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首先刊登了戴笠专机失事的新闻。戴笠的死因，就此成为定论。一件弥天大案就此被掩盖了过去。
戴笠座机失事后的第四天，军统总务处长沈醉赶到失事现场，从当地百姓手中追回了两件宝物，一件是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羊脂玉白九龙杯，一件就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回的九龙宝剑。沈醉找到九龙宝剑，为后来弄清戴笠的死因提供了线索。
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所谓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职自然非蒋莫属，但副总统一席却有五人竞争。选举结果，桂系首领李宗仁终以微弱多数击败蒋介石属意的孙科，当选副总统。
本来，蒋介石已下令毛人风，让保密局动员各方面力量全力支持孙科。事后，毛人凤却得到密报，说主持北平市选举工作的马汉三竟阳奉阴违，成为李宗仁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按照军统的家规，这是背叛团体的行为。1948年6月30日，毛人凤亲赴北平，将马汉三等3人秘密逮捕，以彻底查清马汉三等人的问题。
负责办理此案的保密局司法处长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时的遗物人手，一步一步追查，终于弄清了马汉三截留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全部事实真相。毛人凤将此结果上报蒋介石，蒋介石不禁大惊失色。但他考虑到，戴笠的死因已经公布出去，而且将马汉三等人的事实真相公开，对国民党及军统局本身形象亦不利，遂决定马汉三案真相不许公布。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秘密处决。就这样，戴笠死亡的真相就被掩盖了起来。
清东陵宝藏今安在？
1928年，孙殿英盗了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盗窃了大批金银财宝，但这些财宝下落不明。民间有一种传说，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东陵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徐源泉便将宝藏埋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秘室中。“文革”期间，有人在武汉新洲徐公馆附近挖出了不少枪支军备，结果有关徐公馆藏有巨宝的说法不胫而走。
2001年2月，自称是西北某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两个神秘人物，突然出现在武汉新洲仓埠镇，多方探访东陵宝藏的下落。沉寂了70多年的东陵宝藏历史悬案再度沸沸扬扬，东陵宝藏果真埋在武汉吗？
徐源泉公馆坐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六集团军陆军上将的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其富丽堂皇。据当地老百姓讲，徐公馆是徐源泉为母亲和妻室建造的，公馆建成后徐派出一两个连的兵力保护。
公馆外观雄浑壮丽，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秘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秘道里。“文革”期间，曾有人在徐家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由于当时挖开的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气，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
为搞清徐公馆的埋宝之谜，1994年，现任新洲文物管理所副所长的胡金豪，专程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个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胡金豪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胡金豪认为要论定徐公馆地下是否藏有清东陵宝藏，至少还有几点需要核实：孙殿英是否将东陵宝藏送给了徐源泉？徐源泉是否将宝藏埋在了徐公馆地下？从徐公馆建成到1949年徐源泉离开大陆期间，他有没有将宝藏移往它处？而这些在史料上都无记载，所以论断徐公馆埋有东陵宝藏尚为时过早。
1994年9月18日，胡金豪还走访了当时已93岁高龄的徐公馆女佣袁一全。袁回忆说，孙殿英盗东陵，徐源泉是司令，因此发了财，就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做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人，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房的工匠。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74岁的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介绍，10岁时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徐公馆中最具悬念的当属公馆楼中的至今无人敢下的密道。已从事文物研究30多年的新洲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胡金豪介绍，解放初发现徐公馆竟是所空房，内有地下室，连着密道。当时大家就猜测清东陵的财宝可能埋藏在内。“文革”时。红卫兵在徐公馆地道下挖掘时发现一个砖砌的地洞进口，恒洞口冒出大量白烟，由于怕内有机关暗器，无人敢下，因此就用土回填了。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所长胡德意认为关于目前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早在60年代，他就听到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埋宝的所在地。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他们将会就此事会同湖北省各文物局和相关部门，展开细致的史料分析和深入的地质勘察论证工作，以得出科学有力的证据。尽管1994年曾对徐公馆进行过维修，但主要是外围的修整，保证公馆楼不倒塌，基本体现它的原貌。公馆内的悬念没有人能进行权威的解释。不过这条暗藏杀机的密道在将来挖掘时也将是一个难以克服的技术难题。他强调指出，揭开徐公馆的清东陵财宝之谜还有待时日，“目前只能说有这个可能”。
从有关史料中得知：1927年，41岁的徐源泉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7月，他放任部属孙殿英盗挖清东凌，并接受东陵大盗孙殿英的贿赂，将部分受贿所得的清东陵财宝转移，据为已有：徐源泉1949年逃到台湾，1960年在台北病死。徐源泉到底将清东陵的财宝藏于何处，还是他一直就带在身边？这一切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有待于文物部门进行科学的研究判断。
《金山胜迹图》被盗疑案
明代著名画家唐寅的传世精品《金山胜迹图》因日寇的盗掠而失踪，也是我国珍宝被盗的一件大事。
唐寅，即唐伯虎（公元1470—1523年），字子畏，一字伯虎，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出身于商人家庭。他少年有才名；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29岁时，中应天府（今江苏南京）解元，后人京会试，由于考场舞弊案被牵连下狱。因仕途不得志，绝意进取，筑室于桃花坞，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他性格狂放不羁，与张灵、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友善，诗文书画，才气横溢。
唐寅的传世绘画作品并不很多。其绘画题材涉及山水、人物、花鸟、楼阁等。他广采众家之长，以工笔细描为主，而兼“文人画”的笔墨，自成一派。由于唐寅的特殊成就，其作品历来被包括宫廷在内的收藏者所垂青。《金山胜迹图》就是唐寅的代表作品。
乾隆皇帝在下江南巡视之时，在苏州见到了唐寅的这幅《金山胜迹图》。乾隆皇帝一见便爱不释手，买下了这幅在民间几经流传的旷世珍品。回宫后，乾隆皇帝亲自把此画挂在书房内，早晚相伴，倍加珍惜。自乾隆之后，《金山胜迹图》一直在清宫中珍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当上了总理大臣，兼领北洋全军。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袁世凯向清宫扬言，要清帝尽快退位。清官在隆裕太后的主持下，召集御前会议。肃亲王向一筹莫展的隆裕太后密奏说：若想改变不利局势，只有拉拢革命党人，“汪（精卫）不日将出狱，望太后拨冗密召之，以笼络其心……”在肃亲王的安排下，隆裕太后在清宫御花园接见了汪精卫，并向他赠送了一幅古画。趁周围人不注意，汪精卫展开此画一看，见是唐寅的《金山胜迹图》，不禁失声叫到：“千古真迹，我会成为百万富翁矣！”
汪精卫当然知道此画的价值，也知道那些英国、德国、日本的古董大亨早已对此画垂涎三尺，知道一些江湖大盗们也在不择手段地嗅着这幅画的踪迹，也知道隆裕太后赠送此画之良苦用心，知道此画有可能给他招来横祸，因此，汪精卫决定密藏此画，绝不公开炫耀。
日本人也非常喜爱唐寅的画作。1926年日本就成立了“东方史馆”，着手从事搜罗中国最珍贵的图书文物资料，其中《金山胜迹图》被编为代号“真迹008”，成为他们亟需猎取的重要文物。披着考古专家外衣的日本情报部二处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潜入天津，化名姜尚礼，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密查暗访，探求《金山胜迹图》的下落。他几经寻访，得知《金山胜迹图》从清宫流落出来后，藏在汪精卫手中。
1926年，汪精卫凭其苦心经营，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要职。但随着他对《金山胜迹图》的收藏愈久，心绪愈是不安，他担心这幅画会引起中外盗宝集团的觊觎而导致杀身之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深知汪精卫在日夜为价值连城的《金山胜迹图》担心，也怕藏在家中不安全，便策划将画秘密转移到河北蓟县独乐寺的愚山和尚的秘室里。陈璧君刚将画转移，日本特务川岛速浪便从肃亲王口中套出了古画早被隆裕太后赠给汪精卫的情况，在山本四太郎的亲自指挥下，对《金山胜迹图》的第一次行动——“008劫案”便开始了。这次劫案的方案是：从汪精卫的密室里调开汪精卫、陈璧君和他们的心腹密友张一帆，然后再查找名画。但狡猾的日本人扑了空，却更加引起了汪精卫和陈璧君的警觉。
1940年，陈璧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进香的贵夫人来到了独乐寺，与愚山和尚秘密见面。一直在盯着她的日本人也跟到了独乐寺，并看到了陈璧君携带从和尚私房里抬出来的一个经箱，送上了从天津开往青岛的“海鸥”号游艇。山本四太郎认定，箱内一定藏有《金山胜迹图》，于是又策划了另一次更加险恶的针对“真迹008”的计划。
1940年1月26月夜2时许，两艘伪装成渔船的小型快艇突然出现在渤海海面，包围了“海鸥”号游艇，几十名日本人在山本四太郎的指挥下，将艇上的5名中国雇员和19名客商全都从睡铺上抓起来投入海中。但当他们打开那只经箱时，却不禁目瞪口呆，因为经箱中除了几册《金刚经原文释本》外，根本没有《金山胜迹图》的踪影，陈璧君也不在船上。原来，日本特务川岛芳子为了报答汪精卫的救命之恩，把山本四太郎的这一计划捅了出来。陈璧君便临时改乘“富士”号从塘沽回到南京，《金山胜迹图》当然也被临时从经箱中抽了出来，夹在陈璧君的那只随身大皮箱里，安全运到了南京。
躲过一劫的陈璧君回到南京，得知发生在“海鸥”号游艇上的惨案后，丧魂落魄。待陈璧君的心神稍有安定，汪精卫便请采周佛海，请他秘密找人对《金山胜迹图》进行鉴定，明确真伪，以免为一张赝品丢了性命。周佛海推荐了一位姓俞的鉴定家，在汪精卫家里三天三夜足不出户，最终认为“确系真迹”。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件古画珍品，陈璧君提出由周佛海代为收藏《金山胜迹图》，因为周佛海的家里有一间钢骨水门汀结构的地下室，并且室中有洞，防潮防火，非常安全：此时，周佛海正在急于当上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极力巴结汪精卫，对陈璧君的要求连声答应。
周佛海认为，一般人都以为如此珍贵的古画，不会在大白天招摇过市。于是，周佛海从陈壁君手中接过《金山胜迹图》后，便于大白天离开了汪公馆。
但是，周佛海和汪精卫夫妇都算错了，因为日本人在前几次劫画失败之后，更是不会放过任何一点机会。周佛海从汪公馆一出来，便被日本便衣特务盯上了。由于此时汪公馆的所有车辆和人员都已被日本特务监视了，所以山本四太郎断定，“真迹008”。已经被汪精卫转移到了周佛海的家里。
在1941年1月11日的大雨之夜，山本四太郎利用从天津调来的十多名特工人员，趁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四大巨头都已离家接见日本文部省、大藏省官员之机，指挥全副武装的匪徒潜入周佛海私寓的地下室和三楼储藏室，用特制切割器割开地下室的铁门，盗走了“真迹008”，然后又烧毁了周公馆的整座主楼和地下室。
1月11日的这场大火发生在汪伪政权的“首都”南京城，发生在第三号汉奸头目周佛海的家中，所以格外引入注目。陈璧君在得知周公馆着火的消息后，立即赶到了现场，她关心着《金山胜迹图》的命运。但让她失望的是，她眼前的周公馆，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周佛海哭丧着脸对陈璧君说：“夫人，完了，我辜负了你的重托。”
一周以后，“真迹008”被混在一只装有宣纸的包装箱内由邮轮运到了东京。“东方史馆”的文化特务头目得知《金山胜迹图》得手的消息后，欣喜若狂。但在一次小型观赏会上，馆长加藤佐木对画的墨色和纸质提出了疑问。经一些名画鉴赏家集体鉴定，断定是一幅由高手伪托的赝品。这一消息使“东方史馆”丢了面子，山本四太郎被指责为“日本鉴古史上最愚蠢的莽动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情报部门撤销了山本四太郎在二处的职务。而山本四太郎也恼羞成怒，在砸碎了他从东南亚各国搜罗来的一些金石古玩后，离家出走，悄悄地在东京湾沙麓角蹈海自杀了。
日本谍报机构花费15年时间，用数十条人命换来的“真迹008”竟是一幅赝品，使《金山胜图》增添了一些神秘色彩，也使这幅古画的下落成为一桩悬案。《金山胜迹图》究竟在何处呢？据推测，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鉴定此画的俞先生得知，这件国宝落在汉奸之手。早晚也会被洋人抢去，便冒险临摹，交给汪精卫的是假画。
第二，日本人为混淆视听，故意说劫往日本的是假画，而把真迹秘藏起来。
第三，汪精卫和周佛海将真画藏于另一处，锁进地下室的只是一幅假画，目的是吸引日本人的注意。
第四，《金山胜迹图》藏在天津独乐寺之时，已经被愚山和尚调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