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鲁迅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
几位同乡的革命者，刚从中国东渡日本时，鲁迅从东京到海口去接他们；那时国内还没有火车，而国人的礼貌却极周到；上岸以后，换乘火车，同赴东京；革命者第一次与火车接触，以为火车内的规矩一定和房屋内一样，座位有尊卑大小之别，必须互相逊让；但是到底哪些座位是尊是大，哪些又是卑是小呢，还得从详研究；鲁迅提供了火车内不必让座的意见，但是革命者哪里肯依，仍然继续研究和逊让；鲁迅正在心中忧虑着从事革命工作的人，连这一点社会的旧习惯都革不掉，将来如何担当国家大事；说时迟，那时快，火车一开，革命者好几位都绊倒了。
还在日本的时候，鲁迅写了稿子，自己以为是还不错的，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然后等着登载自己文章的刊物寄过来。可是等了许多时候，寄过来的不是登载自己文章的什么刊物，而是寄去的那篇稿子，原封不动的。但鲁迅并不因此灰心，继续写文章，仍然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不久又退回来了，而且附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去了。这自然使鲁迅感到失望，但仍然不灰心，还是写了文章寄去。
1909年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到浙江绍兴任教，在学校里讲生理卫生课。曾有一次，他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当时全校师生们都颇为惊讶，他却坦然去教。他只对学生提一个要求，就是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对其他教员说：“在这个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课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
从少年时代起，鲁迅就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节衣缩食，购置了多册书本。他平时很爱护图书，看书前总是先洗手，书脏了就小心翼翼地弄干净。他自己还准备了一套工具，订书、补书样样都会。一本破旧的书，经他整理后，往往面目一新。他平时不轻易把自己用过的书借给人，若有别人借书，他宁可另买一本新书借给人家。
“三·一八”事件，鲁迅坚决支持学生，但他不赞成游行请愿，认为这是没用的。那天许广平把抄好的文稿给鲁迅送去后，转身就要走。鲁迅问：“为什么这样匆促？”许广平说：“要去请愿。”鲁迅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许广平只得留下来抄写，到十时多有人来报信，说段祺瑞执政府命令军警向群众扫射，刘和珍等就是此时遇难的。
随着张作霖于1926年春进入北京，大约有五十名激进教授和“知识分子”被列入了黑名单，有人（保守阵营中的人）供出他们的名字，供当局逮捕。鲁迅自然名列其中。就在激进教授们大规模撤离北京前不久，林语堂问鲁迅：“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鲁迅回答：“装死。”
鲁迅对于青年，从物质到精神，爱护无微不至，特别是替他们看稿，改稿，介绍稿子，校对稿子，希望能出几个人才。他曾把许钦文已经发表了的稿子编成《故乡》，作为《乌合丛书之二》，书稿排印的时候，鲁迅正在避难，而许钦文还在台州教书，无法校对，鲁迅便在避难医院需要睡地面的木匠房里为他校对稿子，最后还垫钱帮他出版。
北大旁听生冯省三，有一天跑到鲁迅家里，向先生的床铺上一坐，将两脚跷起，说：
“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
鲁迅毫不迟疑的，将冯省三的破鞋，拿去修好后，还为他取回来，套到他的脚上。可是，冯省三连谢都没说一句，悻悻地走掉了。
鲁迅每提到这件事时，总是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中国大学旁听生钟青航，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十二时以后，嘭嘭嘭地去打鲁迅西三条的大门，那时，鲁迅刚刚开始写东西。他放下笔，跑出去一看，来者是一个面善的青年，穿着长到拖地的睡衣，对鲁迅先生说：
“我睡不着，特地跑来同先生谈谈。”
“好，请进来！”鲁迅开了门，将青年人让到书房里。
青年人开始滔滔不绝，但出乎鲁迅意料的，他并没有失眠的痛苦，也没有失恋的悲哀。而是因为一时高兴，叫了一辆汽车，在北京城兜了一圈，付不出十五元车钱，却打了开车的一个耳光，于是被关进警察厅两星期。他吃着黑面馍馍，受了蚊子臭虫的围攻，可怕地变瘦了。他同鲁迅一直谈到天亮，然后就去上课了。鲁迅的文章没有写成，但他并不懊悔，而是说：“四川青年真勇敢！”
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一篇稿子给鲁迅请求他改。他仔仔细细地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说被改涂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来，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这一次的回信，却责备他改得太少。
1929年5月，鲁迅由上海回北平探亲时，曾到孔德学校看其收藏的旧小说，在校务主任处碰到自号“疑古玄同”的钱玄同，钱玄同看到他的名片上还是印着“周树人”，便笑问：“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意思是不用“鲁迅”。鲁迅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
1925年的一天，北大教授马裕藻15岁的女儿马珏终于在自己家里看见“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的鲁迅先生。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
那时候，马珏在孔德学校读书。孔德学校是蔡元培和北大同人创办的，教法比较新颖，很多北大同事的子弟多在那里读书。
马裕藻和鲁迅在房间里聊了很长时间，准备要走了，父亲和蔼地对马珏说：“送送鲁迅先生呀！”
鲁迅看了马珏一眼，回头问马裕藻：“她在孔德几年级？”
拿着烟卷的鲁迅，一边认真听老友回答，一边点了点头。接着问马珏：“你要看什么书吗？《桃色的云》你看过没有？这本书还不错！”
《桃色的云》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所作的童话剧，鲁迅翻译的，在报纸上发表后，很受欢迎。三年前已经出版了书。
马珏摇了摇头，很轻地说了一句：“没有。”
她跟在两位长辈后头，默默走着，眼睛盯着鲁迅先生的旧皮鞋，那里正发出格格的声响。
不料鲁迅忽然回过头来说：“那本书，有空叫人给你拿来呀！”
马珏赶忙应声，有些腼腆，因为刚才的走神，脸一下子红了。
一会送到大门口了，双方点了一点头，就走了。马珏转回头来略带失望地想：“鲁迅先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的人啊！”
鲁迅不好修饰，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不打理，像刷子一样直竖着，胡子不刮，像是隶书“一”字，皮鞋也不擦亮。要是有一天清清爽爽地进了北大红楼讲堂，同学们都会奇怪地笑起来。先生自己也不习惯地笑了。
北大红楼大教室对面的一间屋子是教员休息室，鲁迅经常在课前半小时就已经坐在那里候着了，不过，比他来得更早的是学子们，先生一到，他们立刻上前围拢，这时，鲁迅便打开手巾包，这和经常夹着皮包的教授们比起来比较有特点。鲁迅把手巾包里整齐码好的许多请校阅、批评的稿件拿出来，一面仔细地讲解、散发，一面手里又添了未批改的新作。直到上课钟响时，他才在青年的簇拥下上讲堂。下课了，同学们又紧跟着去发问，据说有的同学一连几个礼拜都没有机会挤到先生面前去求教。
鲁迅出书，不但注意内容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要印得美观、大方和便于读者眉批注释等。他凡事认真：天地格要放宽，行和行、字和字之间，都要有相当的距离。而且“、”“，”“。”和引号的下半“」”都不使印在顶格。特有名词要加标点，尽可能地多费排工加在左旁。
鲁迅在西三条居住期间，“老虎尾巴”内经常坐满了人，连床板上也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新婚的夫妇。当笑声高于谈话，嘻嘻哈哈，有点异乎寻常的时候，鲁迅所坐的椅子就会空起来，他来到母亲房间的椅子上躺着，用绍兴话对母亲说：“他们同我开玩笑！”鲁老太太便走出房门向“老虎尾巴”里说：“老大喝了点酒，醉了；时候也已不早，大家回去罢，明天再来。”于是，大家便有的伸伸舌头，有的眼，轻手轻脚地走出“老虎尾巴”，散开了。
鲁迅讲话后音略带一点江浙味道，而吐字又很真切，听起来蛮好听的。他很幽默，不论讲什么，要将那奇异的特点，用常人所不大应用的语句，形容出来，使听的人会起一种兴味感。例如吴佩孚失败，冯玉祥班师的时候，他说：“中国人妥协性最大，前几天还读《易经》，现在要读Bible了。”他讲起课来滔滔如瀑布，每一个问题的起源，经过，个人的特殊意见，全都涵盖到。不到二十分钟，总会听见一次哄笑，而鲁迅有时笑，有时并不笑，仍继续往下讲。他连讲两个钟头，中间不下堂。听的人却像着了魔一般，随着先生的语句、思想，走向另一个境界中。
鲁迅赞成世界语，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邀请他教文学史或文艺理论，鲁迅那时已经在北大和高等师范等校兼课，非常繁忙，但因为对方是传播世界语的，便特意安排时间，答应前去授课。可是，“世专”经费困难，没有敢讲定每一点钟多少钱。待到月底，学校当局才决定：每月送车马费二十元。鲁迅坚决不收这笔钱，并对送钱的老师说：“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给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播出去。我自己虽然现在连一个单字都写不出来，但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一直到学校停办，鲁迅也没有收取费用，义务地教了几年书。
中国印毛边书，是鲁迅所主张开创的。鲁迅看到新装订的书，因为看书人手不清洁，而看书，又非常之迟缓，一本还没有看完，中间手揭的地方，总是闹得乌黑，因为沾的油汗太多了，等到看完要收藏起来了，一遇天潮，书便生霉，再长久，就生虫。所以鲁迅主张将书装订成毛边，待看完以后，将沾有汗的毛边截去，书便很整齐摆在桌子上了。
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版后，商务印书馆也有了同样的译文出版。鲁迅立刻买来，又与自己译的逐一对比，结果发现旁人所译的，对于文法的处理及语句的运用，有些地方很难表现原作者的意思，鲁迅才安心于自己的译品。
鲁迅和朋友聊天时，喜欢环顾四周，这并非为了探视附近是否有熟人，主要是在察看有否便衣侦探之类在身边，这是从袁世凯想做皇帝的时候起，就随时警惕着的。
有一次，鲁迅在上海的街头蹓跶，身后总跟着一个小特务盯梢。当然这对鲁迅来说是常有的事。鲁迅故意将他当成乞丐，坦然地转过身去递过一块银元：“买饭吃吧。”
鲁迅一生很少旅游，屈指可数的是1928年7月间，曾携许广平、许钦文一同到杭州去，一面是游览，一面是查考书籍。他们在夜车上，高谈阔论，鲁迅固然健谈，景宋（即许广平）的谈锋也不弱。他们的服装既不漂亮，又不阔绰，高谈之余，就在二等车中吃起大菜来。牛尾汤的香气，和他们的谈论，引起了宪兵的注意，于是说他们身边有鸦片气味，而来搜查箱子，结果毫无所得地溜走了。到杭州后，他们在湖边一家旅馆里，开了长长的房间，三张床铺，各人一张。他们在杭州整整住了一个星期，才回上海。
鲁迅应西北大学邀请，在陕西讲学的时候，一个月得报酬三百元，便与随行的学生孙伏园商量：只要够旅费，应该将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到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主张多给钱。有人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当时嘟着嘴不说话，后来对孙伏园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鲁迅在西安讲学时，鸦片还没有禁绝，而且还相当地通行。为获得写作《杨贵妃》的灵感，鲁迅忽然愿意尝一尝异味，于是决定与孙伏园访求。孙伏园的同学张辛南在陕西省署任秘书，交友四通八达，有的军官家里据说常常有三四套烟具。孙伏园便托张秘书设法。鲁迅说他幼时曾在尊长的烟具旁盘桓过，但始终没有尝过烟味，孙伏园也一样，二人便抱着好奇的心理去尝试。鲁迅吸完后静静地等候灵感的来临，不料竟像扶乩一样，灵感没有降坛。孙伏园问他结果怎样，鲁迅失望地回答：“有些苦味！”
鲁迅居家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行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样子。他虽然做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对于一般人往往无法避免的无聊娱乐，如赌博，如旧戏，如妓院，他从未沾染丝毫。教育部的同人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这所谓怪者无非书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而且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连母亲都看不过去了，叫朱安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