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塔吓坏了，她以为马丁突然得了什么急症，于是，连忙跑过去，惊叫道：“马丁！你怎么啦？”当然，马丁根本就不是得了什么急症。“格蕾塔，你看看这些名字！”马丁一边说一边递给她一份文件。格蕾塔接过那份写有两个孩子名字的文件，读了起来：“雅各布？沃尔和索妮娅？沃尔，母亲系安娜？（巴特尔）？沃尔；父亲系马丁？沃尔。”不仅如此，除了索妮娅之外，他们三人的出生日期都与马丁记忆中的完全相符。
“哦，格蕾塔，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孩子啊！一个是我以为早就已经死了的我深爱的儿子雅各布，一个是我从来都不曾知道的女儿！如果不是你那么恳切地求我领养他们，如果没有你那颗洋溢着仁爱的心，我可能就会错过这次奇迹了！”马丁激动得泪流满面，一边说着，一边蹲下身来，把两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呜咽着说：“哦，格蕾塔，上帝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红皮包
文/路易斯·莫利
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混混儿。我知道他来自于怎样的环境——一个聚集着帮派、吸毒者以及满是暴力的低等住宅区。他说话时带着街头的痞气，他的行为和平常人也不大一样。他走路总是摇摇晃晃的，像一个被击败了的拳击手，而他的面部表情就像银行地下室坚硬而呆板的铁门。在我看来，他长得过于粗壮，他似乎总是小心地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暴躁，以便自己能够适应康复医院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工作。
我们医院的病人，大多数是来这里度过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的。他们来这儿，因为残疾，或是重病，或是神智混乱，要不就是身体机能已经衰竭，丧失了活动的任何能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清晰的思维，绝症和残疾使他们和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尽管这似乎很残忍，但对他们来说，却完全无关紧要。
玛丽B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护理人员喊她“玛丽B”，因为她是病房西区4个玛丽中的一个。她94岁，脆弱得就像一张飘荡的蛛网。她的丈夫和姐妹们都已先她而去，如果她还有孩子，他们也很久没有管过她了。只要她醒着，她总是一刻不停地手舞足蹈，几乎没有安静下来的时候。
玛丽B的脑子里始终盘旋着一个念头：有人拿走了她的皮包。她整天整夜不停地找，除非她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她会出门穿过医院的林阴路，进入男病房区，钻进洗衣房或者厨房，没头没脑地寻找，并且从不放弃。当别人干涉她，她就要求护理把她的轮椅推到大厅，她会一直呆在那个人来人往的地方。
“能借给我一把梳子吗？”她对每个路过的人都这样说，“我的梳子丢了，它在我的红皮包里。我的钱也丢了。我的皮包在哪儿？”
每天，她都重复同样的事，最后玛丽B的询问变成了院子里的噪音——就像手推车装载着滚烫的盘碟经过门厅，或是空调发出的嗡嗡声，又像是对讲机里发出的静电噪声。
我们都知道她根本没有皮包。但尽管我们都特别忙，偶尔还是会有人停下来，带着关心和善意聆听她的唠叨。当然，大多数人都会安慰她两句：“好的，玛丽，如果我见着你的皮包，我会给你拿回来。”
我们大多数都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只有一个人除外。
我从不认为肯尼会有耐心停下来听玛丽B念叨，但奇怪的是，他总是能跟玛丽B在一起说着些什么。
他要做什么？我很担心，我观察着。我的第一个猜测是，他是想偷些麻醉剂之类的药品所以才在这里工作。我想我碰到了一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的人。
当玛丽B每天叫住他问皮包，而肯尼都答应帮她找时，我的猜疑更不断加深了。我推断出肯尼的某种计划也许要把玛丽B也搅在其中。我想，他可能是想把偷到的药藏到玛丽身边，然后他的同伙再溜进来把药从医院里偷出去。我对自己的猜测深信不疑，因此我特别加强了对药品分发部门的安全防范工作。
一天下午，在晚餐之前，我看到肯尼往大厅走去，手里拿着一个杂货店的塑料口袋，它看上去鼓鼓囊囊的。
就是这个袋子，我告诉自己，我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悄悄跟了出去。我从后面盯着他，但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于是我停在大厅里一辆洗衣车的旁边，洗衣篮高高地堆在车上面。
这些洗衣篮正好挡住了我的身体，但是我仍能清楚地看到肯尼大步走向大厅，朝玛丽B的轮椅走过去。
他走到那里，突然转过身来，朝四周张望。我躲开他的视线，看到他紧张地窥视着整个大厅。他显然是不想让人看到他要干什么。
他拿起塑料袋。我的心提了上来，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直到他掏出一个红色的女士皮包。
玛丽B瘦骨嶙峋的手猛地抬起来，在脸前做了一个惊异和高兴的手势，然后像一个饥饿的孩子想抓住面包那样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玛丽B紧紧抓住那个红皮包，她把它握在手里，仔细地打量着，然后把它紧贴在她的胸口，像抱着一个婴儿一样地轻轻地摇晃它。
肯尼转过身来，再次飞快地往四周看了一眼。确定周围没人看他以后，他弯下身，打开皮包，把手伸进去，然后他从包里给玛丽B拿出一把红色的梳子，一个装硬币的小钱袋，还有一副小孩玩的玩具眼镜。
玛丽B的脸颊上流下了高兴的泪水。我认为她是因为高兴而流泪的。
泪水也流在了我的脸庞上。
肯尼轻轻地拍拍玛丽B的肩，把塑料袋卷成一团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里，然后，他离开了大厅继续去做他的工作。
我走回我的桌前，坐下来，想起以前对肯尼的怀疑，心中充满了愧疚。
下班的时候，我站在平常护士助理上下班经过的门旁。肯尼带着他的上衣和收音机，蹦跳着走过大厅。
“嗨，肯尼，”我说，“还好吗？你喜欢这个工作吗？”
肯尼惊奇地看看我，然后耸耸肩。“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工作。”他咕哝着说。
“护士是一个好职业，”我强调，一个主意忽然从我脑海里冒出来，“唔，你可曾想过去上大学，得到一个正规的护士学位？”
肯尼简直不敢相信。“你在开玩笑吗？我不可能得到那样一个机会的。除非这个护士课程是免费的，否则我不可能得到这个机会。”
我知道这是事实。肯尼放下他的收音机，穿上外套。“上大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奇迹，”他说，“我爸在圣昆顿监狱，而我妈在吸可卡因。”
我紧紧咬住牙齿为了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仍然保持微笑。“奇迹总会发生的，”我告诉他，“如果我能想法资助你的学费，你愿意去上大学吗？”
肯尼不敢相信地盯着我。在这一刻他不再像一个混混儿了，我期待着他的回答。“当然！”这就是他所说的，但这已经足够了。
“晚安，肯尼，”当他握住门把手时，我对他说，“我相信，有些事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一枚硬币
文/帕特里夏·雷伊
最近，我去拜访一位商人，我和他谈话时，他一直在手上旋转一枚硬币。我忍不住好奇，问他为什么把玩一枚硬币。
他说：“我在念大学时，一次我和室友穷得只剩下一枚硬币。我们靠奖学金和打工勉强凑够了学费。我们都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父母以我们为荣。我们的生活主要靠父母每月寄来的不多的钱维持，可是这个月我们的家里都没有汇钱来。他说他已经和家人谈过了，他们家也实在拿不出钱了。那是一个星期日，我们总共只剩下一枚一角硬币了。”
“我用那枚硬币给500里外的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母亲接的电话，我从她的声音听出家里出事了。她说我父亲病了，丢了工作，因此才没有办法把钱汇过来。我们很难过，看来我们必须辍学回家了。”
“当时你很失望？”我问。
“我们被残酷的现实击晕了。还有一个月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可以用整个夏天工作赚生活费。我们的成绩棒极了，我们已经被告知将得到下一学年的奖学金。”
“那怎么办呢？”
“挂断电话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阵噪音，许多硬币从投币口涌出。我们高兴坏了，伸出手去接那些钱。我们研究该如何花这些钱，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但后来我们觉得不该那样做。可你明白我们那时的矛盾心情吗？”
“是的，归还它们一定很艰难。”
“我给接线员打电话，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他笑着回忆说，“她说钱属于电话公司，所以必须把它们放回去。我们一遍又一遍把钱币放回去，可机器总是把它们又吐出来。”
“最后我告诉接线员，硬币投不进去。她说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会请示上司。她请示完之后，告诉我们可以留着那些钱，公司现在人手不够，不想为了几个美元派人去维修机器。”
他看着我，吃吃地笑，但是声音里已有些动情。“回宿舍时，我们笑了一路。我们数了数，共7美元20美分。我们决定用这些钱买点儿吃的，然后去找份活干。”
“找到工作了吗？”
“是的，我们跟杂货铺老板讲了硬币的事。他告诉我们明天来上班。我们的钱可以支撑到领第一笔薪水。”
“你们两个又可以完成学业了？”
“是的，我们在那儿一直干到毕业。我的朋友后来成为了一名律师。而我又读了商科，毕业后开了这家公司，现在我的公司已有数百万资产了。”
“你手上拿的是最初那枚硬币么？”
他摇头说：“不，那些我们花光了，得到第一笔薪水时，我留下了一枚硬币。我要用它不断提醒自己，我来自哪里。它会使我牢记，我的生命中，曾有一枚硬币横在我与极端贫困之间。”
“你后来又去找那个接线员，告诉她那些钱对你意味着什么了吗？”
“没有，但我们毕业时，我给电话公司写过一封信，问他们是否想把钱要回去。他们的老板回复了一封祝贺信，并告诉我们那些钱是他们花得最值的一笔。”
“你认为这是一种侥幸吗，或是电话公司有意帮助你们？”
“我时常会想起这件事。我想可能是接线员听出了我声音中的恐惧，也可能是她想让那台机器保持不吞币的状态，或许仅仅是运气。”
“但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是吗？”
他一把抓住那枚硬币，就好像是要从它的身上攫取力量。“是的，但我会永远记住那一天。数年来，我已经无数次无数倍地偿还了那笔债务。我希望有人会因此受益，因为我知道，一枚一角硬币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八岁的圣诞老人
文/马丁·布朗
我还记得和祖父度过的第一个圣诞。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般穿过城镇，去找我的祖母。因为我的姐姐对我说：“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这句话对我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
我祖母是个痛快人，从不会说谎。那天我飞奔到她那儿是因为我知道她会告诉我真相。她总是实话实说，特别是吃上她举世闻名的桂皮面包，实话会更为中听。
祖母在家，面包还冒着热气，我一边大口大口嚼着面包，一边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她。
“没有圣诞老人？”祖母嗤之以鼻，“胡说八道！别相信那个。这谣言已经流传了好多年了，都快把我逼疯了。现在穿上你的大衣，我们走。”
“走？去哪儿？奶奶？”我问。我的第二块桂皮面包还没有吃完呐。
“哪儿”原来是克比百货店，这是镇上惟一一家百货商店。我们走进商店大门，祖母递给我10美元。在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哪！“拿着这钱，给需要的人买点东西，我在汽车里等你。”说完她转身走出了克比百货店。
我只有8岁，常和母亲一起购物。但自己做主买东西还是第一次，商店里满是圣诞购物的人流。好一会儿，我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手里拿着10美元，绞尽脑汁地想买什么东西，给谁买。我把我认识的人一一想了个遍：我的家人、朋友、学校里的伙伴，还有一起去教堂的人。当我突然想到波比？德克尔的时候，我有了主意，他是一个有口臭、头发蓬乱的孩子。在波拉克夫人的二年级班上，他坐在我的正后方，波比·德克尔从不在冬天课间出外运动。她母亲总是带口信给老师说他感冒了。但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他没有感冒，他只是没有大衣。我手里捏着10美元，渐渐地激动起来，我要给波比·德克尔买一件大衣，我选中了一件红色灯芯绒带风帽的。它看起来够暖和，他会喜欢的。
“是给谁的圣诞礼物呢？”我把10美元放在柜台上，柜台后的售货员和蔼地问。
“波比，”我腼腆地答道：“是给波比的。”
那个漂亮的售货员冲我笑笑，把大衣包好，然后祝我圣诞快乐。
那天晚上，祖母帮我把大衣用玻璃纸和彩带包好，然后在上面写上“给波比。圣诞老人”，祖母说圣诞老人总是要保密的，然后她开车带我去波比家，她解释说这样做以后我就成为圣诞老人的正式助手了。
祖母把车停在波比家旁边的街上，她和我悄无声息地潜伏到波比家旁的灌木丛中藏好。祖母推了我一把：“好了，圣诞老人。”她低声说，“去吧。”
我深吸了一口气，冲到波比家的前门，把礼物放在台阶上，按响了门铃，然后飞快地跑回灌木丛中，和祖母呆在一起。我们在黑暗中屏息等待着……门打开了，波比站在那儿。
时光已经过去40年了，但当时和祖母一起守在波比家门前灌木丛中的激动和兴奋丝毫没有褪色。那天晚上我认识到，那些关于没有圣诞老人的可恶的谣言就像祖母说的一样是“胡说八道”。圣诞老人不仅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我们都是他的助手。
谁是画家
文/乔治·桑
西班牙著名的画家穆律罗（1618—1682）经常发现他的学生的油画布上总有未完成的素描，画面相当协调，笔触极富天才。然而这些草图通常都在深夜留下，一时无法判定作者是谁。
一天早晨，穆律罗的学生陆续来到画室，聚集在一个画架前，不由得发出惊讶的赞美声。油画布上呈现着一幅尚未完成的圣母玛利亚的头部画像，优美的线条，清晰的轮廓，许多笔调无与伦比。穆律罗看后同样惊讶不已。他挨个询问学生，调查究竟谁是作者。可学生都遗憾的摇头，穆律罗感慨的赞叹道：“这位留画者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大师。”他回头问站在身旁颤抖不停的年轻奴仆：“赛伯斯蒂，晚上谁住这儿？”
“先生，除我之外……别无他人。”
“那好，今晚要特别留神，假如这位神秘的造访者大驾光临你又不告诉我，你将受罚30鞭。”
赛伯斯蒂默默屈膝，恭顺而退。
那天晚上，赛伯斯蒂在画架前铺好床铺，酣然入睡。次日凌晨钟鸣三响，他倏然从床铺上蹦起来，自言自语地说：“3个小时是我的，其余的是我的导师的。”他抓起画笔在画架前就座，准备涂掉前夜的作品。赛伯斯蒂提笔在手，眼看画笔即将落在画上时却凝然不动了。他呼喊道：“不！我不能，不能涂掉！让我画完吧！”
一会儿，他进入了画画的境界：时而点缀点色彩，时而添上一笔，然后再配上柔和的色调。3个小时不知不觉悄然而逝。一声轻微的响声惊动了赛伯斯蒂。他抬头一看，穆律罗和学生们静悄悄地站在周围！晨曦从窗户中透进，而蜡烛仍在燃烧。
天亮了，赛伯斯蒂依然是个奴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赛伯斯蒂，流露出热切的神情。他双眼低垂，悲切地低下头。
“谁是你的导师，赛伯斯蒂？”
“是您，先生。”
“我是问你的绘画导师。”
“是您，先生。”
“可我从未教过你。”
“是的。但您教过这些学生，我聆听过。”
“噢，我明白了，你的作品相当出色。”
穆律罗转身问学生们：“他该受惩罚还是应得奖励？”
“奖励！先生。”学生们迅速回答。
“那么奖励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