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还十分感激雪峰对她文学创作毕生的关注。她说：“雪峰开始认识我，便对我的文学创作，寄予最大的关注。”“雪峰是最了解我的朋友之一，是我文章最好的读者和老师，他是永远支持我创作的。我们的友谊是难得的，是永远难忘的。”雪峰对丁玲的深情，化为对丁玲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的特殊的、长久的关爱。他以诗人的敏感及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的眼光，对丁玲的创作给予肯定、批评、鼓励和支持，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50年代从未间断。
当1928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的时候，雪峰说，他看了小说哭了，他本来是不大容易哭的。他一方面鼓励丁玲再写小说，一方面又说：“你这个小说，是要不得的。”这是在众多的赞美声、恭维话中，丁玲听到的唯一的反对声音。1931年，当丁玲发表《水》的时候，雪峰高度评价了它，并写了评论《新小说的诞生》。总之，从最初的《梦珂》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雪峰对丁玲重要的作品，几乎都有评论。
1946年，在国统区，他还为丁玲出版了一本《丁玲文集》。丁玲说：“他在前面写了一篇文章，把我在延安时写的小说，加以评论。还是说好话，说我成熟了。”（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文集》，第9卷，第166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丁玲还说过，雪峰评论她作品的文章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些文章，都是在雪峰论文的基础上写的，难得有个别篇章，个别论点，是跨越了他的论述”。（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文集》，第9卷，第166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对于丁玲这句话作何理解？我以为：雪峰写了一些文艺理论、文艺评论论文，丁玲可能看得较多，常常运用他的理论观点去进行创作，所以是在他“论文的基础上写的”。由此可见雪峰对丁玲影响之深。这些影响，我以为既有好的方面，也有某些偏激的、片面的文艺观点的影响。
对丁玲有着巨大影响的还有鲁迅先生。他是丁玲的良师益友。他对丁玲的关爱、支持，使丁玲永远难忘。
1983年9月复出后的丁玲，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写了《鲁迅先生于我》一文，回忆鲁迅先生与她的交往、先生的为人、处事，对她寄予的关怀与厚爱以及她所受到的教益等。
丁玲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1931年7月30日，距“左联五烈士”牺牲已近半年。其时，丁玲正在主编“左联”刊物《北斗》杂志，作为“左联”的盟主，鲁迅曾用冬华、长庚、隋洛文、洛文、丰瑜、不堂等笔名在《北斗》上发表了10余篇杂文和译文。此次，丁玲拜访鲁迅，是希望刊载几张插图，以纪念牺牲了的5位“左翼”作家。于是由冯雪峰引路，丁玲到了鲁迅家里。鲁迅拿出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画中一位母亲双手托着一个孩子，高举头顶，这明显的是为纪念这5位“左翼”作家的牺牲而精选的版画。鲁迅先生还为它撰写了说明。鲁迅先生说：“母性”漂泛于珂勒惠支的艺术之上，“如一种善的征兆。这使我们希望离开人间，然而这也是对于更新和更好的‘将来’的督促和信仰”。（转引自王中忱《风雨人生丁玲传》，第13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以后丁玲送给鲁迅先生一个短篇小说集《水》（内收《水》《田家冲》《一天》《从夜晚到天亮》《年前的一天》），鲁迅先生对丁玲的思想、创作、风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冯雪峰问他对《水》的印象时，他说：“《水》很好，丁玲是个有名的作家了，不需要我来写文章捧她了。”
1933年5月，丁玲、潘梓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失踪了。鲁迅始终关注着这件事。他亲自出席5月25日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丁、潘”的会议。当朝鲜《新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问道：“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您认为谁是无产阶级代表作家？”时，鲁迅毫不犹豫地回答：“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这是1933年5月19日鲁迅致申彦俊的一封信中所写的。可见，鲁迅对丁玲的赞誉。鲁迅先生还通过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先生，请她迅速将丁玲的著作——《母亲》出版。为了纪念这位被绑架的作家，并作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母亲》很快出版，并成为当时的畅销书。鲁迅还细心地打听丁母的详细地址：“湖南常德忠靖庙街6号”，以便稿费万无一失地送到丁母手里，作为丁玲抚孤养母的费用，并建议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以免款项一到，顷刻被丁母穷本家分尽。鲁迅还赞成募集经费，抚恤丁母和孩子。
在丁玲被绑架期间，鲁迅的日记多次提及此事，密切关心她的生死，6月下旬，盛传丁已遇害，鲁迅先生于1933年6月28日在日记中写下一首诗《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
剪柳春风导丸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
可怜无女耀高丘。
（诗句引屈原《离骚》的“忽反顾以流涕兮，裹高丘之无女”作典。高丘，楚国山名，“无女耀高丘”，暗示一位湘籍女作家被害。）
诗中，鲁迅将丁玲比作奏瑟的湘灵，辉耀高丘，有才有德之女。现在她死了，瑟上凝集了灰尘，那清怨的乐声也听不到了。这首诗明显的有讴歌丁玲之意。9月21日，鲁迅在给《涛声》主编曹聚仁写信时，在信尾上特地加上一句：“旧诗一首（指《悼丁君》）不知可登《涛声》否？”
1934年鲁迅还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水》选人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最受感动的还是1936年夏天，丁玲找到曹靖华，委托他把自己软禁南京的消息及时报告鲁迅，鲁迅马上告知了刚从陕北抵达上海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后才由雪峰派张天翼到南京与丁玲联系，并帮助她逃出了南京。这事前文已经说过。
丁玲还十分理解鲁迅对她的担忧。1934年9月4日，鲁迅在给王志之的信中说：“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鲁迅书信集》，第6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丁玲后来读到这封信，她说：“我认为这话的确是一句有阅历、有见识、有经验，而且是非常有分寸的话。本来嘛，革命者如果被敌人逮捕关押，自然是无法写文章、演戏或从事其他活动的；倘如在敌人面前屈从了，即‘转向了’，自然不可能写出‘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读到这样的话，我是感激鲁迅先生的。他是多么担心我不能写文章和不能写出‘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丁玲：《鲁迅先生于我》，《丁玲文集》，第5卷，第20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对于一位年轻的、有才华的“左翼”女作家的被绑架，鲁迅先生始终关注着并设法加以营救，帮助她与共产党取得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动！丁玲说：“鲁迅先生给过我的种种鼓励和关心，我只愿深深地珍藏在自己心里……我崇敬他、爱他。他永远是指引我道路的人。”
和前面几位对丁玲产生影响的人比较起来，毛泽东对丁玲一生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大的，他主宰着丁玲的命运、荣辱、浮沉。
丁玲和毛泽东是老乡，在湖南时，她已经对这位神奇人物有所耳闻。况且，她又和毛的夫人杨开慧同是周南女中的同学，后又因抗议学校当局对进步教师陈启明先生的解聘而一起转到岳云中学，所以算起来，她们也可以称故交了。
1936年11月10日，丁玲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她是第一个到达陕北的著名作家。为此，中共宣传部召开了欢迎会，党和政府许多重要领导人都出席了，共有20多人。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凯丰、林伯渠、徐特立、邓颖超等。丁玲回忆这一次的会见，充满激情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地喋喋不休地饶舌。”（丁玲：《写在（到前线去）前面》，《丁玲文集》，第6卷，第62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毛泽东这天披件棉大衣，刮了胡子，大家笑他：“毛主席今天漂亮啦，剃了脸啦。”毛主席说：“我还没理发呢。”看来气氛十分融洽、热烈。后来，毛泽东还到丁玲的住处聊天，他们谈过去的朋友，怀念牺牲了的革命同伴，鄙视那些出卖党和同志的叛徒，谈湖南的乡情，谈旧小说和新文学……毛泽东问丁玲想干什么，丁玲说：“想当红军。”他听了很高兴说：“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的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政治部上前方去吧。”这样，丁玲就上了前线。在当时物质很困难的情形下，总参送给丁玲一匹跛足的老马和一个饲养员，还有一个12岁的小勤务兵。
据陈明同志回忆，1936年12月30日，由聂荣臻交给丁玲一份电报，这是毛泽东写给她的一首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这首词赞颂了丁玲到达陕北后的战斗风貌。这对丁玲来说，非同小可。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史无前例”。可见这位湖南老乡对丁玲这位著名作家的热忱与厚爱。毛泽东赞颂丁玲手中这支笔的威力，赞扬她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变化风貌。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器重丁玲？让我们看他在1939年12月9日晚出席延安中央大礼堂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会上的讲话：
“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看来，他是从革命的需要这一政治角度来看待作家的。
1937年1月，丁玲陪史沫特莱去延安，又见到毛泽东，除了感谢那首赠诗外，言谈中丁玲提到可惜没见到手迹。于是毛主席临时找了一张纸，在饭桌上将原诗词抄了一遍送给丁玲。丁玲如获至宝，将它寄到重庆胡风处代为保存。
毛泽东还亲自安排丁玲当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这个要职。
在初到延安的一二年里，丁玲和毛泽东来往较多，关系也很好，经常和毛泽东闲聊天、开玩笑、谈笑风生，而这在延安是十分令人羡慕的。
刚来到解放区，就遇上了毛泽东这位最高领袖与统帅人物，并且得到他的赏识，这对于丁玲来说多么重要，使她在延安顺利地扎下了根，并在延安文化的土壤中迅速生长。
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因写了《“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而遭到批判，在这危难之际，又是湖南老乡毛泽东救了丁玲。他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昧是托派。（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丁玲文集》，第5卷，第28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毛泽东保护了丁玲，她非常感谢他。座谈会期间合影照相时，毛泽东问丁玲在哪里，要她照相坐近一点儿，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见丁玲挨着朱德同志坐下时，毛泽东放心了。
延安整风之后，丁玲振作精神，以满腔的热情，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迈进。1944年6月30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通讯报道——《田保霖》，这是一篇采访边区合作社会议的真人真事的文章。作家欧阳山写了另一个模范人物刘建章（《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因为合作社会议请他作报告，没有材料，想请丁玲与欧阳山谈谈，于是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丁玲、欧阳山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1993年12月版。）
丁玲后来回忆说，接到这封信是7月1日的上午，于是和欧阳山同志应约到枣园，还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吃了饭。
毛泽东同志不仅写了这封信称赞《田保霖》，还在各种会议上提到过。据陈赓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一次高干会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一篇写模范人物的《田保霖》，被誉为“新的写作作风”的转折，并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显然，毛泽东同志当时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要深人工农兵这方面来估价的。就其艺术价值而论，丁玲自己也十分清楚，她说：“我的《田保霖》写得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得意之作”。
由于毛泽东的倡导和鼓励，丁玲彻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走上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
以上，我们回顾了从儿童时期到青年、中年时期丁玲与不断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并对她有着巨大影响的几位革命人物的交往。从中可见，丁玲走上革命道路并非偶然，并非心血来潮，并非投机。“文革”时期，有人在批判她时，说她骨子里反党，从这些事实来看，丁玲实在从头到脚、从内心到外表完全是忠贞于共产党的，即使以后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大右派分子，也从未动摇这种信念。
丁玲戴上“反党”和“右派”这两顶帽子，历时20多年，当1978年7月18日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党委主持召开“为丁玲摘掉‘右派’帽子会议”时，她感激涕零，在会上说：“党决定摘掉我的右派帽子，批准我回到人民的行列，使我轻装快步，和同志们一道继续革命，继续长征，为人民服务，我怎能不万分感激呢？”
这是否是一种“愚忠”？楚人历来有“念祖忠君”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在丁玲心中是否也打上了印记？
“蛮”、“倔”、“辣”——丁玲个性气质的文化基因
我这个人有点倔脾气，湖南人的倔脾气。
——丁玲。
湖南古称“三苗之国”，从远古起，即为多民族错杂聚居之地，长期以来聚居着汉族与苗、瑶、侗、壮、回、维吾尔、土家等少数民族。据统计，全省100多个县（市）中有68个县（市）居住着少数民族。他们与汉人相互融合，相互联姻。湖南人吸收了这些少数民族强韧、犷悍、刻苦耐劳的遗传基因与习性，从而熔铸成一种特殊的有别于其他地域的文化个性。
俗话说：“江西老表，湖南骡子。”为何湖南人有“骡子”的雅号？它有什么特性？
原来，骡子是母马和公驴杂交的产物。其体形扁似马，叫声似驴，且有驴子的倔劲、执拗与忍耐力。人们习惯地称呼驴子为“倔驴”。因为它有个怪脾气，它越拉不动，越是拼命用劲拉。骡子堪粗食、耐劳苦，抗病力和适应性强，挽力大且能持久，寿命也长于马和驴，因而深受老百姓喜爱。那么，湖南人为什么会有这种“骡子”的文化个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