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均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翻译
读书的方法
［日本］鹤见佑辅作鲁迅译
一
先前，算做“人类的殃祸”的，是老，病，贫，死。近来更有了别样的算法，将浪费，无智这些事，都列为人类之敌了。对于浪费，尤其竭力攻击的人，有英国的思想家威尔士。
这浪费的事，我们可以从各种的方面来想。一说浪费，先前大抵以为是金钱。然而金钱的浪费，却是浪费中的微末的事。我们的称为浪费的，乃是物质的浪费，精神的浪费，时光的浪费。而我们尤为痛切地感到的，是精神的浪费有怎样地贻害于人类的发达。毁坏我们的幸福者，便是这无益的精神的消费。如果从我们的生活里，能够节省这样的无益，则我们各个的幸福的分量，一定要增加得很多。例如，对于诸事的杞忧呀，对于世俗的顾忌呀，就都是无益的精神的浪费。
二
但在我们以为好事情的事情之中，也往往有犯了意外的浪费的。例如：读书的事，便是其一。
如果我们将打球和读书相比较，则无论是谁，总以为打球是无聊的游戏，而读书是有益的劳作。但在事实上，我们也常有靠打球来休息疲倦的身心，作此后的劳役的准备，因读书而招致无用的神经的亢奋，妨碍了真实的活动的。要而言之，这也正如在打球之中，有浪费和非浪费之别一般，同是读书，也有浪费与否之差的缘故。
尤其是，关于读书，因为我们从少年以来，只学得诵读文字之术，却并未授我们真的读书法，所以一生之中，徒然的浪费而读书的时候也很多。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地读书呢？
三
我在这里所要说起的读书，并不是指聊慰车中的长旅，来看稗史小说那样，或者要排解一日的疲劳，来诵诗人的诗那样，当作消闲的方法的读书。乃是想由书籍得到什么启发，拿书来读的时候的读书。现在是，正值新凉入天地，灯火倍可亲的时候了，来研究一回古人怎样地读书，也未必是徒尔的事罢。
四
无论谁，在那生涯中，总有一个将书籍拚命乱读的时期。这时期告终之后，才始静静地来回想。自己从这几百卷的书籍里，究竟得了什么东西呢？怕未必有不感到一种寂寞的失望的人罢。这往往不过是疲劳了眼，糜烂了精神，涸竭了钱袋。我们便也常常陷于武断，以为读书是全无益处的。
然而，再来仔细地一检点，就知道这大抵是因为没有研究读书的方法，所以发生的错误。在天下，原是有所谓非常的天才的。这样的人们，可以无须什么办法，便通晓书卷的奥义，因此在这样的人们，读书法也就没有用。例如，有一回，大谷光瑞伯看见门徒的书上加着朱线，便大加叱责，说是靠了朱线，仅能记住，是不行的。但这样的话，决不是我们凡人所当仿效。我们应该一味走那平凡的，安全的路。
五
这大概似乎方法有四种。第一的方法，是最通行的方法，就是添朱线。
那线的画法也有好几样。有单用红铅笔，在旁边画线的；也有更进而画出各样的线的。新渡户博士，是日本有数的读书家；读过的东西，也非常记得。试看先生的读过的书，就画着各种样子的线。颜色也分为红铅笔和蓝铅笔两种类：文章好的地方用红，思想觉得佩服的地方用蓝，做着记号。而且那线，倘是西洋书，便分为三种：最好的处所是下线（underline），其次是圈（很大，亘一页全体），再其次是页旁的直线。
英国的硕学，威廉哈弥耳敦（William Hamilton）这样说：——
“倘能妙悟用下线，便可以得到领会重要书籍的要领的方法。倘照着应加下线的内容的区别，例如理论和事实的区别，使所用的墨水之色不同，则不但后来参照时，易于发见，即读下之际，胸中也生出一种索引一般的东西来，补助理解，殊不可量度。”
这下线法，是一般读书人所常用的，如果在余白上，再来试加记注，则读书的功效，似乎更伟大。
这方法里面，又有详细地撮要，以便记忆的人；也有将内容的批判，写在上面的人。倘将批评写在余白上，当读书的时候，批评精神便常常醒着，所得似乎可以更多。这一点，是试将伟大的学者读过的书，种种比较着一研究，便大有所得的。
六
其次的方法，是一面读，一面摘录，做成拔萃簿。这是古来的学者所广用的方法，有了大着述之类的人，似乎大概是作过拔萃的。听说威尔逊大统领之流，从学生时代起，便已留心，做着拔萃。现在英国的大政治家，且是文豪的穆来卿，也这样地说过：——
“有一种读书法，是常置备忘录于座右，在阅读之际，将特出的，有味的，富于暗示的，没有间断地写上去。倘要将这便于应用，便分了项目，一一记载。这是造成读书时将思想集中于那文章上，对于文意能得正解的习惯的最好的方法。”
但于此有反对说，史家吉朋（E·Gibbon）说：——
“拔萃之法，决不宜于推赏。当读书之际，自行动笔，虽然确有不但将思想印在纸上，并且印在自己的胸中的效验，但一想到因此而我们所浪费的努力颇为不少，则相除之后，所得者究有多少呢？我不能不很怀疑。”
我也赞成吉朋的话。因为常写备忘录的努力，很有减少我们读书的兴味，读书变成一种苦工之虑的。不但这样，还会生出没有备忘录，便不能读书的习惯，将读书看作难事。而读书的速率，也大约要减去四分之一。无论从那一方面看，拔萃法总不像很好的办法。倒是不妨当作例外，有时试用的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