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黑妮17岁时，二伯父家里来了一个烧饭的长工叫程仁，黑妮便将这结实而稳重的程仁当作自己的朋友，但钱文贵不会把黑妮嫁给这个穷小子，于是把程仁辞退了。八路军解放了这个村庄，程仁当了农会主任，他知道村子里的人恨着钱文贵，自己是农会主任，什么事都应站在大伙儿一边，心想不应去娶他的侄女，于是横了横心，怀着痛苦的心情去冷淡黑妮。这样，“黑妮的热情由希望而变成了惶惑，又由惶惑而变成冷峻。失望愈多，便愈痛苦，心情也愈深沉。”狡猾的钱文贵一方面拿利害关系来逼迫黑妮，另一方面又拿亲属关系感化黑妮，唆使她去亲近程仁，以求保护自己，但黑妮有极强的自尊心，她绝不让纯洁的爱情受到玷污，她绝不叫程仁看她不起，她不会去找程仁。她想，如果他们再逼她，就去告诉村支书张裕民。作者的这些描写，着墨虽不多，但把黑妮的冤屈、痛苦的心情写出来了。她的命运确实令人同情。
丁玲说：“我收到读者的信，最多是询问黑妮。”（《生活、思想与人物》，《丁玲文集》，第6卷。）读者询问最多的却是书中一个次要的人物，足见这个人物是富有魅力的。这种魅力来源于作家对这个人物的独特发现与独特创造。作者既写出黑妮与钱文贵的亲缘联系，又写出她与钱文贵的阶级区别，并且着重写她的纯洁、坚贞、爱劳动、乐于助人等美好品质，以及她内心的痛苦与忧郁。这样，作品便没有简单化地在人物的脸上贴上政治标签，而是坚持对具体人物作具体分析，着重写出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生活中的特定的地位与心理。这也表现了作者对生活、对人物独特的发现。
直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在同类题材中，黑妮这一形象，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除了黑妮之外，在张裕民、程仁这些形象身上，也都有作者的独特“发现”。如作者所说：“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面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
“走在前边”的人，常常不是“完美无缺”的人，这可以说是丁玲的一个独特发现。过去许多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常常喜欢把工农兵写成“超凡脱俗”的圣人，或鹤立鸡群式的人物，“完美无缺”的“完人”。丁玲却不然，她笔下的农民不是这样，即使是英雄模范人物，也是一些有缺点的英雄模范。例如土改初期，党支部书记张裕民也有某些顾虑，有点怕变天；农会主任程仁也有点“动摇”；副村长赵得禄自私和胆小，组织委员赵全功则在分地时有严重的私心……作者这样描写农民，是不是歪曲了农民形象？
有缺点的农民就不是成功的新的农民形象吗？其实，生活在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何况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呢。暖水屯才解放两年，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封建的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在农民身上产生影响，统治阶级的思想、传统势力，封建的伦理道德，等都会残存在农民的身上。因此，即使是新的农民，思想上有某些缺点也是很自然的、合情理的。何况作品还是在写他们前进中、成长中的缺点；随着他们的不断前进与成长，这些缺点将被克服。别林斯基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现成的，也就是说，是完全定型了的；他的整个生活不外是继续不断地发展，连绵无穷地形成。真理在他不是一下子就容易参悟的；要获得真理，他必须怀疑，陷入虚谎和矛盾，经历痛苦和失败。”（《别林斯基选集》。）
其三，中西融汇的艺术技巧及手法。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既借鉴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苏联革命文学的成功经验，也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
第一，在结构方面，许多评论者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借鉴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的结构艺术，像这些中国的古典小说一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脉络分明。它的结构，基本上是单线式的，以暖水屯的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及其自身的因袭重负作斗争，从失败到初胜到决战取得胜利这一过程为轴心，脉络简洁，而又清晰。
然而作品又围绕这一轴心，把农民与地主李子俊、江世荣、钱文贵的斗争，以及黑妮与程仁的恋爱纠葛，顾涌和钱文贵的矛盾，土改工作组组长文采与工作组员之间的矛盾，某些农民干部在分地中的私心等穿插进去，在各种矛盾交叉的网络中，展示出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生活画面，以表现土改运动这场暴风骤雨所带来的历史变迁——农村的剧变和新人的成长。
这种单线式和网络式的结合，使作品的结构既单纯明朗，又纵横交错，丰富多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善于把森罗万象的生活拥在自己的怀里，但这些错综参差、千头万绪的生活事件，又都有其来龙去脉和连贯着的筋络，而不是游离于轴心之外的情节，这正是古人所说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同时，为了使纵向情节轴线与横向生活画幅有一个结构中心，作者选择了富裕中农顾涌作为“贯索奴”，（金圣叹语，即作品中对情节起联结作用的次要人物），让他作为贯串作品的一个中心人物，由他联系村里的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并把许多原来毫无关系、思想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小说中，顾涌所起的穿针引线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不仅如此，顾涌这个人物的活动还恰好配合着小说情节的发端、转折和结局，帮助读者寻找出小说的线索。
作品开篇，顾涌便从八里桥赶回了一辆胶皮轮车，这辆车是富农亲家胡泰疏散到他家的。情节围绕着这辆车展开：地主钱文贵派儿媳妇顾二姑娘（顾涌的二女儿）和侄女黑妮去顾家打听风声（因为胡泰住在八里桥，在铁路线上，消息灵通）；而顾涌的儿媳妇又趁歇晌的空闲，跑回娘家告诉她嫂嫂妇联会主任董桂花；董桂花又告诉羊倌老婆周月英，于是由大车引起的一些耳语，慢慢地从灶头转到地里，转到街头……并由这辆车引出一连串的故事情节——“出侦”、“密谋”、“妇联主任”、“盼望”、“第一个党员”、“土改工作小组”……故事情节依次展开，人物一个个出场、亮相。张裕民请来了土改工作小组，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下文便写与李子俊、江世荣、钱文贵的斗争，写农民在这场翻天覆地的斗争中“翻身”的艰难历程。顾涌的痛苦和欢乐也在其中，他终于被错划为富农，被没收了果园，而后又得以纠偏，他自己仅“献”上一些地，1个月前那辆引起人们纷纷议论的大车也由胡泰赶回去，因为胡泰虽被划为富农而未被没收他的大车，也只“献”了一点儿地便过关了。故事由这辆大车开始，又由这辆大车结束，顾涌这个人物也伴随着情节的推移而自然地施展他的“贯索奴”的作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种构思，明显地受到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强调用物件或人物把全书纷繁的情节贯串起来。例如把鲁智深和武松两人联结起来的“贯索奴”是张青，而刘姥姥则是《红楼梦》中的“贯索奴”。顾涌、张青和刘姥姥的作用是一样的。
第二，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既汲取了我国古典小说为人物设置类似“列传”的一些手法，又吸收了西方人物心理描写的技艺。
为了展示生活的广阔和丰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吸收了《水浒传》为一些人物设置了类似“列传”的一些情节，以介绍人物的身世、历史、性格，使读者对书中人物思想性格的形成，有个整体性的了解。
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写人物一生的某个片段，也必须交代他的一生。这种“史传”格局，显然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明显的印痕。如第2章“顾涌的家”，介绍顾涌从一个拦羊的孩子，变为一个庄稼汉，受了43年苦，又终于劳动致富、人财两发的身世和历史；第3章“有事就不能瞒他”，则介绍了暖水屯摇羽毛扇人物，村里有名的“八大尖里面的第一个尖”的钱文贵；第5章“黑妮”、第7章“妇联会主任”也都是同样的写法。
另一方面，作品除了运用古典小说介绍人物的这种方法之外，也运用西方人物心理描写的手法。欧洲小说家普遍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他们认为：小说水平愈高，则写内心愈多，写事件愈少。他们以挖掘内心的深度来衡量小说的水平。从这一点来看，欧洲小说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不断探索人物内心的历程。许多著名的小说家都很重视人物个性对外界的反映，描写个性各别的内心世界。直接剖析人物的内心，特别是俄罗斯小说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在挖掘人性，掘发人心方面，堪称巨匠。
鲁迅赞誉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那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鲁迅全集（下）》，第1768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版。）。车尔尼雪夫斯基赞美列夫·托尔斯泰的才华的基本力量，是他对人类心灵的知识。正是他掌握了这种心灵的知识，才能写出人物心灵的辩证法，准确地捉摸到人物刹那间的内心变化。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心理描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作者在刻画地主钱文贵、李子俊的女人、老年农民侯忠全的时候，能够钻进人物的内心，多侧面、多角度地描写他们灵魂的搏斗，达到追魂摄魄的地步，充分发挥其解剖人物心理的特长。
第三，在情景的描写方面，如气氛的浓重、景色的明丽和色彩的丰富繁杂等，显然也融进了中西艺术的技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于事件发生的地点，人物生活的时代、社会环境，自然风光、气氛、环境的描绘，情绪的抒发和人物心灵的感受等构成情景的元素，无不精心设计。
如《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章，脍炙人口，广受称赞。作者运用的就不是白描手法。在作家笔下，闹腾的果树园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金色的朝霞、淡紫的阳光、浓密的绿叶、红色的鲜果……一黄、红、绿、紫，交相辉映，灿烂夺目。其色彩主要是用的暖色“红”、“黄”，给人以温暖、热烈之感；其次是中间色“绿”色，再是“淡紫”色，它属于冷色。这样，色彩的明暗、深浅和冷暖对比非常鲜明。
不仅如此，作者还用工笔细画出压弯了腰的枝头上“累累沉重”的果子，使人联想到果子的硕大，果实的成串，给人以量感；“红色果皮上有一层茸毛，或者是一层薄霜，显得柔软而润湿”，它则使人感到轻柔、润湿，给人以质感，还有果子“新鲜的香味”在那透明的光中流荡，给人以昧感，真是色、香、味天然配合，油画与工笔画结合，给人以无限的美感。
在这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中，作者又融进了中国写意画的手法，突出“闹腾”二字——“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鸟雀便已经在欢叫，小甲虫在飞闯，而人们的笑声压过了鸟雀的喧噪。翻身的农民从痛苦的深渊中被解放了出来，和大地一同苏醒了。现在，他们正在摘翻身的果子，欢声和笑语是那样的欢快和热烈。”“一阵哄笑，又接着一阵哄笑，这边笑过了，那边又传来一阵笑”，笑声使果树园“闹腾”起来了。
“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描写果园的美丽和欢乐，却是为了抒写翻身农民的欢乐，并将翻身农民的欢乐融注到果树园里。于是，下文便描写了这个果园新的主人公的欢乐。
看守这所果园的长工李宝堂，也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竞开起玩笑来。过去，他给地主看了20多年果园，替别人下了20多年果子，虽然年年下果子，但是，“像不知道果子是又香又甜似的，像拿着的是土块，是砖石”，一点儿也没有喜悦的感觉。但现在他变了，“忽然成了爱说话的老头”，还和年轻人开玩笑，“要是再分给一个老婆，叫咱也受女人的罪才更好呢。”他的心情变了，性格变了，他的视觉和嗅觉也从麻木中苏醒过来了。“如同一个乞丐忽然发现许多金元宝一样，果子都发亮了。”
李宝堂的变化，反映了土地改革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不但给农民带来了政治、经济上的解放，而且在精神上也解开了农民心灵的锁链，使他们的思想感情、性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冯雪峰所指出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景色的明丽还是居于第二位的，那居于第一位的是形象性的深刻，思想分析的深入与明确，诗的情绪与生活热情所织成的气氛的浓重……”
《果树园闹腾起来了》用重彩、点染、烘托，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果树园的美丽和色彩的丰富，气氛的欢乐，劳动者翻身的喜悦，富有诗情画意。它有深邃的意境，既融进了中国山水画中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讲究“写意”的特点；又有西洋油画富有美丽的色彩和真实地表现出物体的“质感”、“量感”的风格。作者借鉴了中西绘画的艺术，融合了中西小说的新技，有所择取，有所师承，又敢于创新，充分地表现了丁玲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与突进。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无论在丁玲长达60年的创作道路上，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丁玲一生中唯一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作家艺术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冯雪峰认为它是“一部艺术上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性的作品”。有的评论者则赞扬它是“新中国诞生前的叙事诗”。
然而，近年来，也有的人认为它是“彻底失败”了的作品，完全丧失了作者的创作个性，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出发，按图索骥、图解政策的公式化概念化之作。
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
笔者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反映土地改革运动与斗争的作品，无疑要涉及阶级和阶级斗争，要反映这场斗争的尖锐矛盾。这样一来，是否就有图解政策，公式化概念化之嫌呢？大家知道，问题的关键不是看作家写什么，而是看她怎么写。
如前所述，《太阳照在桑于河上》并没有罗列土改的全过程，也没有按阶级成分在人物的脸上贴政治标签，写些人云亦云的东西。而是通过作家的深刻观察，敏锐的感觉，去挖掘生活深层的内蕴，写出自己独到的发现。
这些独到的发现包括作者不是从单一的角度、单个的侧面去反映生活，而是从社会、村落、家庭，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心理等多个侧面与层次去反映这一时期变动中的中国社会和农民，既具有丰富的内蕴，又富有历史的深度。而且由于作者富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哲学思考，敢于面对人生，敢于独立思考，因而作品在艺术上内容上有许多创新与审美的独特价值。如敢于写出这场土改斗争的反复与曲折，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敌我营垒的相互渗透，农民翻身的艰难步履，干部的重重顾虑与内心的矛盾……从而揭示出生活的底蕴，显示出生活的七色阳光，体现出作品的独特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