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几乎用其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她的血和泪来探索“生与死”这一根本的命题。丁玲没有死，她绝不轻生，而是像压在大石下面的小草，韧而且坚，显示了她的人格和意志的力量。说到“人格”，过去，人们似乎从伦理学的角度去探究的多，主要指人的人品、品格、道德品质；今天人们更多的是从心理学意义上去理解：人格就是单个个人的个性特征，就是使一个人成为他自己并且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独特的心理特点的总和。每个人的人格都会以一种固有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观察方式、表情方式等表现出来，因而人格具有鲜明的个别性，不可重复性。与此同时，人格又是由一定的时代文化模式内化为个体的具有独特的心理过程、心理特点构成的，会具有某种社会性并打上时代的色彩。人格的形成、成熟与完善是人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自然，每个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生活环境与独特的生活经历会对自己人格的形成起重要的影响。
拿丁玲来说，她的人格的形成、成熟与完善，自然与长期湖湘文化的濡染、师友的教诲以及苦难与逆境对于她的磨砺紧密联系。如前所述，湖湘士子一向办事认真，有一股“蛮”劲，这种强悍炽热的士气民风表现出来的便是有敢死的精神，有坚强不屈服的节操。
这种精神和节操代代相传。曾国藩带兵打仗，“扎硬寨”、“打呆仗”；陕甘总督，湖南湘乡人左宗棠年近古稀，仍壮志不减，抬着棺材出关，进军新疆，誓与沙俄侵略者血战到底，迫使他们将强占了10年的伊犁归还给中国，蔡锷扶病统领2000名装备不足的将士出滇讨袁，与袁世凯10万人马决战……这些声名鹊起、叱咤风云的人物，无一不是“豪雄盖代而敛之惕厉”。（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他们无不从艰难困苦中历练而出。湖南人的这种人格和意志，在丁玲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除了湖湘文化的濡染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鲁迅精神的濡染。丁玲说：“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以至于成熟起来的。”（丁玲：《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丁玲文集》，第5卷，第2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丁玲在《鲁迅先生于我》一文中说：“鲁迅先生给过我的种种鼓励和关心，我只愿深深珍藏在自己心里，经常用来鼓励自己而不愿宣扬，我崇敬他，爱他。”
瞿秋白将鲁迅的精神归结为“韧性的战斗”。“韧”也是鲁迅的人格精神。在鲁迅看来，韧性是生命体需要具备的品格，拥有这种品格，生命才能升华，生命价值才得以实现。鲁迅这种做人与战斗的精神，对于“左翼”的青年作家影响极大。柔石曾记载过鲁迅先生的教诲：“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儿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他还说，他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因为不能够这样做，因为负有对于社会的伟大任务。生在这麻木的中国，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要“韧”，要锲而不舍，要向恶势力作“韧性战斗”，坚持不懈，坚强不屈。“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越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所以，他以为觉悟的青年不要轻死！
鲁迅的这种教诲，早已被丁玲“深深地珍藏在自己心里”。她有足够的安眠药片，让自己舒舒服服地死去。但丁玲没有选择自杀这条路，她说，死是多么容易啊，生却是多么艰难啊！但是她还是选择了生！
丁玲对于生命的选择，说明她早已下了与艰难困苦作持久的坚韧的奋争的准备。丁玲这种选择也足以说明鲁迅精神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建构人格的典范，鲁迅的精神风范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丁玲用她近l/4世纪的苦难历程做了出色的答卷，回答了这个哲学的根本命题，显示了丁玲韧性的人格特征与强悍的人格意志。它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用“沉默”作武器，骁勇不屈。
“文革”中，面对那些被四人帮“文攻武卫”毒害而失去了人性、疯狂了的“造反派”们，面对他们的拳脚，丁玲无声地忍受着。他们打够了，骂够了，还要将她的几件换洗衣服扔在地下，用脚踩。被罚跪在地上的丁玲，让他们出了一阵恶气之后，她“慢慢站起来，收拾地上、炕上，然后又低着头就着微弱的亮光看报，好像任何事都没发生那样”。
其实她浑身都像掉在火里，火烧火燎的疼。但丁玲连呻吟都没有。她没有申辩，没有求饶。她懂得，人不能与魔鬼讲道理，人不能跟野兽要真理，在“文革”中人妖颠倒，黑白不分，是非难辨，她为什么还要“对牛弹琴”呢？她手中只有一件武器，这就是“沉默”！她只能用沉默来战斗，并以此表示她的蔑视。要知道“泰然自若是应付逆境的最好办法。”
其二，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软抗硬拖。
“文革”期间，各个单位都成立了“专政办公室”，对其单位的“牛鬼蛇神”进行内查外调。丁玲在南京坐过国民党的牢房，后又到延安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又当过中宣部文艺处的处长，所以了解的情况多，来找她写“揭发材料”、写旁证材料的也就多起来。丁玲总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绝不无中生有，绝不为救自己而害别人。
那时，北京军管会的某些人无中生有，逼丁玲承认自己是“大叛徒”之外，还要进一步逼丁玲承认自己是“中统特务”，并交出组织名单。他们使用“车轮战”、“疲劳战”，通宵达旦进行逼供。屋内烧着大火，热气腾腾，“造反派”们叼着烟，吞云吐雾，丁玲口干舌苦，想喝点儿水，可是这些人在她面前大口大口喝水，还将剩下的水倒在她的脚边。她头昏眼花，腰痛腿软，为了得到睡眠，积蓄精力，保护生命，她承认自己是“大叛徒”、“大特务”。可是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她又翻案。于是“造反派”又折磨她，又是逼供，丁玲又承认是“大叛徒”，睡了一觉又再翻案……北京军管会的某些人被“拖”得不耐烦，只好毫无所获地打道回京了。“逆境的美德是坚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其三，把压力当动力，把受苦当成锻炼，自强不息。人怎样对待逆境？怎样对待受苦受难？面对死亡的威胁，将如何自处？
“文革”中，丁玲已过花甲。身上又有多处伤残。腰部被造反派踢伤，经常腰痛，患有糖尿病，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虽如此，“造反派”还故意派她去干那些重体力的劳动，把神圣的劳动当成惩罚人、侮辱人的手段。但丁玲对于“劳动”却有自己的正确见解，她认为：对于一个普通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天职，她能从劳动中享受到乐趣，从劳动成果中看到自己的成绩，得到满足。对于丁玲来说，她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但她对于体力劳动还是很热爱，现在虽说成了个“被强迫劳动改造”的人，但她并不以劳动为耻。而且她还认为：
劳动确可以医治人体上的某些病痛，预防一些疾病，又可以医治精神上所受的创伤。在劳动时，人们把精力集中在劳动对象上，就会忘记许多烦恼忧愁。劳动后获得的成果，更能打开一个人的眼界，原来自然世界是如此广阔，个人忧戚在万物更迭中是如此渺小。这样，人们就把一些褊促狭小的立脚点转移得高一些，远一些，大一些。人们的趣、喜爱的范围，也就逐渐扩大，人们就会变得比较能正确理解世界，衡量自己，从而对人民一往情深，对个人无所企求，不会再保留什么了。这样，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解放，即使再遏有风云变幻，也会始终和劳动人民共生死，不至于走上歪路上去的。（丁玲：《丁玲散文近作选》，第23~2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正因为丁玲将体力劳动看成锻炼自己、医治精神创伤、开阔自己的眼界和接近普通劳动者的手段，所以她始终没有把劳动当成苦差事。“文革”中，有一段时间她被勒令打扫全队的公共厕所，一共有10多个。每个粪坑有11—12米长，3米多宽，2米深。这里地下水位高，一下雨，厕所粪水离坑面不到30厘米，粪水经常外溢。丁玲开了一条小沟，让粪水顺着斜坡流到附近的菜地里。同时，她从早到晚地打扫，将满满的粪坑舀浅一点，一天要舀五六千瓢，手腕都肿了，脚上的鞋也经常湿漉漉的。但当她看到人们舒舒服服地走出厕所时，她高兴了。她毕竟又为大家做了件好事，并且在劳动中医治了精神创伤。
横逆和迫害，可以扼杀某些人的生命，但却扼杀不了丁玲蓬勃的生机。丁玲说，有的人在横逆迫害面前失去了理想，失去了活着的信心和勇气，疯了，病了，灰心了，看破世情，只图保身保命保儿女。但有的人却不这样。“横逆迫害也可以锤炼革命者的赤胆忠心，临危难而无所畏惧，处恶浪不胆战心惊……”（丁玲：《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丁玲文集》，第6卷，第50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凡经受磨炼，总是会有痛苦的。铁变成钢，就得经过冶炼锻压；种子的提纯复壮，就得不断进行选优、淘汰，否则就将失去抗逆性。”（丁玲：《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丁玲文集》，第6卷，第50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正是这样，丁玲将横逆和迫害看成是锻炼自己、考验自己的机会。
从丁玲这种思想认识看，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及湖湘文化中那种讲究修身养性，不断磨炼自己的“遗传基因”，已化为她的思想和行为。
曾经担任过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湖南宁乡人）著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此书为全体共产党员必读的教科书。书中特别引用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刘少奇引用这段话，目的在于论述全体共产党员为了要经受革命斗争和艰难困苦环境的磨炼，就必须加强修养，以使每个党员品质优良、政治坚强。
刘少奇这本论“修养”的书，无疑对丁玲是极大的教育。如前所述，丁玲一贯主张妇女要得到解放，就必须有“强己”的精神，这种“强己”的精神，正是不断加强修养，完善自己人格的精神核心。
清代曾国藩的家书中有一段话：“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馁也。”可见“咬牙励志”是湖湘学子的共同品格。
巴尔扎克对于“不幸”和逆境同样有生动的论述。他说：“不幸是天才的晋身之阶，信徒的洗礼之水，能人的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深渊。”通过这“洗礼之水”，人会变得聪明。因为，谁经历的苦难多，谁懂得的东西也就多。因此，逆境才是使人变得聪明的磨刀石。人不能在顺境里认识人生，必须在痛苦中，在寂寞里，锻炼出一种明净无尘的心境，才能深刻地体验人生。中国有句俗语：“不遭魔不成佛。”在和魔鬼作斗争中，丁玲的人生体验不断丰富，人格不断得到升华。
这样看来，逆境、困厄是个很好的老师。然而这位“老师”向丁玲索取的“学费”实在也太昂贵了。它几乎要了丁玲的“命”，它使丁玲的身心、灵肉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不过，却也造就了丁玲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人格意志！
其四，在沉重的压抑下，执着地面向未来，坚信光明会战胜黑暗。
坚强不屈之志节，来源于丁玲的开朗、乐观的精神，她始终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群魔乱舞只是暂时的，天狗吞日只是梦想。她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人妖颠倒的局面会结束。她有信心，特别是相信党、相信群众会理解她，还她一个清白。丁玲很清楚自己压根儿就没有“反党”，没有叛变，没有干过坏事，她相信自己。她充满了自信。她曾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自述：
很多同志和朋友问我，这二十多年你处逆境，为什么能活过来，而且活得很好呢？我回答说：为什么不呢？因为我走到哪里，到处都看到淳朴善良的人民和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我生活在底层，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我遇见很多实事求是、正直、诚实、勤劳、高尚的人，我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同情、很多关心、很多鼓励、很多关爱，因此我更爱他们。我在他们中间，什么时候也没感到孤独。
人类不能没有爱，失去了爱，人的心灵便会变成荒漠，生活变得死寂。爱像血液一样能浇灌心灵，开启心智，给人以智慧与力量。丁玲心中有爱，相信人民，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因而能将自我融化在群众中，获得人民真正的了解和信任，获得战胜劫难的动力。她好像古希腊神话人物大力士安泰，人民就是她的大地母亲，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心中有人民、有爱，丁玲才有力量锻炼出手上厚厚的茧子，而且把心也磨出一块厚厚的茧子，来承担这无限重的精神上的痛苦，心灵上的创痛，支撑自己到达胜利的彼岸。
此外，她坎坷的一生又是极其宝贵的财富。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去世之时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她经历了革命队伍内各个时期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复杂斗争，并有正反两面的切身体验。她“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鲁迅：《随便翻翻》，《鲁迅全集》第6卷，第1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知道什么是真的，属于“真金”，什么是假的，属“硫化铜”，所以她能在对比观照中，站在时代与历史的高度来正确对待与处理事物，相信真理终归要战胜谬误。如此，丁玲才能从铁窗烈火，鬼影幢幢中走出来，从九死一生中走出来。更为可贵的是：复出以后，她能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朝前看。
复出后的丁玲，虽然已于1978年7月摘掉“右派”帽子，但是，20多年来泼向她身上的污水岂能一下子洗刷干净？况且还有某些人仍死死揪住她不放。当丁玲女儿蒋祖慧去见周扬，要求解决丁玲问题时，周扬回答说：“40年的表现，可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看来，周扬仍在抓她的小辫子。1979年2月，《新文学史料》转载《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一文，仍死咬丁玲不放，说她在延安时就一直主张“暴露黑暗”，把延安搞得乌烟瘴气，等等。
看来，当时摆在丁玲面前还有一张无形的网。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丁玲还是胸怀坦荡，不计较个人恩怨，努力朝前看。她说：
现在，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多的抱怨，我个人是遭受了一点儿损失，但是党和人民、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我遭受不幸的时候，党和人民也同受躁躏。许多功劳比我大得多的革命元勋、建国功臣所受的折磨比我更大更深。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一点儿挫折呢？
现在我的国家正处在大乱之后，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举步维艰。此情此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代的多少爱国诗人，他们曾长歌代哭，抑郁终生。但我绝不沉湎于昨天的痛苦而呻吟叹息，也不能为抒发过去的忧怨而对现今多所挑剔……
正是这种豁达的胸怀，使丁玲从不悲悲切切，怨天尤人，而是面向未来进取奋击，向死神挑战，与时间赛跑，在复出后六七年的时间中，创作了近百万字的著作，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创造能力，显示了她不屈的意志和永不消逝的活力。
信仰是心中的绿洲。只因为心中有这片“绿洲”，丁玲才会有力量战胜暗夜，等到春天的到来。
“希望是不幸者的第二灵魂”，有了这个“灵魂”，在人生海洋中浮沉的丁玲，才会牢牢掌握“罗盘”，扬起“希望”的风帆，忍受一切人间罕见的苦楚，战胜惊涛骇浪！
在漫长的心神罹难与灵肉折磨中，丁玲将“信念”作为人生杠杆的支点，有了这个恰当的支点，她才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