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骆宾基所评述那样，铺垫得这样婉转曲折，作品仿佛把读者引入“峙立的深涧两旁的峻峰，那峡谷之间有一条险道，而这险道又临着危崖，走人这绝境的读者，只全神贯注在这条险道上了”（《大风暴中的人物》，袁良骏编：《丁玲研完资料》，第2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古人说过“诗文宜曲不宜直”，“文章之妙无过曲折”。曲折、蜿蜒，曲径通幽，不但使小说情节引人人胜，而且通过作者对人物的层层铺垫，使贞贞这一形象在读者心目中不断地得到补充，由浅到深，由远到近，形象逐渐明晰，性格不断丰富起来，这样的人物描写才富有立体效果。
第二，细节与意念。
描写，是小说家的基本手段。细节描写，更能显示作者的描写功力。一个细节，只是生活的一个切片，但是这个切片却反映着整个机体的特征，包含了需要用长篇大论来加以叙述的丰富深刻的内容。
《夜》这篇小说，善于用一两个细节，画出人物的心境，引出人物突然闪现的意念。16岁的姑娘清子，站在大门口看对山盛开的桃花，她那“长而黑的发辫上扎着粉红的绒绳，从黑坎肩的两边伸出条纹花布袖子的臂膀，高高地举着，撑在门柱上边”。这一个细节，清晰地勾画出一个乡村健美姑娘的轮廓。这个像桃花一样，发育得很好又健壮的姑娘，使何华明突然产生了一个意念：“十六岁的姑娘，长得这样高大，什么不够法定年龄，是应该嫁人了的啊？”他往回家的路上走，“他还看见那倚在门边的粗大姑娘”，“突然感到了一阵莫名其妙的轻松与愉快。”
何华明此时此刻怎么会突然产生清子“应该嫁人”的意念？又为什么往回家的路上走还一直在脑海中清晰地保留住这个倚在门边的健壮姑娘的意象？初看起来，似乎是毫无理由，尤其是这个粗大的姑娘又为什么会使他“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轻松与喻快”呢？
其实，妙也就妙在这里。这个时候，日近黄昏，他往回家的路上走，而家里那个黄瘦的、开始谢顶的、比自己大10多岁、已经到了40多岁的老婆，和眼前这个年轻健美的清子，正是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他看到清子“突然感到了一阵奠名其妙的轻松与愉快”，这种潜意识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其实，这种“轻松愉快”正是对健康之美的一种愉悦感、爱慕感。一个细节，引出了他的感情的一个个波浪。他在心里无声地说：“这妇女就是落后，连一个多月的冬学动员都不去的，活该是地主的女儿，他妈的，他赵培基有钱，把女儿当宝贝养到这样大还不嫁人……”这是对比赵姑娘和自己的老婆所产生的一场强大的感情冲击波，这股感情波浪袭击着他的心，他甚至于嫉妒赵培基，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说不出的缘由，他恨自己的老婆“落后”，这是他和老婆在情感上的距离。这种距离，使他和她话说不到一块，即使他在外工作，多日不见面，但一见面，老婆便刮起了一场“风暴”……
何华明一路走，一路想。下面又有一个细节，“他有意摇了一下头，让那留着的短发拂着他的耳壳，接着便把它抹到脑后去，像抹着一层看不见的烦人的思绪。”这里写他“摇了一下头”，想把这些袭扰心绪的苦恼“摇”出来，接着又把头发“抹”到后脑，也是为了把这些“不快”的情感迅速“抹”去。
作者精彩的细节描写把人物心中瞬间闪出的意念，感情的变化，写得丝丝人扣，把何华明的心灵搏斗写得惟妙惟肖。
《夜》中对何华明心理的刻画，与《莎菲女士的日记》对莎菲心灵的自我搏斗的刻画在描写方法上自有它的不同之处。后者采用的是自我剖白的方法，用日记体裁由主人公自己剖析自己，语言是自叙性的。《夜》的语言则多是描写性的，而且它是通过一些典型的细节，揭示出人物瞬间的意念，揭示出人物内心的潜意识活动，特别是那些心中不可告人，甚至不可言状的，连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的东西。两者写法不同，但殊途同归，异曲同工，都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第三，色彩与烘托。
《在医院中》的开头，作者写了一段自然景色：
十二月里的末尾，下过了第一场雪，小河大河都结了冰，风从收获了的山冈上吹来，刮着牲口圈篷顶上的苇秆，呜呜地叫着，又迈步到沟底下去了……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黄昏很快地就罩下来了，苍茫地，凉幽幽地从远远的山冈上，从刚刚可以看见的天际边，无声地，四面八方地靠近来，鸟鹊打着寒战，狗也夹紧了尾巴。人们都回到他们的家，那唯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了。
这段自然景色的描写，调动了读者的听觉，视觉、触觉，写出了可见、可闻、可感的许多意象，描绘出一幅缺乏生机、毫无热力的苍茫的凉幽的晚景。犹如一名高明的画师，作者在她的调色板上，调上了一些冷色，涂抹在这些景物上，使这幅画图更加显得灰暗、阴冷与荒凉。
从美学的角度看，不同的色彩积淀着不同的意味，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具有极强的表情性。这种表情性是通过联想和象征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把陆萍放置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中出场，并且在暮色中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医院。这种“苍茫”的颜色自然让人联想到“黑夜”、“黑暗”，也象征着她到医院后的灰暗的前景。
这种“苍茫”的颜色，还能暗示出人的某种心态，给人一种沉重感。特别是和作者描写的景色中刚刚下过的“雪”、结过的“冰”，和呼啸着的北风，打着“寒战”的鸟鹊，“夹紧了尾巴”的狗相联系，这种“苍茫”的颜色，更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渺茫的感觉。
在这幅图画的中心，是作品的主人公陆萍。此刻，她正向医院走去，她的心也是灰暗一片。本来她不愿到医院去，却不得不服从命令，“她有意地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而“做出”来的“高兴神气”不是发自她的内心，她的内心和这副景色一样是一片苍茫、阴冷、沉重。
小说成功地调动了语言色调的功能，并将色彩和人物心情相互烘托，映照；从而展示了人物的特定心理状态，并且使作品带上了浓重的抒情色彩，产生了极好的审美效应。
第四，象征与暗示。
小说《夜》中的“夜”，既是自然景色，但也被作家赋予了它深刻的象征意义。作品从暮色降临，朦胧的夜，写到天亮，也写了这一夜主人公的思想斗争，由激烈、痛苦，到终于平静，解决了思想矛盾。因此“夜”象征着主人公的思想处于光明与黑暗的交战中，就像黑夜与黎明之神在搏斗一样。小说结尾时，“天渐渐地变亮了”，白天终于战胜了黑夜，象征着主人公头脑中的“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何华明放下了离婚的念头，决心带领着这些后进的人走向新的未来。
《我在霞村的时候》里面的贞贞也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作者给她取名贞贞，这正是对那些认为她已经失去童贞，被敌人糟蹋，“比破鞋都不如”的人们的一种抗议。也是歌颂贞贞的内心的热情，以及她热爱祖国的忠贞感情。
主人公“贞贞”的名字更象征着她的灵魂的贞洁。
本时期丁玲的优秀短篇小说，以其思想的深刻、尖锐，以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标志着她创作上现实主义的新发展。在解放区，丁玲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洗濯了自己的笔，继承了“左联”时期革命文学的传统，从事创作的题材早已不是那些关在房子里咀嚼个人的小悲欢的小资产阶级女性，作家的视野已经扩展到了工、农、兵以及知识分子，显示了她的作品所反映的前所未有的广阔世界。
从创作艺术来说，丁玲又运用了自己早期小说中某些成功的表现手法。如作者在刻画人物时，注重其内心世界的窥探，而且更注意从人物多向、多维、多层次的心理透视中，折射出丰富、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内蕴。可以这样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更富有现实主义的深度。
同时，从另一角度看，她的小说，既肯定了光明面，揭示生活的丰富内涵和内在底蕴，歌颂根据地人民英勇抗日的气概，也敢于在光明与黑暗、先进与落后、善良与凶残、美好与丑恶、崇高与渺小、文明与愚昧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总体中，揭示消极、落后、丑恶、腐败的现象。她不粉饰现实，不虚美，不隐恶，如实地把生活的真相告诉读者，表现了作家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因为如此，她的作品与那些假大空的和主张“无冲突”论的“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明显的界限。丁玲的这些小说还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坛上出现的那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现实主义作品，以及当代文学中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开了先河，表现了某种承继的关系。
当人们从长期“左”的倾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文革”前17年乃至更以前的文学作出“反思”的时候，人们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丁玲小说的这种先驱作用，并对她个人因为写了这些“伤痕”文学而遭受不公的待遇深表同情，对我们革命文学所走过的这条崎岖不平，曲折坎坷的道路表示惋惜。诚如日本中岛碧所言：“如果‘解放区’文学……能够一面描写出带着一些矛盾和缺点，一面努力克服那些矛盾和缺点而向前进，并且如果解放区的情况能够容许这一切的话，那么解放区的以及解放区以后的中国文学的道路恐怕就会跟现在的大不相同了。”（中岛碧：《丁玲论》，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54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这是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人替我们中国文学进行的“反思”，话说得非常中肯。
丁玲不仅为“反思文学”开了先河，把现实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她对解放区文学开拓性的贡献也是别的作家所无法代替的，她是行进在从国统区走向解放区文学的转换道路上的一面旗帜！她把国统区现实主义的创作经验带到了解放区，在国统区进步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交融中起到了“催化”作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公式化概念化”之作？
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
——歌德。
无奈的“反省”
从写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到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中间有5年的时间，丁玲的小说创作出现了空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丁玲小说创作史上的停滞阶段；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又可以视为是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孕育时期。
在解放区，当丁玲艺术上正在不断攀登高峰、现实主义不断地得到深化之时，1942年整风运动中，她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矛头所向，是她的《三八节有感》这篇杂文。此文写于1942年3月8日，发表于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第4版。
对《三八节有感》的指责主要是“暴露黑暗”。究其实，《三八节有感》只是就延安妇女的解放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而且文章首先就指出“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接着才指出延安妇女的一些痛苦：如婚前择偶时的被讥讽，婚后被孩子所累，被指责为“回到家庭的娜拉”，有的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所抛弃等。但文章更重要的是从妇女如要和男子争得平等的地位，就必须自强这一角度发表意见的，这些意见和今天我们提倡妇女要自尊、自重、自强的观点是相吻合的。总的来看，文章的倾向是批判封建思想、大男子主义，激励妇女自强、自尊，根本谈不上什么暴露黑暗。
尽管如此，在整风运动中，丁玲还是严格要求自己，反省自己：“尽管我灌注了血泪在那篇文章里，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但那文章本身仍旧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那文章只说到一些并不占主要的缺点，又是片面地看问题，那里只指出某些黑点，而忘记肯定光明的前途……”（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
丁玲的反省，是迫于无奈。整风运动以后，丁玲仍然振作精神，和延安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一样，以满腔的热情，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迈进。丁玲努力地深人工农兵，接连写出了反映陕北农村新生活新面貌的一系列通讯报道。如《三日杂记》、《记砖窑湾骡马大会》；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人物《袁广发》；反映一二九师以及晋冀鲁豫边区抗日军民战斗生活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反映文艺工作者的先进人物《民间艺人李》等。
诚如作者所说，虽然这都是几篇短文，但“在写了这几篇之后，我对于写短文，由不十分有兴趣到十分感兴趣了。我已经不单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了，而是带着对人物对生活都有了浓厚的感情，同时我已经有意识地在写这种短文时，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陕北风光>校后感》，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2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今天，我们再来审视作家这些创作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确这些文章都是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是歌颂革命根据地、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好文章；但如果从严格的文艺创作这个角度看，则说不上作家对生活有多少独特的审美体验与独到的艺术构思。不过，它们还是为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积累了一些素材，或者如作家所言，在文字与风格上作了一些练笔。尤其重要的，它对于作家了解工农兵、熟悉工农兵以及孕育工农兵的形象，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这是因为，很难想象一个根本不熟悉工农兵生活的作家，能写出描绘工农兵形象的好作品来。这一点对于在城市中长大的丁玲，对于从国统区的亭子间来到解放区农村的丁玲来说，应当是至关重要的。
创作契机的到来
从主观愿望上看来，丁玲并不满足于仅仅写这些报道与速写，她要寻求一种新的形式来表现生活，也计划过写长篇小说《卜掌村》和《张清益》以反映陕北的革命斗争，陕北的农民的变化与农村的变化。但“写了两章，写不下去，搁下来了。”（《生活、思想与人物》，《丁玲文集》，笫6卷，21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她带着这种惆怅的心情，沉人生活，终于“对人物、对生活都有了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的牵扯，一直到1945年10月离开延安时，她的心情仍未能平静。她觉得与陕北的农民难舍难分，她感到陕北的农民一生一世受了那么多的灾难和压迫，他们不顾一切为了抗日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单就这一点说，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必须把他们写出来。这种强烈的创作愿望一直在她的心中跃动。
创作契机终于来到了。1946年7月，丁玲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在桑干河沿岸的怀来、涿鹿两县跑了几个村子，其中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涿鹿县温泉屯参加了土改的全过程。她将这一时期的经历与延安10年观察、体验生活的收获一起融进了这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