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外国史编译所以会带有如此强烈的现实参与感，并非偶然。一方面，以史为鉴，强调学术为现实政治服务，本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大变动和东西交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异，一些史学家逐渐感到，仅从中国古代历史中寻求借鉴的方法，显然日见局促。“鉴于远古，不若鉴于近今”，只有开阔视野，从世界史特别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丰富内涵中去开辟“借鉴史学”的新境，才能切用于纷繁多变的当代社会实际。另一方面，从中国近代思想界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看，其早期输入西学特别是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方面曾阻力重重，光绪初年清驻英公使郭嵩焘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后来薛福成奉命出使英、法、意、德，亲睹欧洲的国政民风，亦与郭嵩焘大有同感，并萌生了希望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君主立宪的想法。在1892年的日记中，他写道：当今世界政体，大要不出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三种类型，“君主之国，主权甚重，操纵伸缩，择利而行，其柄在上，莫有能旁挠者。苟得贤圣之主，其功德岂有涯哉。然其弊在上重下轻，或役民如牛马，俾无安乐自得之趣”。“民主之国，其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其弊则在“朋党角立，互相争胜，甚且各挟私见而不问国事之损益”。惟有“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但这些思想，薛福成生前并不敢公开发表。此种情况，迫使近代前期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往往只能采用某种比较委婉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钦羡西方“异端”学说的愿望。于是通过编译外国史著作来介绍西方的进步政治制度和西学，便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途径之一。因为用介绍异域史地风情这种比较富有动态实感的方式来输入西学或表达某些近代思想和观念，不但易使一般人接受而形成潜移默化的社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消解清统治集团的忌讳而减少新思想传播的阻力。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层历史原因，决定了整个中国近代前期外国史地探讨的主流走的是一条“以史论作政论”之路，其时出现的大部分世界史和外国史编译著作，着眼点无不在借史谈政和发挥对现实问题的见解，而对外国历史本身则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许多编译著作实属教科书类型，且译笔粗糙，真正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这方面论著少得可怜。故此期世界史和外国史的研究水平，就总体而言，仍然处于刚刚起步的较低层次，并未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可见，这种“以史论作政论”的强烈现实参与意识，虽然对于加强全社会对外国史地乃至世界大势的关注，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是必须的，但如不继之以深入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仍无法建立起真正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学科体系。这一点，实际上也是20世纪、特别是“五四”以后我国历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重要使命之一。
东西文化交融中的现代中国史学
一、西学东渐与新史观念的萌动
中国近代的外国史地研究，不仅是引导国人开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重要文化桥梁，还为史学自身的更新和现代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史学是中国最为悠久的传统学术之一，几千年来，它一直在本民族的独特文化系统内运行并不断延伸积累，由此形成了一套颇为独特而稳固的史学模式。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逐波推进、特别是西方近代史学的输入，这种传统的演进格局终于被打破，而逐渐进入了一个东西文化冲击交融下的史学变异过程。
西方史学之传入中国，最初主要通过国内学者的外国史地著作译介与探讨。虽然近代早期学者对于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并不看重，他们大多对中国史学本身的悠久传统和深厚学术积累颇感自足，加之当时西方史学的精华之作尚未传入国内，使人还无法领略到其理论和方法上的长处。但即便如此，他们在这方面的实际作用仍不可忽视。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因采用按类汇辑资料的方法，使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地著作基本保持了原貌，从而给国内一般人了解西方史著的叙事方法和体例提供了实例。梁廷枏在参考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编写美国史时，虽曾对该书的编纂方法表示不满，说其“未悉著作体例”，但同时又参照原书的叙事格局，在《合省国说》中先概述世界地理，然后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介绍美洲大陆的发现和历史沿革，并其政治、疆域、气候、文化、宗教、习俗、物产、经济、交通诸事，而未采取传统史书首重统治世系和突出政治史的叙事结构，这显然是不自觉地受到西史体例影响的结果。
中国近代外国史研究者中较早注意到西方史学特点并有所取法的是王韬。其《重订法国志略》指出，中国史书“原以专述历代治乱沿革得失、天地变异，而于国势民情则略焉不讲，盖已包蕴于其中矣。西史则间及民间琐事，如发明一事，创造一器，必追原其始，以觇人材之进步、制作之源流焉。此亦记载之不可废也”。从中西史书的对比中，他看到了西方近代史书考察社会面较广的优点，因而不仅在书的“广志”部分缕述法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教育等情况及制度，还从体察“国势民情”和“民间琐事”出发，另立“广述”，记其国学术、仪器、物产、民俗等事。稍后，黄遵宪因受东西近代史书编纂体例的影响，也在所著《日本国志》中大量使用数字统计等新式史表，以反映日本历史与社会各方面情况。与此同时，一些外国来华传教士编译的书刊也对此有零星的介绍。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在1856年刊行的《大英国志·凡例》中说：“英史体例与中国不同，中国设立史官及起居注、实录，而易代修史，具有章程。泰西诸国无史官，士民皆得记载国事……观者勿以中国体例例此英史也。”并说中西史书记事内容各有侧重，中史多详人物传记，西史则“一代政教兵刑，事无大小，悉统于纪。体例既异，文字遂繁，观者勿讥其凌杂无节也”。在史书体例上，19世纪70～80年代以后传教士编译的外国史著大多直接采用了西方的章节体，如谢卫楼（D.Z.Sheffield）编《万国通鉴》，艾约瑟（JosephEdkins，1823～1905）译《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志略》（1884～1886年总税务司印本），以及林乐知（YoungJohn Allen，1836～1907）、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编译的各类史著。有的还大量运用了新式图表。如《俄国新志》和《法国新志》中，举凡人口、土地、矿产、工农业产值、进出口值、财政收支、军队、船炮，乃至宗教信仰、教育普及率、社会犯罪率等变化情况，无不列表以见。这些表与中国传统史书中侧重于名物变迁和事态沿革考察的世系表、百官公卿表、大事表、地理沿革表等不同，突出的是各类经济和社会现象的数值统计，反映了西方近代社会学和历史学注重量变分析的发展趋势。在史书的文字表达形式上，传教士也多主张通俗化，以为“苟以深奥之文理自炫其长，则其所译之书必不能家喻户晓，似于开通民智之本意正相反矣”。不仅如此，传教士的译作还有意无意地引入了一些西方近代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较早便是通过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J.Macgowan）和中国学者华衡芳合译的《地学浅释》（1873年）和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编的《格致汇编》（1877年）简单介绍到国内的。至于19世纪末传教士编译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等著作，其历史观更具有明显的进化论倾向。林乐知编译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还运用了不少社会学和民族学的观点方法来讨论历史问题。如书中划分历史阶段，并未采用当时一般新体史书常用的上古、中古、近世等笼统概念，而是按社会文明程度分为未教化、有教化和文明教化三个时期。未教化时代，为无文字的原始氏族社会，其时人们极重血缘关系，崇拜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有教化时代，文字出现，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并有国家与君主制度；文明教化时代，为文化发达而人有民主自由权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及美国土著风俗时，书中还吸取了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观点，介绍了一些北美依罗圭（易洛魁）人氏族社会的部落规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工具制作等情况，如述其原始图腾制度谓：“凡各族皆有一记号以表明之，其记号皆用一种生物之象，有如依罗圭族中，以熊族、龟族、狼族为贵族。”又说“土人并无治法，大概皆释放自由，不相统摄，惟各族有一长，亦有名位而无治权，一切要事皆由族众会议而定，与议院相似”。另一位传教士李思（JohnLambertRees）译辑的《万国通史》则较早向中国介绍了西方近代学者以“考古之学合诸古史，比类而观”的治史方法，称上古之史，文献阙载，相关传说又多难以征信，故西方考古学家力求通过野外发掘，“以取真凭。佣工掘物出地之时，又必亲见其果在何层，以凭论定。似此悉心体认，固不独一人然，且不独一地然也”。其考古发掘之法，犹如读书，“书之纪事，自古迄今，逐叶翻新；土之纪事，则由今溯古，逐层转旧”，据考古所得的各地层文化积沉物进行分析，如此递推而上，古史真相乃得渐明。并指出，考古学的研究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实为一“由粗入精”之过程，“大抵皆经历古石、新石、铜、铁四代，然后渐成今日之盛。
若论中国地底，惟于蒙古掘得石镞，可知其石代之有人，他处则直至此时从未经人考察，不详太古之情景。然自今以后，当有藉此法以穷究皇初者，度其寻得之踪迹，亦必如他处之有此四代也”。主张运用考古学来推进中国的古史研究。这些论述，对于开阔人们的历史视野，应当说是有益的。
至19世纪末，上述零星传入的西方史学观念逐渐引起了一些进步学者的注意。如康有为在看到严复《天演论》的译稿前，便已通过《万国公报》、《西国近事汇编》等书刊接受了某些近代科学知识和进化观念，认识到“生物始于苔，动物始于介类”，并按照这种观点，“编《各国风俗制度考》，以验人群进化之理”，进而糅和中西学说，逐步构筑起以“公羊三世说”为外壳的历史进化论思想体系。唐才常在1897年发表的《史学论略》中也主张效法西方的编史观念，认为在那里，官方不设史馆，“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史学乃四民与知之业。且凡民数、地数，比较多寡；火车、铁路、电线，推算方里；货殖出入吨数，以及官制、教会、学校、国计、兵数，靡勿签记赅核，与中史各表志例同”，“故西国之有君史又有民史者，诚重之也，诚慎之也”。有的还把这些观点直接用到了世界史的编写中，周维翰的《西史纲目》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该书为纲目体世界编年史，上古史部分凡20卷，其所开列的中外参考史籍58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内世界史知识的主要来源。书中在论及人类历史和各种文化现象起源时，采用了不少近代史学和自然科学的新观点。如在“地球原始”的标题下，作者引用康德的“星云说”解释了地球的形成过程。在“动植物原始”的标题下，运用生物进化论说明了地球上生物的整个演进史。并以近代地质学和考古学的知识，分析了人类上古历史和社会生活，说人类初起，无衣无室，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性情蒙昧，不过禽兽之一类耳”。其后才渐进化为“野番之世”、“酋长之世”和“君主之世”。在谈到原始人类发明用火的情况时，还运用了民俗学资料进行旁证，指出，原始人“贮火之法，大抵积薪焚之，日夜不息。一以防猛兽之侵陵，一以便朝夕之炊爨。今深山野人，其俗犹是”。对于人类的饮食、居住、语言、宗教等方式及其变化，作者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看法。如鬼神宗教观念的兴衰，他以为与人类智慧的发展状况恰成反比，“人愈愚则鬼神之说愈盛；人愈智则鬼神之说愈衰”，因古代人“不明万物之所运行生灭之理”，才把天地山川一切自然现象的变化都看作由神灵支配，“今则格致益明，脑质益粹，灵府益辟，眼界益广……万物之功用，可以原质化合之分剂求之；生物之天演，可以地质层累之次第决之。使再阅千百年，新理新学深占黄白棕黑红人之脑界，则鬼神之陈迹终必绝于世”。在讨论语言的起源时，他不仅运用人体生理知识，从发音原理上作了说明，还指出“语言与文字合，则振兴文化易；语言与文字离，则振兴文化难。今泰西诸国文字即语言，语言即文字；而中国文字自文字，语言自语言。故读书识字之人西国较多，中国较少，此又中西智愚之因而强弱之原也”。这些讨论，应当说都具一定的理论深度，显示了作者努力运用近代科学思想研究历史和认识历史的进步倾向。
上述现象表明，尽管19世纪末之前，在整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史学输入的速率相对较慢，内容亦零星而不系统，可以说尚处于一种自发的不自觉状态，但已在逐步动摇传统史学的某些观念或体制，并酝酿着新史学的产生。
二、西方史学输入与“新史学”的崛起
国内史学界之自觉输入西方史学理论，约始于19世纪末以后，而其最初的关注点，则主要集中在宏观历史理论方面，尤其是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上。
社会学是19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的一门社会科学，创始人为法国的实证主义者孔德（AuguteComte，1798—1857），经英国学者斯宾塞（HebertSpencer，1820—1903）的阐扬，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包括人类学、人种志学以及历史发展总理论的包罗万象的学科。其研究的主旨，在于通过分析各种社会内部的结构机制及其演变过程，以求认识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正是这一点，强烈地吸引着刚刚踏上政治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希望通过该学科的引进和吸纳，来指导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
较早将社会学理论介绍到国内的是严复，他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便简略提到过斯宾塞的理论，称其宗天演之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即社会学）”，并盛赞其说“精深微妙，繁富奥衍……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翕散之由，尤为三致意焉”。甚至说：“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呜呼！美矣备矣，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在此后译刊的赫胥黎《天演论》中，他也一再通过案语阐发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20世纪初年，除严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外，章太炎、麦仲华、马君武、吴建常等相继翻译出版了一些社会学著作，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