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的主张和在议会的实践触犯了袁世凯，但由此造成的威胁还不足以让袁世凯下此毒手。宋教仁属于温和的理想型政治家，主张政党政治、责任内阁，提倡议会合法斗争，袁世凯对此类政治斗争见多识广，对付起来已有经验，即便孙中山他也对付过去了，唐绍仪所谓的责任内阁他也对付过去了，因此宋教仁所谓的政党内阁他也有信心对付过去，不必采取肉体消灭的极端办法。他手中重兵在握，军事上占有优势；身为合法大总统，能够运用国家权力资源；还有列强的支持和不少政党团体、政治势力的拥护。即使是孙中山本人，被袁世凯轻轻一挡，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如今已用不着以对付吴禄贞的手段来对付宋教仁，那时军情火急，关乎一举成败，刺杀便成为有效手段。现在情形不一样了，而且袁的优势比那时强多了。富有经验的袁世凯当然会高度重视他的政治对手，但是他首先会考虑现有的地位声望，他自信有办法对付宋教仁，更相信实力决定一切。他不会不考虑暗杀成本问题，一旦泄露，得不偿失。
再说宋教仁的政治主张能否实现，还是未知数。首先通过国会这一关就很不容易，因为组建政党内阁也好，另举总统也好，都必须获得“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国民党议员只有392票，远不足870票的半数，而且国民党由多党改组而来，政治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其中举黄、举孙、举黎“各有派别”。另外当时人心普遍思定，希望有“强人”来稳定国家，掌理政权，这也是袁世凯具有的客观优势。
从惨案发生的地点来看，袁世凯也不会如此选择。行刺暗杀宋教仁要冒风险，在上海华界风险更大，因为那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而且是陈其美的地盘，方方面面都有他的人。有人说袁世凯故意将刺宋案地点安排在上海，以蒙蔽公众，嫁祸于人，使人们觉得系国民党内争所致，可是这一选择风险实在太大了，一旦出差错，满盘皆输。既然没有把握，袁世凯为什么要选择上海刺宋？
令人费解的是，宋教仁东下北上，一路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案发当时，宋教仁身边竟然没有一名卫士，也没有采取任何防卫措施，而且火车站平时值勤的警察也不见了踪影，以至于凶手得以从容逃逸。如果说对尚未组阁的宋教仁，中央不必承担保护义务，那么国民党为什么不承担起保护之责呢？国民党在上海完全能够做到。由此可见，疑窦丛生、充满诡异的暗杀，绝非袁世凯所能计划和安排的。
案发后，关涉此案的应桂馨、赵秉钧接连暴毙，也令人产生联想。有人认为这是袁世凯杀人灭口。可是，究竟是不是袁世凯派人去杀的？为何要杀？至今也无确凿的材料加以证明。所以说袁世凯主使暗杀了宋教仁，还有许多不解的谜团。他至多是个怀疑对象，但不能就此论定。
也有认为此案的幕后真凶是赵秉钧，因为有证据证明应桂馨与北京临时政府联络的密码电本是赵秉钧提供的，他提供密码电本的用意是为了直接指使这次刺杀。而且杀掉了宋教仁，他也是受益者之一，可以少一个政治竞争对手。但赵秉钧解释说，给密码电本确有其事，不过那是为了公务，因为应桂馨是中央的特派员，负责解散共进会事宜，而中央特派员，“向用密电报告，直电国务院”，所以给他密码电本并无不当。赵秉钧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而且涉案函电不能证明他参与了这次暗杀阴谋。
刺宋案的发生有多种可能，颇为流行的观点是，洪述祖揣摩袁世凯的心思“而擅自行动”。根据涉案函电来看，洪述祖参与其中已可认定。就是他鼓动并指使应桂馨进行布置，而应桂馨又找来武士英充当刺客。问题是，洪述祖为什么胆敢擅自作主？洪述祖有没有向他的上司赵秉钧或者袁世凯透露过他的计划？当时警察总监王治馨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洪述祖于南行之先，见总统一次，说：“国事艰难，不过是二三反对人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曰：“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遯初(宋教仁)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遯初究竟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袁有不豫色，洪出府即告假赴天津养病。
从这段引文来看，洪述祖南下、北上之际，或许有戏。但事到如今已经很难辨别真假。
刺宋案究竟谁是主使人，现有资料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此案是上下一致共谋？还是有人擅自行动？抑或由非袁政治势力所为？还有待于考证。
二、袁世凯后代谈袁世凯
（一）
我父亲生就一副五短身材。我们曾看到过他做直隶总督时的一张照片，从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他已经比较胖了，到了中南海，比以前更胖了一些。由于他好武，所以无论是站着或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的时候，也直着腰。当然，靠着沙发背坐着的时候是有的，但也是直着腰在靠着，从来没有看到他斜歪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坐。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腿比较短，所以在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裆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他保留着比较重的河南乡音。在谈话的时候，他总是一面和人交谈，一面却不时地用手摸他的胡子，并且时常“啥”啊，“啥”的。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絮絮叨叨。他有一个口头语是：“嗯！你懂不懂？”每当他和人谈话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总要用上这个口头语。这不过表示他“重言以申明之”，使得听的人不至于忽略他所谈的内容罢了。但是，有人认为这是我父亲对人轻慢的表示，这倒真是冤枉他了。他和人交谈的时候，嘴里总离不开雪茄烟，走路的时候也是如此。他走路的时候，有一些轻微的左右摇摆，手里一定拿着一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这根藤手杖，仿佛不是我父亲借它来支撑自己的身体，而是故意用它来敲地似的，随着他走路的声音，总是另外听得见这根藤手杖铛、铛、铛……敲地的声音。我们知道，我父亲所以要随身带着这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是有防身之意的。
他平常很少有笑容，和人谈话的时候，同样很少看到他又说又笑。就是他遇到或是谈到什么极其可笑的事情，也总是哈哈地一笑就完。笑完了，在他脸上就再也找不到些微笑意了。有一次，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来看望他和我娘，这才看见他带着笑容和黎夫人问答的神态。但这只不过是“偶一为之”的例外。可是他又很少生气，也很少看见他脸上有怒容。除了管教儿子有时生气，甚至于气到用皮鞭子或是棍子责打儿子以外，他对于男女佣人，自己从来没有责打过。他们做错了事，他最后只是骂上一声“混蛋”；真的气极了，也只是把一声“混蛋”，变成“混蛋加三级”，便算了事。那些“跑上房的”(当这个差使的，都是年龄在十四五岁以下的男孩子，他们都是一些老佣人的儿子或孙子，一过了这个年龄，便调出去做别的事了)，如果谁犯了重大的错误，他也只是叫管事的申明善或符殿青把“跑上房的”带了出去，用皮鞭子责打10下、20下，以示惩罚，他自己却从不动手打人。至于他的僚属或部下，他对待他们都很客气，很少看到他厉声厉色的神气。但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抱着恐惧的心理的。可以说，我父亲是有着“不怒而威”的神态的。有的人说，他坐在那里，像一只老虎。这当然是一种附会的说法。但是他的双眼，如果圆睁起来，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杀气”，这大概就是人们对他心怀恐惧的道理吧！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他每天早上6时起床、盥漱，6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7时“下去”(由于当时住在居仁堂楼上，所以称上楼、下楼为“上来”“下去”)。他缓步下去的时候，总是拿着那根藤手杖。这时人们就听得铛、铛、铛的声音，最后又听得他发出一声“哦”，像咳嗽而又不是咳嗽，这才算完成了他下楼的“仪注”。我曾经问过他：“爸爸干什么要‘哦’呀？”他回答说：“要这样才好”。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大概是为了表示他的到来，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下楼后，就到办公室办公和会客。11时半他吃午饭。他所用的碗、筷、碟，都比其他人用的大些、长些，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丝炒韭黄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那么，只要不换这两个菜，位置就固定在一东一西。他吃鸭子的时候，最喜欢吃鸭肫、鸭肝和鸭皮。他吃鸭皮的时候，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掀，一转两转，就能把鸭皮掀下一大块来，手法是异常熟练的。他还爱吃我母亲做的高丽白菜。做法是：剥去一棵白菜外边的菜叶，将它的嫩心切成4段，每段的中间再夹上梨丝、萝卜丝、葱丝、姜丝。他从不爱吃咸菜、酱菜之类，因此饭桌上就永远看不到这类小菜碟，有的只是二姨太太做给他吃的熏鱼，到了冬季还有上面所说的高丽白菜。至于所吃的主食，也是经久不变的，每顿除了馒头和米饭以外，一定要准备好几种稀饭，大米的、小米的和玉米糁的，夏天还多加一种“绿豆糊糊”。这是一种河南人的饭食，用磨碎的绿豆熬成的“糊糊”。吃午饭的时候，如果没有外客，除了当值的姨太太(姨太太当值的办法，当在下面谈到)及我和二姐陪同他一起吃饭外，有时也叫别的姨太太来陪吃。她们来的时候，总要带自己房里做的一两样有特色的好菜来同吃。
午饭后，他上楼午睡约一小时，下午2时起，又下楼办公和会客。5时以后，他就离开办公室和姨太太们以及小弟弟、小妹妹们到中南海各处去散步，有时候也骑一骑马或划一划船。每逢他出来的时候，是要“净园”的。比如说，他今天要到瀛台去看看，那么，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一个小时，就有人按传下来的话，吹着哨子，沿途四处知会，叫人们事先“回避”。这是因为在总统府内办事的职员、杂役人数多，怕他们在无意中“惊了驾”而定的规矩。这个规矩，并不是从住进中南海的时候才开始的。他在彰德隐居的时候，那个养寿园的规模并不很大，但是每逢他去散步或垂钓，也是要“净园”的。因此，当我父亲带着我们一些人出了居仁堂的时候，只觉得满园静寂，悄无人声，各处都呈现出空荡荡的一派肃静气象。至于随着我父亲出来的，除了我们家里的人以外，他只许可那一些扬州籍的丫头、老妈(划船时，也是由她们划的)和几个“跑上房的”在旁听候差遣，其他的任何外人是都要“回避”的。
他大约7时吃晚饭，春、秋、冬三季仍在居仁堂，夏天改在稻香村，跟他外出游园散步的人们，也就和他一起同吃晚饭。星期日的晚饭，就和平常日子不一样了。这天晚上是全家在一起吃的，我娘也来。除了大厨房供应的菜以外，各房姨太太也都带来各房自做的拿手菜。有的时候还叫外面饭馆的厨师前来做菜，如烤全羊、烤乳猪、烤鸭……烤全羊，是叫前门外正阳楼的厨师来做的。星期日吃晚饭的时候，他的神情不像平时那样严肃。他和全家随意说笑，也和小弟弟、小妹妹们逗着玩。这时，哥哥们也都“解放”了，也敢参加说笑，一改他们平常那种畏惧拘谨的不自然的神态。他每晚9时归寝，在“上来”的时候，当差的必先高声报告：“总统上来啦！”然后他就用和早上“下去”时同样的“仪注”，上楼就寝。
我父亲夜间休息，并不到各个姨太太房里去，而是姨太太轮流前去“值宿”。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的时候，就由她本房的女佣人、丫头们把她的卧具和零星用具搬到居仁堂楼上东间我父亲的卧室里去。那时，大、二、三3个姨太太都已经不和他同居了，轮值的只有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这4个人，每人轮值一个星期。其中只有九姨太太由于年纪轻，有时伺候得不如他的意，因而还没有到一个星期，我父亲就让她搬了回去，另行调换别的姨太太。
他在夜间休息的时候，虽是采用姨太太轮流值宿的办法，但一到第二天早晨却依然要五姨太太到他身边来伺候一切。当然，五姨太太值宿时，就接着在他身边伺候了。这位五姨太太平时对人极为严肃，但是每天早晨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却总是笑吟吟地叫上一声“大人”，然后再去招呼我父亲的吃穿一切。其他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也同样称呼我父亲为“大人”，也同样地照料我父亲的穿衣、吃饭以及其他琐事，却总不能像五姨太太那么合他的意。此外，他许可在他身边伺候的，还有几个扬州籍的丫头。因此，有关他拈花惹草的行为，就有时风言风语地传了出来，但以事涉猥亵，这里不多谈。
在中南海，除了我娘于氏个人有一个厨房外，我父亲和所有姨太太们、少奶奶们的饭食，都由一个大厨房供应。为了分清内外界限，大厨房设置了几个转桶。当早、午、晚开饭，开点心的时候，就由各房的“跑上房的”拿着提盒到大厨房说明取哪一房的饭食、点心，大厨房的人们就把应该供应那一房的东西，放在转桶里转出来，然后再由他们用提盒提回去。各房的午饭、晚饭都是四菜一汤。各个姨太太又各有自己的小厨房，做菜的都是各房的女佣人。当各房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的生日的时候，照例头一天吃饺子，当天吃面(炸酱、打卤两种)。包饺子的办法是：由大厨房把面和馅送到一间指定的大屋子里，由各房女佣人前来包好拿走，自行煮食。当我父亲看到饭桌上摆上饺子或是卤、酱时，必要问一句：“这是谁的生日啊？”
当时除了大厨房以外，还另有西餐厨房。但是我父亲只爱吃西餐厨师做的洋点心，并不喜欢吃什么西菜，也不喜欢用什么刀叉。有的时候让做鲍鱼汤，都叫西餐厨房用菜碗盛来喝，既不用汤盘，也不用汤匙。这个西餐厨房，我父亲很少用它，倒是我大哥、二哥请客时还用得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