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吕氏并没有因此过上一天舒适的日子。接下来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打得天昏地暗，吕氏被俘，成了项羽的俘虏。项羽把吕氏押到两军阵前，以烹杀吕氏威胁刘邦时，刘邦居然笑嘻嘻地说：“我们是结拜弟兄，我妻即你妻，你爱杀就杀，悉听尊便。”当时的吕氏并非心寒如冰，因为她猜想刘邦是使用的“欲擒故纵”之法，所以心中比较坦然。
楚汉战争打了4年之久，吕氏一直被囚在楚军之中做人质，受尽了折磨和凌辱，挣扎在生死边缘，身心受到了严重打击，也造成了日后多疑与缺乏安全感的后遗症，变得心胸狭隘、紧张恐怖、阴狠毒辣。
公元前203年农历九月，楚汉以鸿沟为中界，两分天下，项羽归还吕氏和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吕氏这才算是死里逃生。同年，吕氏被册封为皇后，从此，吕氏开始向权力的顶峰一步一步迈进。
回顾吕氏婚后的日子，生活多艰，饱经忧患，经历了许多困境，然而这段艰苦岁月并没有把她击倒，反而给其增加了不凡的胆识和政治阅历。史书称吕氏为人“刚毅”确实是很有道理的，并且这种“刚毅”的性格在吕氏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汉高祖刘邦长年在外征战，随军帐幕中自然不乏红粉佳人。在这些红粉佳人中，有薄姬、戚姬、曹姬等多人。一个人既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己有，多几个女人伺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当时常有的事，吕氏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什么使吕氏变成一个阴险狠毒的人呢？主要还是“权势”害人。在最高权力中心皇宫，权力之争常常是你死我活的，即使你不想争，形势也逼迫你去争，更何况吕氏本身就是一个权力欲十分强烈的女人。
其实，吕氏并非是个事事斤斤计较的女人，但只要发生实质性的利害冲突，甚至影响到她未来的安全问题时，吕氏便感到如坐针毡、日夜不安。于是，她首先学会了“抓大放小”，在大事上不糊涂、不忍让、不迁就。
当时，吕氏感觉到最大的危险出在戚姬身上。戚姬身材修长，气质高雅、美丽，自她与刘邦相遇，两人便情投意合，成了一对烽火鸳鸯，誓同生死。戚姬给刘邦生了个儿子叫如意，言谈举止都有刘邦的影子，活脱脱就是个小刘邦，刘邦对他十分钟爱。吕氏儿子刘盈怯懦，不讨刘邦喜欢，刘邦大有废掉太子刘盈、另立刘如意来继承自己衣钵的可能。这件事的势态在不断发展，情况万分危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吕氏整天胆战心惊，眼看戚姬先是夺走丈夫的爱，如今又要攫取太子的位置，面对情仇和政敌，她怒火中烧，咬牙切齿。那段时间，吕氏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终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欲借其势，而谋己利。
当时，汉朝的“商山四皓”非常有名。所谓“商山四皓”就是商山之中的四位隐士，分别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这四位饱学之士先后为避秦乱而结茅山林。汉朝建立以后，刘邦千方百计想要网罗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来为治理国家出谋划策，但“商山四皓”听说刘邦不太重视儒生，很是粗鲁，言语之间还经常不干不净地骂人，所以始终不肯应和。吕氏想，如果把“商山四皓”拉过来，何愁大功不能告成。
为了巩固儿子的太子地位，吕氏求计于张良。经过张良的穿针引线，刘邦都没有请动的“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和吕氏的诚心感动，答应出山，作太子的宾客，助太子一臂之力。这“商山四皓”都是博学之士，经过这四位长者的教导及潜移默化，加上刘盈聪明好学，悟性很强，刘盈的修养和见识大有长进。
一天，宫中大摆筵席，吕氏安排四位须发皆白的长者肃立在太子刘盈身后，为刘盈助威。等到汉高祖刘邦得知他们就是“商山四皓”时，首先想到太子已不可废，废不得，废不了。他知道连自己都请不动的“商山四皓”都已成为太子的宾客，看来太子羽翼已丰，长大成人了，而且绝非等闲之辈。当刘邦回到后宫把这一消息告诉戚姬时，戚姬立即泪流满面，为排遣心中的悲痛和不安，悲歌一曲，诉说无奈。两人唉声叹气许久。
这次吕后在张良的帮助下，取得意外的胜利，连雄才大略的刘邦也一筹莫展。
危机产生奋进，巩固了太子的地位，吕氏接着就是树立自己的威望。吕氏在树立威望的过程中做得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杀了韩信，把自己的威望建立在韩信的人头上，震慑群臣，使群臣不仅害怕，而且服气。
汉高祖刘邦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一些与他一同打天下、出生入死的功臣仍然举止粗豪，不顾礼法，有称兄道弟之嫌，无君臣礼仪之实，甚至醉后拔剑起舞，砍去殿柱，闹得不成体统。直到经过叔孙通制定朝仪，朝廷之上才算有了规矩，有章可循。据说汉高祖刘邦当时由衷地说道：“今天才知道当皇帝高高在上的滋味。”但一班自恃功高盖世的将帅仍有不臣之心，汉高祖厉行打击，吕氏便借势杀人。
汉初三杰之一、运筹帷幄的张良，在汉朝建立后就过上半隐居生活，已不构成威胁；保障后勤供应的萧何不仅不是那种争天下的人，而且还是当前急需的发展生产的人才；只有领兵多多的韩信，始终是刘邦放心不下的，更何况当年在楚汉之争中，韩信在刘邦最危急的时刻，要挟过刘邦封王。所以，当吕后听说韩信阴谋诈赦诸官徒奴、发兵策应陈豨后，遂与萧何商议，骗韩信入宫后处死。因为高祖曾与韩信有约即“三不杀”，就是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她不违背刘邦的约定，把韩信用布兜起来，用竹签刺死，杀他个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
吕后这招确实起到了杀鸡儆猴、杀一儆百的作用。朝中大臣看到她连韩信这样的人都敢杀，不免都对她畏惧几分。
接着，淮南王黥布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这时，汉高祖刘邦正在病中，原本是想派遣太子刘盈率兵，前去讨伐叛乱。但吕后不忍心叫儿子上战场，因为上战场生死未卜，她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逼刘邦说：“黥布是天下猛将，很难对付，太子去岂不是羊入虎口，有去无回。诸将又多是太子的叔伯辈，只怕难以心甘情愿地俯首听命。”无奈之下，刘邦带病出征，虽然很快就平定了叛乱，但也不幸身中流矢，伤口溃烂，拖了三个月而驾崩。
刘邦死后，吕后秘不发丧，事先在宫中伏下武士，大臣们来一个杀一个。四天后，吕后见机密已经泄露，只得给汉高祖发丧，立太子刘盈为汉惠帝，她被尊为太后。由于惠帝年少，性格懦弱，朝政仍掌握在吕后手中。
吕后首先铲除异己，杀害情敌，一个不留。她认为，戚姬与赵王刘如意是当前之敌，于是一幕惊心动魄的大血案迅速在宫中展开。她把戚夫人罚为奴隶，戚夫人头发被剪掉，宫装被剥去，换上奴隶的衣服，整天在黑屋子里舂米，再把赵王刘如意从邯郸召进京予以毒杀。
后来，吕后又叫人把戚夫人的手足斩断，双眼弄瞎，耳朵熏聋，喉咙搞哑，把人搞成了猪的样子，取名“人彘”，丢到一个土坑里。她还特地叫惠帝去看“人彘”。惠帝开始认不出是什么东西，一问才知道是戚夫人，猛地吓了一大跳，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回去后，他得了一场大病，派人告诉吕后说：“这不是人干得出来的事，往后你凡事请便吧！这个天下我无心治理了。”从此他过着混混沌沌的日子。
刘盈做了7年傀儡皇帝便死去了，后宫美人所生的儿子刘恭即位为少帝，因小孩口无遮拦，触犯了吕后的忌讳，4年后被吕后幽杀。她又另立刘弘为帝。又过了4年，吕后病重，仍然不肯放弃权柄。
在吕后临朝期间，她一方面用血淋淋的手段对付刘氏子孙，想要斩尽杀绝；另一方面大肆提封吕姓子弟为王，梦想一步一步篡夺刘家天下，自己控制汉朝。她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朝野的不满，连她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中也有不满意的，这个人就是朱虚侯刘章。刘章在吕氏死后联合其他人铲除了吕氏的亲信，拥戴刘邦的另一个儿子刘恒当了皇帝，他就是后来为汉朝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很大贡献的汉文帝。吕后最大的缺点是忌妒心太重，私心太重，手段过于残忍，竟然想以吕氏来代替刘氏千辛万苦得来的江山，终至败亡。
吕后的杀功臣的政策，无论是刘邦在世时，还是自己掌权时，都一以贯之。也许就是因为她看到了功臣能人对自己统治的可能的威胁，她知道消除了这些可以安邦定国的栋梁，即便是刘家的天下陷入了危机，也没有人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而这样自己才能坐稳江山。
虽然吕后在政治斗争中异常残暴，但在社会经济方面仍奉行休养生息的黄老无为的指导思想。刘邦死后，吕后虽实际掌握大权，但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做的重要人事安排，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史记·吕太后本纪》就写道：“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资殖。”由此可见，吕后的经济政策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并且能安居乐业。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吕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以后第一位当政的女政治家。
文景之治
文景，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文帝名叫刘恒，是刘邦的儿子，在位23年(公元前179～公元前157年)。景帝名叫刘启，是文帝的儿子，在位16年(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文景统治的40年，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个局面的出现，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统治之后造成的。汉初以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提出并且收到一定效果。
西汉建立后，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史书记载，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那时，连皇帝都弄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子，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面对这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成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当务之急。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所以刘邦当政以来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实际上就是稳定小农经济、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政策。文景两代，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因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
文帝曾经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意思是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减轻田租，有时把原来的十五税一，改成“三十而税一”，有时甚至“除民田之租税”，即免收田租。景帝时还把田租“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人头税也有所减轻。汉代人头税称为算赋，民年15岁到56岁，每人每年交纳120钱。文帝时曾减为40钱，徭役也有所减轻。文帝时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的办法，改为“三年而一事”。文帝对役使民力也比较慎重。有一次，他想盖一所露台，招来工匠估算，要花费黄金100斤，约等于中等人家10家的家产。文帝觉得费用太重，就把这项营建的计划取消了。文景时还一再下令，让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免“戍卒给输费苦”。这就是所谓“轻徭薄赋”。与此同时，在刑罚方面有所减轻。文帝时，作了两点改变：一是废除连坐收孥法，即对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对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罚做奴婢；二是废除肉刑，即当黥(在脸上刺字)者改为城旦舂(男子修城，女子舂米)，当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时又减轻了笞刑。这就是所谓的“刑罚大省”。
文帝和景帝的政策调整了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当时封建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社会和国家都已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霹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王莽改制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徭役日益繁重，土地大量兼并，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缓和阶级矛盾、实行改革的旗帜下，王莽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由于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其政策加重了社会灾难，引发了绿林、赤眉农民起义。
王莽是元帝皇后的侄子，靠沽名钓誉发迹，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公元9年，王莽提出实行王田制度和奴婢政策。土地兼并和畜奴、买卖奴隶是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阶级矛盾尖锐的根源。王莽下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归国家所有；所有的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田产过多的要捐出去；没有土地的，官府按规定分配；不执行命令的被流放到边境。但当时土地大部分集中在贵族、官僚和豪强手中，他们群起而反对，各级官吏也拒不执行命令。奴婢的生活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下层阶级也没有从中得到切实的利益。3年之后，迫于各界压力，王莽只好宣布废除这一法令。不久，王莽又下诏实行五均六莞制度，企图以此控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剥削，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狂活动，并使国家获得经济利益。又过了3年，迫于各界压力，王莽只好宣布废除这一法令。五均是由政府统治工商业的经营并管理物价，六莞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由官家管理。但王莽用来管理五均六莞的多是富商人贾，他们和地方官吏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盘剥百姓，损公肥私，结果改革的收效甚微，反而助长了不良之风。
此外，王莽又5次进行货币改革。频繁而又不合理的币制改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政权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币制改革时，新币不能马上投入使用，下层民众就大量使用私币。王莽用重法严禁私钱的流通，一家藏有铜、炭就被认为是私自铸钱，邻近5家都要受到牵连，一起被官府收为奴隶。民众苦于生计，出门去生产经营，所得到的还不够交税；闭门在家，横祸又会从有铜的邻居飞来，于是纷纷起义。内政制度方面，王莽也大肆改革，他更改官制和县的名称，数次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有些郡县改得连官吏和百姓都记不住，此外还不断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王莽在改革的同时，又大兴土木，并派官吏广征淑女，巧取豪夺，供其享乐。他大量派使节和军队到各少数民族宣扬新朝的政德，又挑起与匈奴等少数民族的矛盾，调兵遣将，征发民力。朝廷的赋税徭役、连年战争的骚扰、惨无人道的刑法使下层民众无法生存，最终爆发了震撼全国、推翻新朝的农民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