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因国民党军队向苗族起义军的进攻连遭败绩，国民党被迫放弃武力解决湘西问题的策略，答应起义苗民的要求，实行“废屯升科”，革除了乾嘉起义后延续湘西140多年的屯田制度。已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软硬兼施，逼迫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龙云飞等人领导的苗族起义军从抗日大局出发，在沈从文的斡旋下，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改编，八千苗族起义男儿被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在湘北一带与日军浴血作战，协助取得“湘北大捷”的胜利。之后，龙云飞等起义领袖在识破国民党政府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这一阴谋之后，相继返回湘西。
1936年7月，湖南省政府通过了“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方案强调了苗区军事自治，包括修建用于抗匪使用的碉堡和对用户继续进行武器登记，提出帮助苗区发展教育和经济，提倡通婚，结束对苗人的民族歧视，并号召苗民“改习汉语”，丢弃过量的献祭惯俗和“婚丧不良习惯”及“不正当娱乐”。其后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湘西成为抗日大后方，一切服务于抗日救国这个目标，因此这个方案在湘西苗族地区没有得到贯彻，最终变成一纸空文。
湘西在近现代时期一直深受匪患之害，直到共产党进入湘西建立政权以后，土匪势力才被彻底铲除，人们生活才得以太平。兵与匪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区别不大，各种地方势力之间互相发生冲突，出于报复动辄血洗苗寨，或者勒令苗寨交纳保护费。这些匪徒的客观存在，加重了苗族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在苗族人的印象中，兵、匪都是特别令人恐惧的势力。苗语将“兵”喊作“庚”（“虫子”），指的是兵和一种能做蛹的虫子如菜叶青、毛毛虫、桑蚕一样具有蚕食的力量。
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被他者欺凌压制的历史，使苗族地区的土地兼并愈益严重，生活环境更为恶劣，人们的怨恨和积怨愈深，对外界的惧怕、仇视和自保心理也愈强。终年勤劳却不得一饱，动辄饱受穷病而死，人们在恐惧中挣扎，生存本身成了包括山江苗族在内的湘西苗族最大的人生理想。
五、山江苗族的记忆与认同
对于乾嘉苗民起义的情形和状况，由于人事久远，同时我的田野调查范围内没有直接与清军发生战争的古战场，因此人们对于这段历史记得不是很明晰，但由于当时被称之为“苗巢”，山江苗寨事实上是苗民起义军的一个大后方，人们对此的记忆还有一些存留。
山江苗族的总体感觉，就是过去和现在很不一样。“那次事”（指乾嘉苗民起义）是转折的一个关键点。这些变化，体现在对于房屋样式、苗族服饰、苗药、苗族武功、民间乐器的记忆和还傩愿唱词中。
一位木匠曾向我介绍这里房子样式的变化，说这里的苗族过去修屋子都不需要修围墙。寨子里虽然有寨门，但没有保家楼和卡子。自从“那次事”（指乾嘉苗民起义）后，人们修屋子除了考虑防寒、防雨和防猛兽外，还要特别注重防枪、防弹和防火。
人们对于乾嘉苗民起义前苗族的服装也有一定的记忆。一位会绣花的老婆婆告诉我：“以前我们的衣服可不是这样子的，衣是开襟的，没有裤子，只有裙子，上面绣的花也不一样，我小时候看到我奶奶死时还穿那样的衣服。”
一位对苗药颇有研究的师傅告诉我：“我们苗族有一种能够使子弹从人的身体里退出来的‘退子弹’药，苗名叫‘一毛’，‘一毛’是什么，我一直不清楚，因为从苗语词来讲，怎么都无法解释，后来我看到古书把“那次事”（指乾嘉苗民起义）叫‘乙卯事变’，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把‘乙卯’记成‘一毛’——这‘退子弹’药一定是在乾嘉苗民起义，即‘乙卯事变’中立了大功才被我们的祖先记下的。”
一位习武的师傅对我说起某一手功夫的来历与乾嘉苗民起义有关：“我们苗族武功有‘三十六攻打、七十二擒拿’策手（绝招），其中有一手功夫叫‘乜妹敬酒’，说的是乾嘉苗民起义女英雄石乜妹在一次侦察中，乔装打扮成丫头向敌头领敬酒时，顺势将酒杯砸向头领的头，并且扭住他的脖子将他捉拿。”
一位唢呐大师这么向我解释了他们不会吹芦笙的缘由：“我们这里是先有芦笙（苗名‘概’或‘格’）后有唢呐的，我们这里先有吹芦笙的大师，他又从太上老君那里学会了吹唢呐的功夫。可是，自从“那次事”（指乾嘉苗民起义）后，官家不准吹芦笙，我们现在就只会吹唢呐，不会吹芦笙了。”
对于从乾嘉苗民起义后人们所受的苦难，事实上山江人并不愿意提起。人们往往将最深最大的苦难埋在心灵的最深处，并不愿意向人倾诉。
现在提起那些苦难，除了激起耻辱和仇恨以外，对于现实生活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在田野调查中，对于这一部分内容，我往往只能在无意识中做有心人，而不敢主动提问，害怕触及访谈对象心中敏感的“火药桶”。在他们的记忆深处，“官家”和“汉人”很多时候是可以混为一体，都代表着压迫自身的异己力量。
山江的老人告诉我以下这则“四月八”的故事就表现出人们对“官家”的痛恨：传说很久以前，每逢“四月八”，官家看见跳花场上的苗族姑娘漂亮美丽，就经常派打手来“选美进贡”，拆散了不少和美姻缘，糟蹋了很多良家女子。凤凰山下的苗族后生亚宜，就在车门寨对面的山坳上，组织有血性的苗族后生喝血后，发誓要同官家血战到底。第二天，正值农历四月八，苗族人民像往常一样，吹唢呐、打花鼓、带花柴刀、舒长龙棍，从四面八方涌进了跳花坪。当官家的打手们到来时，亚宜跳到花台前，吹起牛角号，后生们就拔刀舞棍，把这些坏家伙打得七死八伤，扔到河里去喂鱼。官家闻讯就派了兵马向跳花坪杀来，杀死了无数的苗族兄弟姐妹。这场战斗打了三天三夜，由于寡不敌众，亚宜才指挥大家向贵州撤退，和贵州苗族同胞一道同官家打了一年仗。第二年四月八，英雄亚宜和他的朋友们战死在贵阳城的喷水池附近。于是以后的跳花节就增加了新的内容。因此，这个节日具有双重的意义和内涵：它既是祭祀缅怀苗族英雄的纪念日，又是苗族人的联欢会。
不过，在人们笑谈本民族内部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听到许多并不轻松的叙述：过去，我们湘西苗族要承担来自官府的很重的差夫劳役。
几乎全民族的人都是二等公民。苗族人实在受不了，其中就有小部分人买通了门路，将自己从苗籍改成了汉籍。苗族的人数减少了，而差役一样沉重，分摊在每个人身上就更重了。
所以苗人被迫铤而走险，进行反抗的时候也就多了。苗人一反抗，马上被镇压，之后又有一部分人叛逃，设法脱离这个民族身份。官府和苗人之间的矛盾就这么循环下去。要不是后来有了共产党保护了我们，我们肯定都被灭族了。穷死、饿死，或者被烧杀而死，就会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也无法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了。
我们把这一部分背叛自己祖宗的人以及在起义中投降的人称为“苗奸”（与“汉奸”词义相近）。解放后重新确定民族身份的时候，有些曾祖父辈还是正宗苗族，自己这辈都还能说一口苗话的人，死活也不肯承认自己是苗族。他们嚷嚷：“怎么，我曾祖花了银子才改过来的民籍（身份），到现在才75年呢。怎么又要我改回去做苗族人？我不干。”这种人都是“苗奸”的后代。他们对待我们苗族人，比起汉人对待我们来，手段更狠、也更恶毒，因为他们比汉人更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害怕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