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先天残疾，父母早亡，饱尝人世辛酸。对他来说，物质生活虽有保障，但精神极为贫乏。信仰缺失使他痛苦不堪，找不到人生目标，难以融入群体生活，处境艰难，于是产生改变环境的想法。“人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人为什么会有改变环境的冲动呢？因为人感到了自己的意图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历史证明了人始终在追求自由和幸福，人不会满足于现有的东西。环境既在控制着人的行为，也在刺激着人去改变现实的行为。在人的面前，环境终究是要受人控制的”。在精神迷惘，没有获得经济独立之前，想通过改变环境来改善自身的处境，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这是他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
菲利普放弃当牧师的念头，认为待在学校已毫无意义，他没有按大伯的要求去牛津大学读书，而是选择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在德国，他受一些哲学家和易卜生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和不同的人物交流，参加各种讲座。尤其是跟美国人维克斯的接触，使他对人生的认识更为深刻。维克斯不信仰上帝，在他身上却没有邪恶，只有善良和仁慈，远比信仰上帝的大伯和小学校长高尚。他感到“信仰是外界强加给他的。这完全是环境和榜样在起作用。新的环境和新的榜样，给了他认识自我的机会。抛弃童年时代形成的信仰，毫不费事，就像脱掉一件他不再需要的斗篷一样”。他摆脱宗教的羁绊，在自由的天地中寻找人生意义。他感到自己像个一向依靠拐杖走路的人，现在要独立迈步了，他不会屈从命运的摆布。“……在命运面前，人不是束手无策的，他们有着创造性的能力，一旦释放出来，就可以掌握局面”。在他的探索中，感受到宗教正走向衰落，上帝对人精神控制的失败和人们重建信仰的信心。他的一些人生选择，受到大伯的阻挠，和大伯的冲突，是感性与理性的较量，更是神性与人性的冲撞。他的人生理念具有更多感性成分，大伯的人生信条更具神性色彩，致使他们常常处于对立之中。但他并未放弃人生理想，而是朝着既定目标前进。
菲利普在抛弃宗教信仰后，生活无情地证明，金钱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人们的又一枷锁。在没有宗教教义约束下，他确立的生活准则是尽可随心所欲，只是留心街角的警察，这一思想表现人的精神失落与焦虑。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人们纷纷寻找精神寄托。“上帝死了”以后，金钱成为新的上帝，对物质和金钱的追逐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阿特尔涅太太说：“我的生活信条是，别管我！我可不喜欢别人来打扰。我虽身处逆境，但不会灰心丧气。人各为己，迟者遭殃啊！”在物质主义哲学盛行的背景下，人们纷纷脱离传统道德，疏远宗教。在金钱面前，人性的善良与邪恶显露无遗，围绕金钱上演一幕幕人生悲剧。
范妮·普赖斯自认有绘画天赋，曾献身艺术，因为贫穷，成为金钱的牺牲品。有一次，菲利普请她吃饭，她盯着盘子发愣，沉甸甸的眼泪从脸颊滚下来。吃饭时，“她一边吃，一边不住发出啧啧之声，那狼吞虎咽的馋相，倒有点像动物园里的一头野兽。她每吃完一道菜，总用面包片拭菜盘子，直到把盘底拭得雪白铮亮才罢手，似乎连一小滴卤汁也舍不得让它留在上面。”生活的窘迫没能使她退缩，富瓦内画师的打击也没能让她在绘画的道路上却步，然而，欠房租，无钱交学费，一连三天没吃到一口食物却击垮了她。在范妮·普赖斯死后，菲利普在蒙帕纳斯公墓安葬了她。对待范妮·普赖斯，他人性中的善良得到充分显现。
菲利普与克朗肖在人生道路上相互帮助，互相启迪。菲利普照顾病中的克朗肖，使他感受到人间的善良与友爱；克朗肖通过波斯地毯，让菲利普领悟到生活的意义。自称应该生在19世纪的克朗肖，靠翻译庸俗小说，炮制无聊诗文为生。生病时无人照料，菲利普把他接到自己的住处，请医生给他治病，直至去世和安葬。克朗肖送给菲利普一条波斯地毯，说它隐含生活的意义。菲利普经过努力，找到答案：“生活没有意义，人活着也没有目的。出世还是不出世，活着还是死去，均无关紧要。生命微不足道，而死亡也无足轻重。”［他得到的人生意义，说明每个人都是渺小而无意义的，生活中有许多枷锁阻碍人的发展，揭露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人们要摆脱险恶的环境，必须超越限制人的社会规范。人生真谛的获得，就像当年摆脱宗教信仰一样，心头掠过一阵欣喜，感到自由了，但这种自由是短暂和不彻底的。人的一生中，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像他这样寄人篱下，经济尚未独立，自由就更有限了。
人性由善良和邪恶构成。菲利普摆脱了宗教信仰，但保持着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对他人友善、宽容。同时认识到人有追求现世幸福和物质利益的权利，为了不断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对养育他的大伯心生邪念，这种邪念贯穿在他获得经济独立的过程中。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大伯，当他的决定与大伯发生冲突时，总是心生怨恨，随着不满情绪的强化，与大伯的矛盾日趋尖锐。加之米尔德丽德毁坏他的家当不辞而别；投资的股票因战争连本钱都赔进去了，经济拮据使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完成学业，他写信向大伯借钱被拒绝，就盼望大伯去世，这种思想深入到潜意识，不断梦着收到大伯逝世的电报，在大伯病重期间，甚至想加害他。亲情荡然无存，内心的邪恶得到充分张扬。
金钱是人们生存的物质基础，在金钱面前，人性演绎得最充分。菲利普无私地帮助安妮·普赖斯和克朗肖，尽显人性的善良。在他和大伯的关系上，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他脱离宗教信仰后，金钱扼杀亲情，人性的邪恶毫无顾忌地发展。人的为善与作恶，是善与恶斗争的结果，也是世俗欲望与宗教伦理冲撞的产物。
宗教信仰的幻灭，菲利普将精神寄托于对女性的爱恋上，爱情一度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也成了他构筑“温柔之乡”的枷锁。“菲利普一直把爱情看作是令人销魂的温柔之乡，总以为一旦坠入了情网，整个世界就会变得像春天那样美好，他一直在期待着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欢乐”。他一生爱过四个女性，希望从爱情中得到快乐和幸福，只有米尔德丽德和莎莉对他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明知道米尔德丽德是个庸俗、贪图物质享受，只能带来痛苦的人，却不顾一切地追求她；诺拉顽强自立，聪慧理智，能给他带来幸福，他却抛弃了她。在追寻爱情的道路上，米尔德丽德成了他必须突破的枷锁。
菲利普在学医期间，疯狂地爱上了女招待米尔德丽德。她貌不惊人，思想平庸。“米尔德丽德只有在礼物到手的时候，才会流露出些许温情来。她知道每样东西的价钱，而她表示谢意的热情程度，则是随礼物价值的大小而浮动的”。她把感情作为筹码，以获取金钱和享乐。对于她的浅薄，他并不计较，仍然迷恋着她。在一时得不到她时，甚至想杀死她。这种爱到极致的情感持续到她当妓女之后。因执着于她而错过与诺拉的爱情，曾经向往的“温柔之乡”的爱情，带给他的却是失望和悲伤。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爱情沦为金钱的附庸，米尔德丽德就是被金钱异化的象征。最后，在具有母性情怀的莎莉身上找到爱情的归宿，这既是他苦苦追寻的结果，也是从小缺失母爱的补偿。
菲利普在突破一系列人生的枷锁后，认识到一个男人来到世上，就是干活，结婚生子，最后悄然离世。他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社会，得到的却是幻灭与失望。他向往与世无争，安详宁静的个人生活，这简单而完美的人生格局，远非是他所追求的终极意义，它只是人生存的基本方式。在他的生活中，仍能感受到基督教的道德。作为牧师的大伯终生传教，把自己献给上帝，但他贪恋人间享乐，对亲情充满渴望。在菲利普和大伯身上，展现了人性与神性的冲撞与融合。
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到19世纪后期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拼命在海外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小说中英国对南非的入侵就是其写照。19世纪末，英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殖民地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同时，完成资产阶级由自由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在工业的急剧发展中，引发各种社会矛盾。20世纪初，这些矛盾更加尖锐，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后，繁荣稳定的局面不复存在，传统观念和宗教信仰被怀疑，科学技术、享乐生活受到推崇。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能带来美好生活，经过道德完善和科学进步，能促进社会发展，在很多人心目中，科学取代基督教成为一种生活和得救的途径。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许多自然之谜被破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增强。在物质崇拜的年代，物欲和情欲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不信教的倾向日益明显。宗教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对人进行心理抚慰，给人提供信仰，让陷入困境的人们走出迷惘。“……因为基督教在塑造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观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菲利普对宗教虚伪性的揭露，既是时代精神的表现，更是对生活的感悟，同时，也是作家思想的再现。他祈祷上帝治好跛脚犹如当年作者祈求上帝治好口吃一样虔诚，虽然跛脚依旧就怀疑上帝的万有能力是幼稚的，但它说明人们往往在无助的时候，上帝则无动于衷。他对宗教虚伪性的认识，更多是从大伯身上得到的。当伯母去世，他想大伯一定悲痛欲绝，实际上，那位爱他，伺候他四十年如一日的贤内助的离开，丝毫没有影响他的食欲。在菲利普看来，大伯除了耽于口腹之欲和对金钱的占有外，生活中其他乐趣丧失殆尽。随着对宗教认识的不断深化，他认为大伯布道，只是履行一种形式。在他灵魂深处，“……深信宇宙间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上帝，深信今世一了，万事皆空”。他对大伯的揭露，是他对上帝由膜拜到幻灭的心路历程的反映。对大伯的鞭挞，正如尼采在《反基督》中对教会的批判那样：“它把每一种价值变成价值的反面，把每一个真理变成谎言，把每一种诚实变成灵魂的卑贱。”对大伯如此彻底的否定，正是时代情绪的体现。
菲利普抛弃宗教信仰后，身心获得极大自由，后来认识到这只是幻觉。因为，“而某些拒不接受基督教的人，较之很多维护基督教的人，可能还更具有基督教的气息”。他生活在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英国，从小受基督教伦理的影响。“他是在宗教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尽管他抛弃了宗教，但是却把作为宗教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观念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他虽然抛弃基督教信仰，但基督教的道德观已深入骨髓，左右他的行动和价值取向。有时去教堂做祷告；常常济危救困，帮助危难中的人，不仅帮助安妮·普赖斯和克朗肖，连深爱的米尔德丽德要和他的朋友格里菲思去牛津游玩，也出钱资助，这除了表现他的善良外，也显示了博爱的胸怀，与《圣经》中“登山训众”的精神相吻合。为了尽快见到从牛津归来的米尔德丽德，不知不觉向他根本不相信的上帝祷告，祈求上帝让米尔德丽德态度和善地对待他，而把从前遭受的痛苦忘得一干二净。由于生活的历练，他对人生的感悟越来越深刻。“人无论是正直的还是不正直的，雨露毫无偏向地统统洒在他们身上”。这正是上帝博爱精神的体现，在这种思想指引下，他回忆熟悉的人，不是身体残疾，就是精神有创伤，不禁怜悯他们。“他可以饶恕格里菲思的狡诈，也可以宽宥米尔德丽德，尽管她使自己蒙受莫大的痛苦。他们两个人也是身不由己呀。只有承认人们的美德，宽容他们的过错，才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这当儿，他脑海里掠过奄奄一息的上帝临终前的遗训：‘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的宽恕正是基督教的人生观，他将神性与人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拯救别人的同时，也使自己得到救赎。
大伯在菲利普眼中是伪善的化身，他对宗教的热情是谋生的需要。由于大伯控制着他的经济支配权，对大伯总是不满，认为大伯缺乏亲情，性格有缺陷。大伯作为神职人员，更多体现神的意志，但不乏对亲情的渴望，妻子去世后，他希望菲利普多住几个星期，陪陪自己；临终前，极想见到自己的侄儿，这说明他对亲情很看重。当然，在大伯身上，人性的邪恶也得到露骨的表现，除宗教的欺骗性外，过分贪恋口欲和金钱，菲利普在困境中向他借钱被拒绝，物质欲望遮蔽人性的光辉。大伯既是人性善与恶的结合体，也是神性与人性的统一体。
在宗教性的国家，人们往往在神性与人性的深渊中挣扎，在世俗欲望与精神追求中徘徊，善与恶，野蛮与文明构成人的矛盾性。“在每个人的身上，一般存在两种自我概念，一种是真实的自我，即现实的自我形象；另一种是理想的自我，即追求的自我形象。对于每个人来说，当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比较一致时，他会感到满足和幸福；当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相差太远时，他会感到痛苦和不幸。”当理想与现实、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一致时，人生就美满；否则就会人格分裂，心理被扭曲，菲利普和大伯的人生历程充分证明这一点。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既要防止人性恶的急剧膨胀，又要让基督教教义随时代而发展。当今文化多元化，基督教只有抛弃僵死的信条，与其他文化交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才能被人们所接受，也才能给人指出心灵救赎的道路。
菲利普抛弃宗教信仰，却保留基督教的道德观念；毛姆仅在理智上不信神，在灵魂深处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对狱火的畏惧。他们对待宗教的态度，本质上是一致的。实质上，人们需要宗教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神性与人性经常发生冲撞，但只有它们和谐一致时，人们的合理诉求才能得到满足，反之，就会遭遇不幸。“因此，只有在具有宗教基础的社会中，个人和社会才能取得应有的和谐和张力……”在宗教性的国家中，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不能对人性和神性进行割裂，必须让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协调一致，只有这样，人生才会幸福，社会才能和谐，个人和社会能得到充分发展。菲利普和毛姆对待神性与人性的态度，成功地破译了人生的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