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3月9日，曾国藩在给他的九弟的信中说：
我逐渐衰老，也常有肝火不可遏制的时候。但应强迫自己抑制，制住怒气，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不能过此两关，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不让他过盛。降龙养心，伏虎养肝。古圣贤所讲的去欲，就是降龙；所讲的戒怒，就是伏虎。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不让我们的欲望戕害我们的身体、性命罢了。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能少。建功业写文章都离不开倔强，否则柔靡二字一事无成。孟子所讲的至刚，孔子所讲的贞固，都要靠倔强养成。我们兄弟都继承母亲的性格颇多，好处也正在倔强。如果能制住怒气以保养身体，保持倔强以砥砺志向，就会前途无量。
在他的弟弟处于危难的时候，曾国藩又以去忿欲和存倔强以勉励：
初十日接到你初七日申时来信，对我初四日所谈苏州、上海整顿粮饷一事，分析规划得非常详细明白，高谈阔论，可慰可敬。弟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好言相劝；即使弟弟自己发生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马上收敛。用这种看法推知弟的道德和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大致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流露出愤怒和激动。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就可以了。
曾国藩说：至于强毅之气，绝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尤其对那些位高权重者，在这方面更是期许很高，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曾国藩在讲求“广其识”、“宏其度”的同时，又不忽略倔强与骨气的成功人格素质的作用，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修养。同时，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确是值得世人借鉴。
用人之道，扬长避短
曾国藩的用人之道非常高明，他手下人才辈出，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他在用人、选人和育人等方面独树一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他非常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他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安徽人吴汝纶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的，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交往深厚。在京为官时，以文会友广交朋友。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培养，是他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他于1852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他用人放眼五湖四海，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唱不了一台戏，众人拾柴火焰才会高，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由高智商人才组成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因此要成大事，就必须要团结一批有才干的人才，做到群策群力，同舟共济，共赴目标。
一个人的能力再全面，也会有其所不能；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也总会有其特长。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人力为我所用才能成功。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我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甚至其品德也可以不考虑。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盲人的听力好，聋哑人的手势打得逼真，这是常理。人有这一方面的缺点就有另一方面的特长。
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
节清之人德行厚重，仪容端庄，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他的道顺畅而有救化，因此在未显达之时，众人乐意举荐他。显达之后，上下之人都尊敬他。功足具激浊扬清，德足以师表风范。这种人对社会没有祸害又能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他们处理各种事物井井有条，政绩与德行齐飞，声名和形象一色，让其他人肃然起敬。
法家之才，以制度为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这种方法先苦后甜。严厉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未显达时，众人猜忌，政令施行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
术家之才，出于聪明多思，等到计谋成功才显现出他的本领。一般在开始时深藏不露，然后方逐渐显现才华，达到精深玄妙的地步。在未显扬本领之前，许多人发现不到他的才能。他的才能，会得到明主的珍视。功业足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通古今之变。而当其引退时，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作为一种人才，神奇而不经常被用，因而有时会沉没无闻而不显扬。
国家栋梁之才往往德、法、术之才兼备。其德足以整肃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可谓国家栋梁一类的人才。三才兼具者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王掌管国家。他们道德清扬，可谓一国表率；能依法治国，整肃法纪，又不会失之严酷；他们足智多谋，果敢善断，而且文能诗文，武可行兵打仗，竭尽忠诚，为国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上古的伊尹、吕尚可谓代表，三国时的诸葛亮也可以算在此内。
智慧明识的事业，本于推原测度。其治理之道顺遂而不违逆。所以当其未发达时，被一般人所容纳；已成功时，为宠爱者所推许。其功业足以佐助明主，深于思虑。而其弊处在于只知直趋，不知退隐，或者违背正常以保身自全。作为一种事业，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正义，因此有时先得利而后招致祸害。方略谋划一事，对军事、行政、教化工作能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这种人才在才智上也许不逊于谋略家，但在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往往是知而能争，争而不得。无力坚持正确的东西，要么屈从，要么逃避，因此声名功绩终不如谋略家显达。
褒贬善恶的事业，根本在于是非。其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规范。当其未成功时，能够被一般人所认识；一经显达，又为一般人所称道，其功业足以辨别善恶，观察是非。其弊害在于为毁谤者所怨恨。其作为一种事业，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为人赞赏，而后被人疏远。
讲求技能的事业，根本在于事功能。其治理之道辨慧而且神速。当未显达时，为一般人所惊异；已成功时，被政府委以职任。其功业足以清理繁冗，纠正邪谬。其弊端在于使普通人劳顿而使地位低下者疲惫。作为一种事业，细致却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骁雄之才一般胆力卓绝，才略过人，但是对于治国的才能和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他们属于政治上幼稚、容易被小人陷害的人。
在利用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他认为：雄韬大略之人有其不足，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其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