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在表现人文主义理想与基督教道德方面进行探索，早期作家力求将人性与基督教信仰融合起来，从而达到平衡。一方面赞扬世俗生活，为性爱辩护；另一方面又向往忏悔和禁欲的独居生活。他们对教会、教皇和主教的丑恶行径进行揭露，但不否定基督教的伟大。中后期作家力图把人间的爱和神圣的爱相结合，很多作家高扬人文主义思想，对神学进行批判，突出人自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拉伯雷塑造人高大健壮的身体，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同时，赋予人伟大的精神，卡冈都亚接受人文主义思想，厌恶烦琐哲学，达到身体与精神的平衡。拉伯雷的创作为人们探讨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途径。人的感性与理性往往是矛盾的，很难统一。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的欲望应该得到满足，但人的欲望中有恶的成分，必须加以限制，以至否定。从而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平衡，这成为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创作重心。对此，阿伦·布洛克说：“一方面是人类经验的令人丧气的普遍情况，另一方面却又是人类在自信心、承受力、高尚、爱情、智慧、同情、勇气方面能够达到非凡的高度，这两者的对比一直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如果仅仅强调一般男女能够达到尊严、善良和伟大的潜在能力，而忽视我们大多数人是有分裂人格的，很少人能够达到本来能够达到的程度，那么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就是浅薄的，说不通的。14世纪和15世纪的意大利人最早满怀热情地谈到人的尊严和创造能力，他们像任何人一样都知道，在他们生活的城市里的每一条街道上，都可以找到邪恶、苦难、精神的贫乏。但是他们相信，人是能够摆脱他们的环境，克服他们的命运的；认识到这一点是这么做的第一步。正是这种可能性里孕育着人类生活中不断反复出现的戏剧和兴趣。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生动地提醒我们要看到这个对比和这个可能性。”要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只有依靠人的理性力量。作家在肯定人的本能欲望的同时，试图用基督教的心灵拯救来关注人，解决人的生存困境。这样，人既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又可以通过理性力量自我拯救。
莎士比亚与基督教和《圣经》的关系为许多学者所重视。英国学者海伦·加德纳说：“首先，他对《圣经》了如指掌，根据其剧本中具有大量《圣经》引证和语录来看，他似乎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剧作家对《圣经》都精通得多。”朱维之说：“莎士比亚虽不是传教的牧师或神父，但在他的作品中将《圣经》的教训充分地表现出来。他的戏剧虽不戴说教的庄严面具，中间颇多鄙俚的对话，但他留下深刻的伦理印象，叫人能够分别善恶。他也并不注意劝善惩恶，或因果报应，只是给人以道德感和正义感。”莎士比亚与基督教有着深厚的联系，这与英国社会的宗教氛围和他接受宗教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生活的时代是英国国教确立的关键时期，伊丽莎白一世对国教的确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即位，当年就通过《礼拜仪式统一法案》，规定按时进教堂是国民必须履行的义务。在1547年版的《布道书》中增添一些新内容，供信徒在星期天和圣日的仪式上诵读。1589年，以诵读《公祷书》《布道书》，进教堂听布道以及读讲《圣经》为主要内容的国教礼拜仪式已经建立起来。
莎士比亚1564年4月23日出身在一个天主教家庭，26日在斯特拉福镇的圣三一教堂接受洗礼。他到了上学年龄，在当地文法学校读书。文法学校是一所年代久远的学校，中世纪时，学校由圣十字公会管理，主要课程是天主教教义问答和神学入门。16世纪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学校教学发生变化，出现一些世俗性质，注重人文知识的教育。学校在爱德华六世时扩建，由市政委员会拨款维持，并接受其监督。学校对市政委员会成员的子弟实行免费教育。莎士比亚的父亲当时在市政委员会供职，他得以享受这一优待。学校办学态度十分严谨，规定学龄前儿童从4岁起学习英文字母、阅读和书写。教这些内容的教师，有时是地方录事，有时是教会的小职员。在斯特拉福镇，则由一圣堂工友教男孩读写，他的妻子教女孩缝纫。莎士比亚大概5岁进入文法学校附属幼学班学习。星期日或其他宗教节日必须跟大人到教堂听讲道、诵《圣经》、唱圣诗、做祷告，还必须背诵《主教圣经》和《通用祈祷书》的重要段落，能进行教义问答。7岁进入文法学校，文法学校通常只有一个老师，1571年至1575年是西蒙·亨特，其后为拉玛斯·詹金斯，他们都是牛津大学的高才生。学校的主要课程是拉丁语，通过拉丁语的学习，莎士比亚接触到大量欧洲古典文学作品，罗马诗人维吉尔、奥维德，戏剧家普劳图斯、泰伦斯，散文家西塞罗等对他的影响深刻。在文法学校读书期间，每天必须参加早祷，课堂学习、课后背诵《教义问答》，《教义问答》几乎囊括基督教和英国国教所有基本教义，是当时最有名的宗教著作之一。还必须阅读《圣经》选段，莎士比亚无疑接受了最基本的宗教学习。在他的生活中，进教堂听读经是熟悉《圣经》的主要渠道，詹姆士王曾禁止星期天演出戏剧，他可以到教堂参加礼拜活动，有时间也会到教堂听布道。他18岁时与哈瑟维在教堂登记结婚。1616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去世，遗体安葬在圣三一教堂的祭坛下面，墓碑上写着：“好心的朋友，看在耶稣的分上，切莫移动埋葬于此的遗骸。不碰这些石块者上天保佑，使我尸骨不安者必受诅咒。”他一生的重要阶段都和基督教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彰显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
西方众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深深地植根于希腊和基督教文化之中，创作出世界一流的作品。莎士比亚将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精神融合在一起，既大力张扬人性，又宣扬仁慈博爱的理想精神。他的悲剧代表作《哈姆莱特》，着力表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也是基督教道德理想集中的体现。可以说，莎士比亚的创作，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吸收人文主义和基督教文化的精华，揭露社会罪恶的根源，破解人生的困境，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成为世界文学不朽的杰作。
2.《哈姆莱特》：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文化的冲撞与融合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最杰出的悲剧代表作，它取材于丹麦的历史传说，原为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莎士比亚在古老的故事中赋予人文主义思想和宗教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悲剧。作品集中体现人文主义理想和基督教文化的冲撞与融合。
莎士比亚生活的时期，是既辉煌又残酷的时代，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伊丽莎白盛世”。这一时期，英国对内剥夺封建贵族的权力，打击天主教势力；对外摧毁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夺得海上霸权。伊丽莎白一世采取保护工商业政策，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使英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伴随着对人民的血腥掠夺，圈地运动深入农村，大批农民被迫流浪，政府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禁止人们流浪。严刑峻法加剧社会矛盾，引起国家动荡不安，农民起义，资产阶级反对政府支配垄断权的斗争和伦敦工徒的骚动不断发生。正如哈姆莱特所说：“凭着上帝发誓，霍拉旭，我觉得这三年来，人人都越变越精明，庄稼汉的脚指头已经挨近朝廷贵人的脚后跟，可以磨破那上面的冻疮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使国家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伊丽莎白一世执政之初，天主教徒在外国势力支持下组织叛乱，罗马教廷拒绝承认新政权，为了应对不利的政治局面，女王恢复国教会。她要在英国建立没有教皇的罗马式教会，这样国王既可以成为教会的最高首领，又能照顾占人口大多数的旧教徒的宗教感情。在她的授意下，国教中吸收路德宗的“因信称义”和加尔文宗的“预定论”。16世纪后期，加尔文教对英国的影响日益扩大，人们要求教会摆脱国王的控制，进行彻底改革。在此背景下产生了清教运动，伊丽莎白一世曾对清教运动进行迫害，但它在绅士阶层及民间广为传播，对人们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态度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英国的文艺复兴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发展起来，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造就了敢于冒险、勇于进取的伟人性格，同时也出现了不顾宗教禁忌，追求一夜暴富和肉体解放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人文主义者与冒险家和极端利己主义者同时并存，莎士比亚通过戏剧曲折地反映了这种生活。他说：“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哈姆莱特》，正是时代和生活的反映。
哈姆莱特身为封建时期的王子，却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在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伟人的品质。“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他形成了人生和社会理想，倡导以人为本，反对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希望君主贤明，能够革除社会弊端，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人们构建道德完善，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新生活，这是哈姆莱特人文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以神为本的封建意识的反叛。
哈姆莱特对人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高度赞扬。他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用人取代神的中心地位，把人提到天神的位置。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推行平等互爱。不愿好友霍拉旭称他为“殿下”，愿以朋友相称，与士兵保持着友情，对下层人民深表怜悯和同情，因而赢得民众的爱戴和拥护。他还大胆提出乞丐是实体，帝王和英雄都是乞丐的影子，揭穿了神化帝王的谎言。他对奥菲利娅的爱情热烈、纯真。他说：“我爱奥菲利娅；4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还抵不过我对她的爱。”这一方面说明他反对禁欲主义，勇敢地追求爱情，另一方面表明他对奥菲利娅的深厚感情。哈姆莱特的博爱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具有明显的理想色彩，与基督教的博爱有着本质区别，他无法达到爱仇敌的境界。
哈姆莱特的父亲突然去世，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国，面对父王暴死、叔父篡位、母亲改嫁的惨烈现实，他由家族的不幸感受到人性堕落，不由感叹超乎寻常的亲族，竟成为莫不相干的路人。叔父杀死父王，犯下自《圣经》以来就有的罪恶，他深爱的母亲，安葬父亲时，哭得像个泪人儿，送葬穿的鞋子还没有破旧就嫁给叔父，迫不及待地钻进乱伦的衾被，葬礼中的残羹剩汁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这些变故使他忧郁、苦闷，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社会和人生，朝廷内花天酒地，荒淫无耻，大小官员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昔日的朋友如今成为奸臣的爪牙，被人用来刺探他；深爱的人成为朝臣的工具，奥菲利娅到死都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他发现处处是陷阱，事事有阴谋。“例如特别是英国清教徒的著作一再明白提出告诫，切勿相信他人的帮助与人间的友谊。就连温和的巴克斯特也劝告人们，即使至亲好友也切不可信赖，而贝利则干脆直截了当地劝说，不要信任任何人，也别对任何人说出令人困窘的话，唯有神才是真信友。”哈姆莱特觉得“丹麦国里恐怕有些不可告人的坏事。”与亡父的鬼魂相遇，亡魂告知被害的经过后说：“甚至于不给我一个忏悔的机会，使我在没有领到圣餐也没有受过临终涂膏礼以前，就一无准备地负着我的全部罪恶去对簿阴曹。”“……因为生前孽障未尽，被判在夜间游行地上，白昼忍受火焰的烧灼，必须经过相当的时期，等生前的过失被火焰净化以后，方才可以脱罪。”父王对王位旁落及王后改嫁非常不满，对自己怀着罪孽来到阴间深感不安。为了不让丹麦的御寝变成藏奸养逆的卧榻，父王要求他替自己报仇。他认为这些罪恶的根源在于人们失去宗教道德，造成人性堕落。当他把眼光移向整个社会，发现世界是一座监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牢房，人们被伪善包围。世间的一切陈腐乏味，像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莠草。他作为儿子和王子，意识到自身所承担的重任，在险恶的环境中，为了不辱使命，他要铲除世间罪恶，重塑人的美好心灵，然而，这是任重道远的艰辛历程。
哈姆莱特认识到，在个性解放的推动下，人们为了社会地位和财富，信仰丧失，变得越来越功利，金钱取代上帝，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人性败坏，人的私欲急剧膨胀，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由家族的不幸看到社会的罪恶，深感责任重大，他要找到父亲被害的真相，以及产生罪恶的根源，寻求疗治的方法与途径，这是他面临的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哈姆莱特认为，人性的沉沦带来个人不幸和社会灾难，在有限的生命中，不能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建立在吃喝玩乐上，而要勇于承担时代赋予的重任。他说：“我近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一点兴致都提不起来，什么游乐的事都懒得过问；在这一种抑郁的心境之下，仿佛负载万物的大地，这一座美好的框架，只是一个不毛的荒岬；这个覆盖众生的苍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这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他感到这是一个混乱颠倒的时代，人文主义思想与丑恶的现实形成对立，他不仅要报父仇，更要扫除社会罪恶，个人的复仇演变为重整乾坤的历史使命。这是他思想的升华，也是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