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迈的慈禧太后带领老迈的大清帝国，走过19世纪末的凄风苦雨，大清朝老迈了，慈禧太后也渐渐老迈了。
在慈禧太后74岁的时候，这个老迈的妇人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不管她的权势多么显赫，死神还是一步步走近她。
慈禧74岁的寿辰办得非常热闹，但这也要了她的命，慈禧在当天半夜就开始闹病，她到底年纪大了，虽经多方治疗，但病势越来越沉重了。
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的病牵动了朝廷大局。
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是他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事。为了防止这一天的到来，他想尽了办法，1905年，袁世凯借立宪之名想分皇帝之权，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慈禧死后光绪对自己实行报复。
光绪已经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但是他对袁恨之入骨。自戊戌政变被袁出卖后，光绪被软禁在瀛台，他“恶袁甚”，“日书其姓名，粉碎之”。1900年到达西安后，光绪经常“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几以此为常课”。袁世凯奏请立宪的时候，想借这个机会推行君主立宪，以分皇帝之权，还可以防止日后光绪重掌政权对己不利。他的心思被光绪洞悉，光绪皇帝在朝堂上见到袁世凯，目光冷厉地说：“你的心思我全知道”。袁世凯听了汗如雨下。他们之间的怨仇已经难以化解。
重病的慈禧听说一个消息，袁世凯要废掉光绪帝，另立新帝。慈禧虽然身患重病，但思维还很清楚。她未必相信这个传言，但是慈禧知道自己去日无多，为了以防万一，她下的两道谕旨十分耐人寻味：
派奕匡离京去东陵查看自己的陵地——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
段祺瑞的北洋第6镇调往涞水，第1镇调防京畿。
奕匡和段祺瑞一为袁世凯在朝中的傀儡，一为其心腹嫡系，这两道旨意明显是在防备袁世凯有所举动。
1908年10月13日，奕匡得到光绪病危的消息赶回北京。慈禧命载沣为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同时将载沣3岁的儿子溥仪抱到宫里教养。
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帝在瀛台的涵元殿驾崩。
慈禧立刻将摄政王载沣、军机大臣奕匡、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召集到福昌殿，宣布关于新君的几项安排：一、溥仪入继大统；二、以溥仪承继同治皇帝之嗣，兼承光绪皇帝之祧；三、溥仪正在冲龄，由摄政王监国，所有的军国政事，悉承她的训示裁度施行。等溥仪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其亲政。
慈禧自知行将不起，将大清的最高权力交给同时是自己的侄子、外甥的载沣。
慈禧留下的最后一道谕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主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光绪皇后隆裕)懿旨者，由摄政卫随时面请施行”。
16日晚，把持朝政47年的慈禧太后在仪銮殿去世，享年74岁。
两天之内连丧两宫，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宫廷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光绪虽然是名义上的皇帝，但是早已是有名无实，他正当盛年，似乎正可以在慈禧身后有一番作为，但是却神秘地死去，这一直是一个饱含宫廷阴森气息的谜团。
关于光绪皇帝的死众说纷纭，有两种传说和袁世凯有关：一说袁世凯深知光绪一直对自己在戊戌政变的出卖行径耿耿于怀，当慈禧病重，袁世凯怕光绪皇帝重掌政权对自己不利，于是向慈禧进谗言：皇上得知太后的病情面露喜色，对太监说，出头之日到了。慈禧大怒道，我不能比他先死。过了几天慈禧自知大限已到，命人给光绪皇帝送去红丸。光绪帝吃了红丸后暴亡。晚上慈禧梦见光绪前来索命。慈禧受到惊吓，马上就死了。这是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慈禧太后先死，袁世凯、奕匡、李莲英等人合谋，秘不发丧，他们害死光绪之后，修改了光绪和慈禧的死亡日期才对外公布。
这当然只是传说，后面这一种尤其经不起推敲，载沣已被任命为摄政王，他和慈禧又是关系很近的侄儿、外甥，奕匡、袁不可能背着载沣干出如此严重的弑君之举。
光绪皇帝死因的真相，已经永远埋藏在历史的迷雾中。
由于光绪皇帝和袁世凯之间的恩怨，诸多的疑点集中到袁世凯的身上。
有许多传说反映了这一点：一说光绪曾留下一道遗诏，写了一个“斩袁”，但是“袁”字只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袁”的最后一笔拉得很长。
一说光绪私下对隆裕太后说：“杀我的是袁世凯”。
一说光绪帝亲自写了“必杀袁世凯”的朱谕，放在一个小盒里，后来被隆裕太后找到。
不管光绪的死因是什么，光绪只是个名义上的皇帝，他的死对朝政没有什么影响，由于慈禧一直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的去世对政局的影响更为巨大。慈禧一直是袁世凯的靠山，倚重自己的当权者去世，代之一个政敌，袁世凯显赫的政治生涯一下子暗淡了。
慈禧死后，即位的溥仪还是个幼童，清廷的最高权力实际掌握在载沣的手里，袁世凯曾经极力想向载沣表现自己友好的态度。据《容庵弟子记》记载，慈禧任命载沣为摄政王，溥仪为皇帝时，曾经秘密征询过袁世凯，袁世凯表示“一力赞成”，并且将消息告诉自己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朱尔典认为：“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袁世凯将英国人的态度告诉载沣，已表明自己与英国的关系，希望以此博得载沣的欢心，忘掉宿怨。
但是载沣一心要为光绪皇帝报仇，对袁世凯很冷淡。
当时朝中的满族亲贵摄政王载沣、善耆、载泽、铁良、良弼等人都想除掉袁，因为袁世凯掌握着军政大权，他们要控制朝中大权就要除掉袁。
因此载沣一上台，就把袁世凯冷落在一旁。载沣处理朝政事务，都和张之洞和世续等商议，把袁世凯晾在一边。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暗暗为袁世凯捏了一把汗。
载沣在满族亲贵的支持下，开始行动了。宣统皇帝溥仪曾经在回忆录里写过：
对我父亲摄政王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匡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最后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匡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订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赏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尚方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匡争地位的，有不把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匡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的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同时朝中反袁势力见时机有利，也竭力弹劾袁。
宣统登基之后，为了表示新朝的“恩泽”，对一些朝廷重臣进行赏赐：奕匡“亲王世袭罔替”，赏加世续、鹿传霖太子少保衔、用紫缰，赏加张之洞、袁世凯太子太保衔、用紫缰。
御史们乘机发难，御史江春霖以朝廷优赏之不当为名，弹劾奕匡、袁世凯结党营私。
御史赵炳麟也认为袁世凯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上疏痛陈用袁的几大弊端。
载沣看到袁世凯在朝中党羽众多，势力根深蒂固，特地征求朝中重臣奕匡和张之洞的意见。张之洞虽然和袁世凯政见不合，但是他看出载沣要杀袁世凯是满汉之争，张之洞身为汉人，自然不愿见到朝中出现排挤汉人的局面。因此张之洞力保袁世凯，他说：“主少国疑，未可轻于诛戮大臣，而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
奕匡也附和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反怎么办？”这一番话顿时把载沣镇住了。载沣心有不甘，他又以军机处的名义，密电征询北洋六镇统制的意见。第4镇统制吴凤岭、第6镇统制赵国贤会衔回奏：“请将臣等先行革职，以免士卒有变，致辜天恩”。潜台词就是说北洋军会造反。这就证明了当时北洋军“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的说法。
性格懦弱的载沣终于不敢断然下手杀袁，只好按照张之洞的办法处置袁世凯。很快，处置袁世凯的上谕就下来了：
这道上谕是1909年1月2日发布的：“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的“足疾”也有些根据，上年袁世凯在寿辰时被弹劾，就是以“足疾”为由请假的。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从煊赫的枢辅重臣一下子被撸得干干净净，所幸逃得性命。
当袁世凯听奕匡说载沣就要对他下手的时候，慌忙微服逃到天津，化名住进英租界的一家饭店，准备潜往日本避祸。上谕颁布的当天晚上，袁世凯回北京自己的寓所领旨，次日拜见摄政王“谢恩”辞行。
袁离京回原籍时，送行的只有严复和杨度。他的门生故旧为了避祸都不敢前来送行。昔日威风八面的袁宫保，就这样从政坛上消失了。
只有外国人还为袁世凯说了几句公道话，英国的《泰晤士报》曾经刊登了一则社论，赞扬袁世凯的才能、进步的思想等等，最后感叹道：“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满洲政府用侮蔑的方式放逐了”。
袁世凯居官期间，利用搜刮的巨款，在豫北的汲县、辉县、浚县和彰德(今安阳市)购置了大量田地山林，修建了数处房舍。罢官以后，他未回项城老家，带着两个姨太太到卫辉府的所在地汲县住下。
袁世凯之所以不回项城原籍，除了祖籍的房舍已给亲族外，主要是因为家庭矛盾所致，他不愿同其兄袁世敦往来。矛盾的产生起因于安葬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事情是这样的：袁世凯兄弟共六人，除袁世敦为父亲袁保中的元配夫人刘氏所生，系嫡出以外，其余五人俱为袁保中的继室刘氏所生。对袁世敦来说，袁世凯的生母为庶母。1902年10月，袁世凯由直隶总督任上回祖籍项城安葬其生母的时候，因葬地与恪守封建伦理原则的袁世敦发生了剧烈冲突。袁世敦认为她不过是一位庶母，不准埋入祖坟正穴，只准拊葬于坟地的边角。袁世凯同他争执了很多次，他坚决不答应。在那个时代，有关家族中的大事，官高权重的袁世凯说了并不一定算数，最后要由袁世敦这个嫡长子决断。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得另外买了一块新坟地安葬了自己的母亲。从此以后，袁世凯就断绝了同袁世敦的往来，也由于这个原因，罢官后他没有回到项城的老家。
辉县城西北五里有河南着名的百泉、苏门胜景。百泉是卫水之源，泉流清澈，毛发可鉴，周围楼台亭阁或雄伟宏敞，或玲珑小巧，与嵯峨苍翠的苏门山交相辉映，风景极为秀美，自汉、晋以来，即成为名流隐士的游览栖迟之所。魏、晋时期的隐士孙登，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宋以来的程颢、程颐、周敦颐、邵雍、耶律楚材、姚枢、许衡、孙奇逢等理学家、经学家、政治家，以及不食清粟而死的彭了凡，都曾来此游览、隐居或讲学。乾隆皇帝亦在此驻跸过。
该县与卫辉相临，城中也有袁世凯买下的房舍。他经常住在这里，每每约人前来，或临泉而赏景，或登山而寻胜。在孙登长啸的啸台遗迹上，前人留下了不少题咏，袁世凯亦书写了一副对联：“运际昌期，应不容先生长啸；闻犹兴起，却常留终古高台”。他还与徐世昌发起捐资，对百泉、苏门等遗迹进行了重建。重修的动机，据其自述是：“余以退居养疴，憩息于此，睹名贤祠宇之衰落、胜迹遗踪之荒废，怒焉不安于怀，允宜集资，量为修治，补苴罅漏，踵旧重新，以昭矜式”。此外，他还打算“俟资用宽裕，行将购地建宇，创为书社，搜讨前贤着述、高文典册、散佚遗亡及板籍残缺不完者，校勘梓印，以备硕学名流来游栖止流览观摩之助”。
过了两个月，袁世凯又携全家人迁居到彰德城北门外的洹上村。此村以面临洹水(又名安阳河)而得名。洹水源出林县西北的林虑山中，至彰德境内的善应山湫流涌出，泉脉渐大，由西婉蜒向东，横贯彰德，注入卫水，恰从洹上村前流过。洹上村的住宅原系何氏的一座别墅，总面积二百余亩，袁世凯“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太)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袁世凯把它买下来以后，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建。宅外砌着高大的院墙，院墙周围筑了几个炮楼，由地方当局派的两营马队驻扎护卫，从外面看仿佛是一个寨堡。院内辟有菜园、瓜园、果园、桑园，饲养猪、羊、鸡、鸭之类，还整修了一座花园，袁世凯因昔日曾得慈禧太后所赐手书“养寿”二字，故将此园命名为“养寿园”。
养寿园中央有三列巨大的建筑，周围有宽广的走廊，轩敞为全国之冠，这就是养寿堂。该堂楹联为所集前人诗句：“君恩彀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宽”。园南有谦益堂，“谦益”二字为慈禧太后在1902年初所赐，袁世凯以此二字命名，据其自跋所说，意在“俾出入瞻仰，用自循省”。该堂楹联为：“圣明酬答期儿辈；风月婆娑让老夫”，系袁世凯亲拟。其余景观和建筑有：五柳草堂、乐静楼、红叶馆、纳凉厅、澄淡榭、葵心阁、啸竹精舍、杏花村、临洹台、洗心亭、垂钓亭、盖影亭、滴翠亭、枕泉亭、接叶亭、待春亭、瑶波亭、泻练亭、天秀峰、碧峰洞、椎风洞、散珠崖、汇流池、鉴影池、卧波桥。其中汇流池面积广达十亩，是由引入的太平渠水汇聚而成的人工湖，碧波荡漾，临岸鉴影，里面生长着荷菱，养殖着鱼蟹，备有船只，洗心亭位于湖中心，是袁世凯在良辰佳期同妻妾宴乐观赏的常临之处。整个园内名花遍布，香飘四季，茂林修竹，婆娑滴翠，高石泻泉，瀑散珠玉，朱栏半隐，曲径通幽，确是一个景色绝佳、清幽恬静、适于颐养天年的处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