而使自己升迁顺利，已经是一件世人皆知的事情。所谓“官官相护”，或者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就是讲的这一习惯。胡雪岩长期做跑街，与一帮挖空心思捐班升官的人打交道，渐渐熟悉了这一套习惯。他很清楚，有一个坚强的后盾，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少的风险。
长期与这些人打交道，胡雪岩逐渐变得八面玲珑。当他遇到王有龄时，听说他是捐班盐大使，便觉得到机会来了。他利用收款的机会，为王有龄筹集了五百两银子，资助他进京拜官。
王有龄因为胡雪岩这一帮助，取得了机会补了实缺。知恩报恩，胡雪岩方借机有了自己的钱庄。之后。因为有了王有龄这个官声很好、升迁很快的后台，胡雪岩发现自己面前突然铺开了一个新世界。粮食的购办与转运，地方团练经费与军火费用，地方厘捐，丝业，各个方面的钱全往胡雪岩所办的钱庄流了进来。
胡雪岩有了这一经验，回头反思，于是很快明白了在那个特殊时代商业要想大。
发展的因应之道：寻找官场的保护。
要寻找保护的办法有很多，首先是继续帮助有希望有前途的人。在这一点上，对于王有龄绝对适用。家中用度、个人是寒是暖、上司如何打点，都是胡雪岩的“帮助”行列。随后是何桂清。由于有了王有龄的例子，胡雪岩对何桂清更是不惜血本。为了他的升迁，胡雪岩一次可以放出一万五千两银子；为了他的欢心，也为了日后自己的商业，胡雪岩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于他。
其次是要替这些有前途之人出谋划策。胡雪岩清楚，办团练，漕米改海运，征厘捐、购军火，借师助剿，所有这些应时之策，固然是绕了一道弯，是在代他人操劳。然而到了最后，无不是帮助这些人得到朝廷赏识，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有了这些人的稳固，自己的商业势力也就有增无减了。
何桂清在苏浙之日，为朝廷出力很多，所以在这一带的影响日盛。因了这个缘故，胡雪岩的点子也有了市场，他的商业也找到了依托。他个人在经营中渐渐冲破了起初对钱庄的经营观念，开始在官府为后盾的前提下向外扩张。这一扩张预告了胡雪岩在商业上必将称霸东南半壁江山。此时的胡雪岩，由于尝到了在官僚阶层中扩充势力的甜头，他是再也不会回到旧有的经营观念中去了。
何王集团土崩瓦解之时，胡雪岩已经开始在为自己找寻新的商业保护人。这一次的寻找是有意识的，只是也不得不迁就时局，左宗棠这样一位世纪人物就在这时适时地出现了。
左宗棠在位之时，胡雪岩为他筹粮筹饷、购置枪枝弹药，购买西式大炮，购运机器，兴办船务，筹借洋款。这些事耗去了胡雪岩大部分精力。然而他乐此不疲。第一是因为这些事本身就是商事，可以从中获利；第二是因为左宗棠必须有了这些东西，才能安心平捻剿乱，兴办洋务，造就功名大业。左宗棠是个英才人物，其事业日隆，声名日响，在朝廷中的地位日渐巩固，胡雪岩才能愈加踏实。他原来之所以仰赖官府，就是为了减少风险，增加安全。现在有了左宗棠这样一个官府大员作靠山，有了朝廷赏戴的红顶，赏穿的黄褂，天下人莫不视胡雪岩为天下一等一的商人，莫不视胡雪岩的阜康招牌为一等一的金字招牌。胡雪岩因而也敢放心地一次吸存上百万的巨款。也可以非常硬气地与洋人抗衡。任何一个以本业为主，不能上传下达的商人都不敢像他这么做。只有这么一个胡雪岩，把握住这个时期的特点了，而且做到了。
为此，在胡雪岩经营的整个过程中，官场是胡雪岩“公关”的首选目标。只要与官沾边，无论是候补的，还是在任的，胡雪岩都毫不含糊地去下功夫。汪康年《庄谐选录》记载：“胡氏为某钱店司会计，有李中丞者，时以某官候补于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诣其店，众慢不为礼，胡独殷勤备至，且假以私财，某感之，誓有以报。迨后场历封疆，开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县日：‘凡解粮饷者均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
众微知其由，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书中所载情形倒像胡资助王有龄的事，在众人对王投以势利之眼光时，胡雪岩独报以殷勤礼节，并冒着丢饭碗的风险，擅作主张，动用东家的大笔银两给予资助，表现出其非同一般的政治远见。在王有龄这边，遇胡雪岩如大旱逢甘雨，他对胡的“慧眼识俊杰”自然念念不忘，后来，王有龄以粮台积功报知府，旋补杭州，不出几年，升浙江巡抚，胡雪岩先前的人情投资便得到难以计数的回报，还博得了“东南大侠”的美誉。
除了巴结王有龄、左宗棠，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中大官奕、文煜等人接上了关系，当然，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于官阶和名气小的胥吏僚属辈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极力拉拢。
事实证明，胡雪岩为结交官府所做的努力是绝对值得的投资。他后来所得的巨大财富，绝大多数是倚靠官府而来的。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利用官场为药店筹集资本。
首先，胡雪岩向杭州城里那些贪官墨吏们筹集资金。回到杭州，胡雪岩先说服了杭州抚台黄宗汉出资做股本开药店。黄宗汉出股了，他手下的大小官吏们也纷纷效仿，出资向胡雪岩的药店入股。
接着，胡雪岩又让官府出钱来为自己开药店。
胡雪岩先将自己的高效名药以成本价或免费给军队，让军队接受他的药。然后再与军队管后勤供给的“粮台”打交道，让他一方面从中获利，另一方面向胡雪岩以预支的形式订购大宗军队药品业务。领下定购药品的款子，正好可以用来发展药店生意，这一步一走通，胡雪岩的药店就像滚雪球般地发展起来了。
借助官场的势力使原本还无处可寻的十万银子的本钱现在有眉目了。胡雪岩依靠这个方法办起了胡庆余堂，不光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还给自己带来了“济世善举”的名声。但是，若非背靠官场，这些恐怕都难以实现。
在官本位的晚清社会，有了官员做靠山，胡雪岩转粮购枪、借款拨饷无一不可放大胆子、堂而皇之地去做，即以十一之利计之，因此而聚敛的财富也是一般商贾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当然，官、商合流违背政治原则及社会道德，而且倚官为势终究不稳定，肥缺人人想占，这就构成官场上的钩心斗角，政治厂动荡，靠山就难保，胡雪岩后来失败，来自官场的因素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征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具有其深刻的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另外，它还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阻。换句话来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就是凭着这“红顶”，积累了万贯家资，红极一时，富甲一方。然而客观地说，胡雪岩背后有着强大的官场力量，这才是其财富的真正来源。胡氏以其睿智的眼光，发现了当时“中国人做生意不能没有靠山”的现实情况，进而一生致力于培植自己的官场靠山，踩着官场的阶梯，攀上财富的高峰。
趋热门不忘烧冷灶
交结官场，不仅“趋热门”，也“烧冷灶”。
——胡雪岩
结交官府中人，普通人大部分将眼光放在当朝权贵、实权大官身上，却很少有人注意那些身处厄运、人微权轻或大势已去之人。胡雪岩则不一样，他“交结官场，不仅‘趋热门’，也‘烧冷灶’”。
“烧冷灶”表现在结交帮助一些暂时穷困潦倒而将来有可能发迹的人物。这种“雪中送炭”的义举使得受助人感激不尽，而一旦受助人发达，施恩人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胡雪岩资助王有龄便属于这种情况。照胡雪岩的话说就是：“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另一处的记述讲得更明白。胡雪岩对王有龄说：“吾尝读相人书，君骨法当贵，吾为东君收某五百金在此，请以畀子。”
当然，胡雪岩这个冷灶烧得十分冒险，因为胡雪岩事实上是挪用了东家的钱来帮助王有龄的。所以王有龄担心自己用了这些，连累胡雪岩。胡雪岩的回答十分踏实：“子毋忧，吾自有说。吾无家只一命，即索去无益于彼，而坐失五百金无着，彼必不为。请放心持去，得意速还，毋相忘也。”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既然能做出这种打算，就看出胡雪岩主意已定，这个忙是非帮不可了。胡雪岩的这一次“烧冷灶”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这种烧冷灶的手段，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颇为流行。旧社会上海滩上的黄金荣，结识蒋介石于患难之时，他不只是代蒋了结了数千元债务，还资助蒋一笔旅费，使蒋得以投奔广州。后来蒋介石政界发迹，黄金荣的地位也就无人敢动摇了。
杜月笙交戴笠也是如此，戴从小是个小混混，靠摆小摊骗钱度日，为警察所追捕，后来混到上海，也是在流氓群中做些无本“生意”。其时，杜月笙已跨进黄金荣的大门，与戴一见面，就认为戴是个“人才”，倾心结纳，不久结为兄弟。后来戴仕途遇阻，一度陷入一文不名的困境，就去求杜帮忙，那时，杜月笙已是名声威震上海滩的人物。当然顾念旧情，一次给了他50元。用完了，杜又给他50元。对杜的“慧眼识英雄”，戴念念不忘，在他后来炙手可热、杀人不眨眼的时候，还不时对部下提起往事，称道杜“古道热肠”，是他生平知己之一。每次去沪，必和这位盟兄亲密聚会，共商“党国大计”。
烧冷灶的另一种情形是结交下台政客、失意文人。也许会有人结义或有意帮助未发道之人，但很少有人看重已失势之人。胡雪岩则不然。宝森因为政绩平庸，被当时的四川巡抚丁宝桢以“才堪大用”的奏折形式，借朝廷之手体面地把他送出了四川。宝森闲居在京，每日呼朋唤友，吟酒品茶泡财场，表面上十分悠闲，其实心中倍感落寞。胡雪岩就特意拜访，劝说他到上海一游，费用全部由胡雪岩承包。宝森因旗人身份所制，在京玩得实在不过瘾，就随了胡雪岩去游上海，逛杭州，猜拳狎妓，游山玩水，很是痛快。遂把胡雪岩视为密友，以后凡遇大事，必自告奋勇，代胡雪岩在京里通融。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开业不久，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浙江藩司麟桂捎了个信来，想找阜康钱庄短借五万两银子，胡雪岩对麟桂也只是听说而已，平时没有交往，更何况胡雪岩听官府里的知情人士说，麟桂马上就要调离浙江，这次借钱有可能是用于填补他在财政的空缺。而这时的阜康刚刚开业，包括同业庆贺送来的“堆花”也不过只有四万现银。
胡雪岩很为难，借了，人家一走，岂不是拿钱打水漂，声音都听不到？即使人家不赖账，像胡雪岩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天天跑到人家官府去要债。两万两银子，对刚开张的阜康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按通常情况看，根据“人在人情在，人去人情坏”原则办事，一般钱庄的普通老板大约会打马虎眼，阳奉阴违一番，四两拨千斤，几句空话应付过去。不是“小号本小利薄，无力担此大任”，就是“创业未久，根基浮动，委实调度不动”；或者，就算肯出钱救麟桂之急，也是利上加利，活生生把那麟桂剥掉几层皮。
然而胡雪岩考虑到，一旦在人家困难的时候，帮着解了围，人家明显不会忘记，到时利用手中的权势，行个方便，不怕五万两银子拿不回来？据知情人讲，麟桂这个人也不是那种欠债不还、耍死皮的人，现在他要调任，他不想把财政“空缺”的把柄授之于人，影响了他仕途的发展，所以急要一笔钱来解决问题。
想到这一点，胡雪岩决定冒一次险。他不惜动用钱庄的“堆花”款项，以超低利率，悉数把钱贷给麟桂，这样做，钱庄大伙刘庆生有些不理解，胡雪岩则说：“调度，调度，作生意讲究的就是调度，所谓‘调’，就是调得动，所谓‘度’，就是预算。生意要做得活络，有进有出，什么时候有银子进来，什么时候银子该用出去，要有计划。
银子调来调去，只要不穿帮崩盘就可以。”
胡雪岩这一宝，倒是压对了。虽然麟桂就要调走，但他临走前，送了“阜康”钱庄三样礼物：
一、找到名目，请朝廷户部明令褒扬“阜康”，这相当于是浙江省政府请中央财政部，发个正字标记给“阜康”，不光在浙江提高“阜康”名声，将来京里户部和浙江省之间的公款往来，也委托“阜康”办理汇兑。
二、浙江省额外增收及支援江苏省戡剿太平天国的“协饷”，也委由“阜康”办理汇兑。
三、将来江苏省与浙江省公款来往，也归“阜康”经手。
这样的一招“烧冷灶”，使得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不仅不愁没有生意做，还将生意做到了上海和江苏去。“烧冷灶”的利益回报，一下就显现了出来。
胡雪岩不只是烧过地方官员的“冷灶”，甚至也烧过朝廷的“冷灶”。话说胡雪岩开设“阜康钱庄”没多久，朝廷军兴，需财应急，因而户部(也就是清廷的财政部)乃发行“官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