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可能你不了解，像付寒这样的男孩子，我见得太多了。表面上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样子，其实幼稚得要命。对于他们来说，谈恋爱更像是闯关游戏，越冒险，困难越大，他们越要往前冲，因为他们不计较什么代价，也有资本。对于这种男生来说，得不到的永远是好的。得到了，立马就丧失兴趣厌倦了。女人、车子、房子……都一样。”
我默默地点点头，半知半解地听完了临安安说的话。
“而且，他有的，有什么是我没有的？他的那些东西，我才不稀罕。我想要的，只有爱情。”临安安扬了扬头。
昏黄的路灯下，我侧过头，看着临安安那张精致的脸。我忽然觉得，临安安虽然单纯，但她并不天真，她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她的身上总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傲气，她说出的每一句话，对未来的每一个幻想，都是有底气的。
我真羡慕她，带着一点点嫉妒的羡慕。
“而且，我不喜欢和中国人谈恋爱。”她继续说。
我虽然问的是 “为什么”，可心里想的却是“崇洋媚外”。
“因为中国人麻烦。”她直截了当地说，“暂且不说很多人谈恋爱根本不光是因为爱情本身，就算为了爱情，才刚享受了恋爱没多久，就想着结婚。而且光想着结婚还不够，还得考虑房子、婆媳关系、亲家关系，甚至还有生辰八字。中国人就是喜欢给自己加精神枷锁，自我绑架。我的天，恋个爱而已，何必这么累。而且，如果出了什么事，倒霉的总是女人，有了外遇，是女人不够有魅力；生不出孩子，是卵巢不够健康；孩子不争气，那更是女人的错，男人似乎只要赚钱就够了。不过，就算真是这样，真的赚够钱的中国男人，又有几个？”临安安说的头头是道。
“你呢路遥？你想和外国人谈恋爱吗？”她突然问我。
我居然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
“为什么呀？”她好奇地问。
我顿了顿，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个……我不太喜欢男生有太多……毛……”
她听了“扑哧”一声大笑了起来：“你呀你，还真是个小孩子。”她像个大姐姐一样摸摸我的头。
她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和她相比，我确实是个小孩子。我懂的真的太少。
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我们的出生地点决定了我们的国籍，决定着我们以后拿的护照可以任意去十个非洲国家还是十个欧洲国家。我们父母的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外貌、智商、情商——这三个决定我们人生成败的重要因素。似乎我们的命运，在我们还没有正式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早已布局完整。
这么说你有可能会不太服气，但是，当我每次面对像临安安、付寒这样的同学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悲观地觉得的。
从学校出来，走到布洛尔街，然后一直朝西走，便是韩国城。凌晨时分的多伦多，也只有韩国城的餐厅还没有打烊。在北美的大城市里，韩国城绝对是一个奇葩的存在，当城市的其他店铺和餐厅都在晚上八点开始陆陆续续关门的时候，韩国城却像一个小不夜城、卡拉OK、夜店、餐馆……即便是在这样下着大雪的冬夜里，韩国城的小巷里，依旧还穿梭着穿着光鲜亮丽的年轻男女们，比如我们。
那家韩国餐厅叫“猫头鹰”，韩式的猪骨汤和拌饭是它的招牌。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它是多伦多为数不多的通宵营业的餐厅。
凌晨十二点多，那家餐厅却热闹得不像是在午夜。深夜来这里的，除了刚从酒吧散场的朋克青年，就是夜归的留学生了。
坐在我面前的，就是我的那几位从大学刚开始的时候就赢在起跑线上的同学了。虽然多伦多大学里到处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面孔，但是，在我就读的“传媒研究”专业里，中国留学生却少得可怜。所以，我们很自然得就混在了一起。这家韩国餐厅，是我们的根据地之一。
每一次，我们的聊天内容都会自然而然地转向一个固定的话题。这一次，我们的话题从选修课聊到了“来多伦多做的第一件事情”。
有人说，是去看了尼亚加拉大瀑布。有人说，是去登了CN塔。而轮到了临安安，她轻描淡写地说：“我只记得第一晚我住在Windsor Arm Hotel。”在场似乎没有人知道这个酒店，而我对这个酒店唯一的印象，就是每年的多伦多电影节，都会有很多狗仔记者去那个酒店围堵好莱坞明星。
接下来是付寒，他用一种和临安安极其相像的语气说：“我买了个房子。”
从这点看来，他们真的是极其般配。尽管临安安并没有这样认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像临安安和付寒这样，他们只是少数。如果我身边大部分的同学都像他们这样，那我的生活也未免太绝望了点。大部分的留学生，都过着和很多人合租着一个公寓，白天读书，晚上就回家做饭的枯燥生活。出国留学，早已不是一件高门槛的事情。而留学生活，也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彩。而我，大概就是这“大部分”其中的一员。
终于说到我了，我叫路遥，来自浙江一个叫镇海的普通小城。和很多来自中国大城市的留学生不同，多伦多满足了我对大城市所有的幻想。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喝星巴克……你可能不会想到，当我第一次走出多伦多最繁忙的联合车站，站在金融区的十字路口，看着周围那些肤色不同行色匆匆的人，当时的我竟然有点湿了眼眶。请原谅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总是有些矫情，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动。每个人，不管来自什么国家，什么民族，都在这个城市里努力地生活着。而我，也有可能会变成他们其中的一员。
活了二十年，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未来带给我的力量。我就这样站在繁忙的街口，傻傻地想着。
那就是我来到这个城市，第一个直观的感受。
我的父母都是税务局里的小职工，虽然顶着“公务员”这个体面的头衔，每个月的薪水却仅够一家三口的正常支出。每年至少二十万的留学费用，对于我家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我爸妈却执意要送我出国读书。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来了这笔钱，问了他们也只是支支吾吾地不说。
直到我来到加拿大半年后才知道了答案。
那天早晨，我照例给家里打电话。十二个小时的时差，中国当时是晚上八点多。
“爸？”电话接通了。
“喂，遥遥吗？我……我出门和你说，你先等一下。”电话里，爸爸的语气有些支支吾吾的，似乎是刻意压低着声音和我说话。
“怎么了？妈妈在做什么？”我敏感地察觉到了似乎有一些反常，往常这个时候，妈妈一定在旁边唠叨着要和我说话。
“噢，是这样的，刚才和你妈吵架了。”爸爸吞吞吐吐地说。
“吵架？为什么啊？”我有些诧异。
“哎，也没什么事……”
“快说，否则我没心思看书了。”我的语气变得有些急躁起来。
“是为了房子的事情。”电话里，爸爸的声音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其实之前一直没有告诉你，为了供你出国读书，我们把你外公留给我们的那套房子卖了。”
“卖了？！东海花园的那个房子吗？”我惊讶地说。
“是的，之前怕给你太大的压力，所以一直没告诉你。不过，为了能让你去加拿大读书，卖这个房子我们一点犹豫都没有。只是，才刚卖掉，房价就突然开始上涨，才不到半年的工夫，那套房子已经涨了快一倍。你也知道你妈的性格，加上现在更年期，所以最近有点想不开。”
我握着电话，突然说不出话来，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包围着我。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拿着父母的血去卖的罪人。挂完爸爸的电话后，我扑到床上狠狠地哭了一场，那是我在多伦多第一次哭。
一个星期后，我从学生公寓里搬出来，搬进了校外房租更便宜的出租屋里。
终于说到我住的地方了，沿着从安大略湖的湖边开始起点的士巴丹拿道一直往北，经过时尚区、皇后西街……然后，你会看到密密麻麻的繁体字招牌，那便是中国城了。我就住在中国城附近的登打士西街——那一片低矮的独立屋里。
这些独栋的房子，在国内可能被称为别墅，在加拿大却是再普通不过的建筑。和郊区的独立屋不同，市中心的独立屋大多年代久远，房子问题多，面积也小。相比公寓，独立屋的出租价格要低的多。
我在网上找到这个房子，里面一个卧室的租金，只是我现在学生公寓的一半。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我看到那个房子的时候，我有点被吓到了。别看它外表漆着红砖，好似一栋别致的老欧洲建筑。屋子里灯光昏暗，充斥着一股鱼龙混杂的味道，厨房堆满了油腻的锅碗瓢盆，木楼梯走起来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房东准备租给我的，就是三楼那个朝北的、晒不进阳光，里面只有一块脏兮兮的床垫的房间。
看我一脸犹豫的样子，操着福建口音的房东连忙说：“小姑娘，我是看你是学生，才给你这么优惠的价格。”
“这栋屋子里住了多少人？”我问。
“哎呀，没有多少人。你这楼就只有两户，二楼有三户。对了，和你住同一楼的，也是个过来留学的女生哦。”
“噢？”一想到对门住着的也是个留学生，不知道为何，我心安了很多。
最终，我还是租下了这个阴暗的小屋子。虽然这里的环境和学校的学生公寓天差地别。但是，一想到每个月可以节省下来将近五百加币的房租，我内心的愧疚感还是少了一些。
那年10月，我拉着两个行李箱，大包小包地搬进了登打士西街这栋红砖墙的独立屋里。我一个人把那张旧床垫抬到楼下的花园上去晒，然后再一个人把它抬上楼。忙忙碌碌了一天，等全部收拾好之后，窗外的天色已接近黄昏。
整个10月，都属于加拿大最美丽又最短暂的秋季。我趴在房间的窗台上，便可以看到楼下街道两边种得密密麻麻的枫树。黄色的枫叶伴着微凉的风徐徐落下，整条街道都被包裹在这片宁静之中。我丝毫没有想到，这份宁静，其实和死亡有关。
手机铃响起，是临安安。她约我晚上一起去学校图书馆讨论论文的材料。我疲倦地在电话里答应了她，合上手机之后，我却赖在床上怎么也不想再爬起来。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不怎么懂得拒绝别人的人，更何况是面对临安安这样的女孩。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临安安总是愿意和我在一起，她说的很多衣服品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她口中的那些好吃的餐厅，我连菜单都不敢看。我和她除了学习，实在找不出其他的共同语言。想了很久，我觉得答案只能是——我们专业里的中国留学生太少了，特别是女生。
而在留学生的圈子里，总是充斥着各种眉飞色舞的八卦，尽管谁都知道这些八卦的真实性往往会打个折扣。不过，这似乎是很多留学生在平淡又枯燥的生活里，唯一一点可以说得绘声绘色的东西。比如，哪个女生只是为了省房租，就和别人同居，最后还被甩。比如谁谁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比如谁谁背的名牌包都是假的……刚去多伦多的时候，在课间和几个中国学生在一起，当她们说起这些八卦的时候，我总是在旁边当一个倾听者——或者说，连倾听者都不愿意当。我一向都认为这是因为我不会交际，性格内向。直到我认识了临安安，她是少数几个，从来不讨论任何别人八卦的女生之一。
后来，我试探性地问了她原因，她回答我的答案是，谈论别人是非是一件非常cheap的事情。她用了cheap这个词，廉价。听完之后，我在心里默默地给她点了一个赞。
这也或许是另一个，她和我虽然是如此不同，但我却仍旧非常愿意和她做好朋友的原因。
而有的中国女生，则像一个谜。比如高漩，她会说中文，但是却不是国际学生。她是新移民，来自加拿大北部的蒙特利尔。我对那个城市的了解，仅仅在于“说法语”“冷”“很像欧洲”，仅此而已。
刚入学的时候，临安安就一心拉她入伙，她却表现得异常冷淡。不管和她说什么，她都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除了上课，几乎在其他时间都看不到她的人影，她总是形单影只，一个人上课，一个人离开学校，也没有人知道她住在哪里，平时都在做些什么。
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事物产生好奇的人，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猜测别人的生活。每天，我除了去教室上课就是待在图书馆，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学习上。我以为我接下来几年的人生，不过是在这个城市里用功读书，然后实习、毕业、找工作，仅此而已。我并没有奢望谁的出现，也完全没有想到，我的命运，我人生的巨大转变，都和这个叫高漩的女孩，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
深夜十一点多，和临安安在图书馆分别之后，我独自沿着小路走回家。从学校到我现在租的那个房子，路程不算近也不算远。在多伦多走夜路对女生来说并不安全，但是我却怎么也舍不得花三加币坐电车。昏暗的路灯下，我加快了步伐。
我家附近的那一片住宅区，靠近中国城，属于三教九流的混杂之地，治安并不算好。深夜的登打士西街空无一人，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在那一栋栋的独立屋之间，有一个不起眼的公园，我有些好奇地走了过去。
那显然是一个已经被遗忘废弃的公园，只有两三张破旧的长椅。但是，如此荒凉的深处，却有一个不起眼的教堂，灰白色的墙壁，尖尖的顶，如果不是那被人擦得发亮的花玻璃，还有从阁楼里透出来的昏暗灯光，我会以为它像这个公园一样，早已被人废弃遗忘。
公园虽然破旧，但里面的枫树却长得茂盛，秋风飒飒地吹过，夜影下的枫树林显得幽静又神秘。我无意瞥见了立在公园边上的那一块牌子，多伦多的每一个公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牌子，上面标记着公园的名字、日期、历史。
昏蓝色的夜色下，我凑近那个牌子，模糊地看清了那几个已经脱漆的英文单词。
——York Park,1923.
约克公园，1923。只是，不知道是在哪一年开始就被人遗忘了，才落下了这片荒凉的美。凄凉的月色下，眼前的这条铺满枫叶的马路空无一人，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心想快点回家才是正经事。
走到那栋红砖老屋前，我从口袋里摸索出钥匙，然后打开了门。我打开楼梯上的电灯，准备上楼。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窸窸窣窣的交谈声从楼下的地下室里传来，而且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声音。我停下脚步，往通往地下室的那扇门凑近了耳朵——是一群男人在窃窃低语的声音，而且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普通话，似乎是某个地方的方言。正当我皱着眉头想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的时候，那扇门猛地被打了开来。
我一惊，整个人差点摔倒在地板上。
透过里面烟雾寥寥的昏暗灯光，我看到了地下室里的景象——狭小拥挤，而且堆满杂物的地下室里，至少挤着七八个穿着脏夹克的男人，他们正在对着抽风口抽烟。此时的我正和他们每一个人四目相对。
我惊慌地撑起身子，正当我转身之后，眼前突然闪过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
是高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