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还继承发扬了儒家思想中的主变因素。儒家有强烈的“率由旧章”的保守性格，亦有丰盛的变动不居的辩证法遗产。以曾国藩来说，直至1850年，他仍然郑重其事地申明：“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对内外交困的境况感受不深，缺乏变以解危的紧迫感。随着太平天国义军在大江南北驰骋，他由一帆风顺的京官转到地方上兴办团练，阅历增长，对社会痼疾的了解加深，求变的思想便日益加强了。他在1859年写道：“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震就是动，要反乎贞吝而在变动中求吉与无咎，在于正视现实，不断改正既往的缺点错误。个人如此，国家大事也是如此。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曾国藩积极推动和参与学习西方的洋务，这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础。
今人对于洋务运动自然有褒有贬，然而曾国藩倡洋务足以说他绝不仅仅是那种以谦谦自守、修身养性为信条的一介儒生。他敢开风气之先的胆识与行动则被人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丈夫居世，无刚不立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汉代的樊哙就是充满了刚直之气的大丈夫。他指出：“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因而，淮阴侯韩信羞与为伍。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刘邦初入咸阳，见秦朝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辄谏曰：‘此乃奢丽之物，是秦之所以亡天下的所在。愿大王急还坝上，无留宫中。’这是第一件事。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樊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到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坝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禀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所以才有所成就。他进而认为，刚直二字，“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但江氏谨守曾家家训，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阿公、阿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卧床三年，屎尿都拉在身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也毫无怨言。所以曾国藩赞言：曾太夫人“来到曾门，事舅姑四十余年，造次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江氏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或以“谐语以解劬苦”。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曾国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由写字而想到用功不能有恒心的原因，都是因为日甚一日的软弱的意志力消磨损害了它。今天因为听到吴竹如的话，才清楚这事绝对不是意志疲惫软弱的人所能胜任的，一定要刚强、勇猛，拿出浴血奋战的功夫来，千万不能软弱下来，这两点是不能改变的道理。要牢记着《朱子语类》里的‘鸡伏卵’和‘猛火煮’这两条，时时刻刻也不能忘记。”
勇于改过，不夸大言
人不是圣贤，都会有过失错误，但能不能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至关重要。曾国藩的修身法中，不惮改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蕙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之间曾国藩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好名的虚荣心理在作怪啊!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自由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1842年2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
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嫉妒过他人?谁没有伤害过他人?谁从来不好女色?谁做事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性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
曾国藩则认为，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一个省己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或小阴思。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小阴思，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斯言极是。
大智若愚，难得糊涂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实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宁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对你会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始终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清廉自持，热心待人
清廉不贪是为官者的基本要求。号称清代第一清官的汤斌任江宁巡抚时，初至南京，就召集府县官，训斥道：贪贿者轻则被人弹劾而去，重则抄家追产，诛及子孙。而且，一沾贪名，上司收受了下官的贿赂，就有把柄在别人手中，下官有什么过失也不敢轻易纠正，久而久之，会有包庇之嫌。州县官听了这番训导，都说“公治吾等”，即救了他们的命。
曾国藩最崇拜汤斌，认为清朝有成就的人中，汤斌是一流人物。
曾国藩也崇尚清廉。据他的女儿崇德老人说，曾国藩无论是官位做得多大，“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他的夫人“无珍玩之饰”。崇德老人回忆说，曾家只有一次收受别人的礼，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是长沙人，少年时是个孤儿，最初以“材官”隶属曾国藩部下。曾国藩建立水师时，黄翼升帮了大忙，是曾的四大心腹之一。组建淮扬水师时，黄翼升任统带。1862年，黄归李鸿章指挥并很快成为李的得力助手。后来，曾国藩想调黄翼升部离开苏南，十三次与李鸿章来往信函相商，李鸿章却一口拒绝。由于黄翼升“素性宽和”，比较受将士拥戴，曾国藩一定要把这位爱将调回。李鸿章说黄“厚道热肠，为武人中第一流，为平吴第一功臣，为沪军第一苦人”，所以坚决不给，为此，曾、李两人差点闹翻。
这时出现了“夫人外交”，才使问题得以解决。
黄翼升此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还是他的夫人出来调停，一定要奉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一天，正好是曾夫人生辰，黄夫人带着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铺来贺寿，当堂拜曾夫人为义母。当时人多众广，曾夫人不好不给面子，也就答应将黄夫人收为干女儿。
寿宴结束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述其原委，曾国藩起初很生气，但一想能收服将心，调和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关系的矛盾，也就不再说什么。这个纺绸帐后来曾国藩的女儿出嫁时，作了嫁妆，直到崇德老人的晚年，仍“用之未坏也”。
曾国藩很通人情世故，为了照顾别人，还主动让欧阳夫人收干儿女。一年，邵蕙西的夫人因躲避战乱率子女到了上海，曾国藩得知后派轮船密迎邵夫人以及她的二个儿子，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将她们一家安顿到安庆，还每月出银二十两，给邵夫人的一家租了房子。若干年后，邵夫人及她的长子相继病逝，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送灵柩回浙江。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孤苦无依，就让她拜欧阳夫人为义母，这样，邵家小女儿就可居住在两江总督署中，得到曾家的照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