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与星系产生于匀质背景的原始星际物质，生命诞生于地球早期混沌的原始状态，一种新的比匀质背景更为复杂的物质构造每日每时都在顽强地形成着，从蛋白质分子到细胞，从器官到系统，从个人到社会，从原始洞穴到哥特大教堂，从蒙昧时期的石斧到“文明”时代的iPad，物质结构似乎正越来越远离其赖以产生的匀质背景，“结构”开始像生命一样发芽生长，并不断向深不可测的复杂方向演变。从野蛮时代的鸡毛信，到打开摩托罗拉手机后盖看到那精巧绝伦的蓝色集成块，我们深感宇宙中存在着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一种无可阻挡的“结构”的力量。这是一种对匀质和平衡的突破，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向上”的进化。
由此可以看到，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决定的熵，将美丽的大自然拖向耗散和死亡的同时，一双同样影响深远的神秘之手却在一刻不停地创造有序和复杂，这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生”的力量。
当一棵千年古松轰然伏地时，我们感到了一种无可抗拒的死亡宿命，但就在这悲剧旁边，我们又看到了大自然的另一面：一棵小小的沾满晶莹雨露的嫩芽正迎着曙光昂首向上。生与死就这样交接在历史的每分每秒，如此伟大的转换，足以让最骄傲的科学理性地低头沉思，让一切不甘心的思想者产生最具神秘主义感的、宗教般的联想。
非均衡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存在，正如伊·普里戈金（I·Prigogine）在《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里所说的：
我们的科学包括两个至今尚未得到答案的基本问题，一个问题是无序与有序的关系。着名的熵增加定律把世界描绘成从有序到无序的演变。然而生物和社会的进化向我们标明的却是从简单中出现复杂性。这怎么可能呢？结构怎能从无序中得出呢？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现在我们知道，非均衡（即物质和能量的流）可能成为有序的源泉。
（第2节）富集效应与报酬递增
从大尺度空间星系团的集结到资本市场金融寡头的形成，从百万蚁群的汇聚到聚集千万人口的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出现，远离平衡态的奇观随处可见。相对于广袤匀称的农村，城市就像肿瘤一样恶性扩张着。巴西的足球就像美国的硅谷一样持续为世界生产着英雄和梦想，没有谁能超越它，甚至整个大陆和洲际的力量都无法与其相抗衡。除非出现非常规的颠覆力量，否则美国的篮球依然会统治全世界，中国景德镇的陶瓷业与捷克的玻璃工艺一样，没人能超越。
发展总是呈非均衡分布，北半球和南半球、东方与西方、富裕与贫困……发达者更加发达，落后者继续落后。
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催化了这一现象？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报酬递增也许是个比较有趣的解释。
报酬递增的提出
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都是经济学的术语，它们反映的是经济生活中两个相反的趋势。通常情况下，我们总能看到报酬递减，就像你初恋的幸福度似乎总是比与同样条件的第二、第三……第十个恋爱对象在一起所获得的快乐峰值高。罗斯福第二次连任美国总统时，一位记者问他的感受，罗斯福殷勤地招待记者连续吃了4块三明治，记者刚开始喜出望外，到后来越吃越难受，最终表示实在吃不下去了，罗斯福笑着说：“这下你知道我再次连任的感受了。”
从投入到产出的效益比来看，随着时间的递增，收益曲线似乎总是往下滑的。假设一个跳高运动员一开始花两年时间的成本努力学跳高，可以提高50厘米；接下来两年，同样的成本可能只提高20厘米；再花两年时间，可能只提高2厘米；到了一个极值后，即使再花20年的时间与同等质量的努力，可能提升的高度仅为0了。换言之，同样的投入到最后可能收益是递减的。
这样的事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几乎到处都能看到，当我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在一定的限值内，超越了这个限值，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你会发现，当你合理施肥、精工细作、流血流汗时，你的萝卜可能会比邻居的萝卜长得大一些，但是如果你认为只要你继续加大一倍的投入，你的萝卜就会翻倍地增大，那你就是痴心妄想了，因为大自然会告诉你，即便你施一万吨的肥料，你的萝卜也永远长不到树那么高大。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增长总会遇到极限，自然总是会把无穷无尽的发展拖回到它的平均水平。如果狮子的奔跑速度不断增长到远远高于羚羊，那么羚羊就会减少，狮子就会无限增加，羚羊继续减少，直到羚羊灭绝，最后狮子也灭绝。自然不会这样做，自然会让羚羊和狮子这对矛盾永远维持在一个最佳平衡上，不会远离平衡态。
但是，我们却发现，人类的发展不肯遵循这个递减直至平衡的规律，人类的能力正在前所未有地向远离平衡态的方向发展，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领先者不断领先，获得者不断获得。这似乎是一种报酬递增的现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即使经历了800年的历史风雨，也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回归平庸的迹象，发展的报酬递减规律似乎没发生作用。
报酬递增现象早在亚当·斯密时期就已经被注意到，斯密发现，分工可能会带来报酬递增，分工所导致的专业化可能使利润大规模地超越平均利润，当铁匠把针的生产分化成很多工序，每一道工序的工匠的熟练程度将提高生产力，所有工序的整体效率远远高于所有单个铁匠的生产效率，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成本将会递减，收益不断递增。
马歇尔（Alfred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也曾经深入探讨过报酬递增现象，他发现在远离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人类的经济行为会产生报酬递增。但是，他认为，这种递增是有限的，任何被过分使用的资源最后都会进入递减程序，小范围的递增不能涵盖大范围的递减，短期的递增不能改变长期的递减；他甚至认为，商人的子孙一开始会有很多优势，也许人们会期许商人最终形成一个世袭的阶层，但却始终没有出现，这也许是自然在顽强地利用它的“魔棒”平衡整个社会，正像中国的“富不过三代”那样削富为贫。事实上，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进化上的均衡牵扯，是进化通过子代的懒惰天性和父代不希望子代重复辛劳和风险而实现的财富耗散。
马歇尔关于报酬递增的另一个观点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被简单概括为“大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而且长期观察，报酬递增最终会导致递减，正如英国可以因为知识和文明的人类行为而产生递增的报酬，会“随时可能因为外国贸易条例的变更而受到阻碍，也可因为发生大战而濒于断绝。同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所产生的海陆军费用，显然也会减少英国从报酬递增率的作用中所获得的利益”。
报酬递增的发展
真正让报酬递增产生实质影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ainArthur），他在桑塔菲俱乐部研究复杂现象时向世人提出了报酬递增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一分为二，认为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报酬递减，是讲均衡的，但发展经济学却需要讲增长，报酬递增是其主线。他从索尼和松下录像带的制式之争，发现松下制式并非是最先进的，却因为最先占领更大的市场而最终成为赢家。阿瑟还发现，早期钟表曾经有过逆时针的设计，但终因一些偶然的原因而消失在历史中，顺时针成为赢家。阿瑟说，报酬递减是流水线工业的特征，报酬递增是知识经济的特征。阿瑟没有完全否认马歇尔的报酬递减，并认为报酬递增仅仅是网络时代的经济特征。
我国已故学者杨小凯对报酬递增发生的解释与阿瑟不同，他用角点解分析揭示出，报酬递增并非如马歇尔所说，是市场的偶然现象；也并非如阿瑟所说，仅仅是网络经济的特点。收益递增的发生，是从劳动分工就开始了，通过劳动分工这种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发挥作用，只要有劳动分工存在，收益递增就一定存在，它不仅是市场的内秉机制，而且是市场效率的根本源泉。杨小凯的观点，不仅揭示了报酬递增的根本属性，而且给出了报酬递增发生的具体条件和准确时间，不必再像阿瑟的收益递增那样让人捉摸不定。可惜的是，杨小凯犯了一个几乎是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以后的经济学家都要犯的错误—忘记了土地的报酬递减作用。无论如何，杨小凯揭示了报酬递增是市场的内秉机制，它并不是在市场发展到某一阶段才开始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市场的出现而出现的。增长之所以发生，正是来自报酬递增的推动。
这样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因为收益递减主要是讲市场的均衡问题，但是，发展才是更重要的主题，报酬递增最终是通过均衡解决资源最优化配置问题的。而按照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的理解，均衡经济是不会出现增长的，只能是一个往复循环的经济。要素市场最重要的增量应当是创新所导致的知识累积，它才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发展源泉。
报酬递增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增长中的市场是一个充满正反馈机制的市场，完全竞争状态从来没有出现过，增长和垄断的趋势是同时发生的，垄断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由于垄断的赢利动机对价格的扭曲，以及先发优势的锁定机制，使次优技术有机会排挤掉更好的技术，再加上对收入分配差异的强化，帕累托最优根本没有机会出现。这种由一系列正反馈机制组成的市场系统，会把一个形成中的相对优势不断推向更有利的发展轨道，周边的相关资源会更倾向于朝中心富集，从而导致更多的资源响应，最终形成更大的资源共振。
（第3节）“最先”与“最优”的辩证关系
进化的选择原则是最优还是最先？究竟是最优者能达到最先，还是最先者能达到最优？这是一个近乎哲学的具有循环论特征的命题。传统主流经济学更倾向于前者，然而有同样多具有统计意义的例子告诉我们，在相同的条件下，“最先”更有利于达到“最优”。
“优”不是点，而是线
有一次我跟温州企业家交流，主持人是杨澜，杨澜一上台就当着五百多人的面问我一个问题：“王老师，什么叫做优势富集效应，您能不能用一两分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说：“可以给你一个简单的解释，不过我想先问你杨澜：你是不是全中国最漂亮的女生？你是不是全中国最聪明的女生？你是不是全中国英语讲得最好的女生？你是不是全中国最适合做主持人的女生？回答当然不是，但是杨澜，你现在在这个领域里就是最棒的，你知道为什么？”
杨澜一头雾水，紧接着我说：这就叫优势富集效应，优势富集效应有很多原则，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优是一个过程，优不是终点的状态，优是一个线性的、发展的、形成的过程，既然是个过程，就强调起点的优和每一个节点的优，强调在同等条件下尽可能早优、先优、快优，这样你会形成更大的富集效应。
比如杨澜，在20世纪80年代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然后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广播站的广播员，当时中央电视台要播出一个英语类的节目时，就找到了杨澜，播出后效果很好；后来，就有了与赵忠祥一起主持《正大综艺》的机会，受到更高层次的锻炼和更广泛的传播，品牌效应出现；之后又成为中国奥运形象大使，代表整个中国。随着每一阶段的突出表现，形成了一个不断优化的链条。
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在谈到自己为何能当选诺丁汉大学校长时，也讲到了“最先”与“最优”的关系：
我真诚而不是故作谦虚地讲，我绝不是最优秀的校长，也不是最优秀的科学家，比我强的人多的是，但有一点，我被人家认识和理解了，只不过如此而已。
由于我当了复旦大学的校长，教育部就会给我机会，1996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会议，由于我在参会前做了最充分的准备，结果入选执行理事会，这又让我有机会参加多次国际会议，接触到更多的国外校长。1998年我也就有机会去英国参加21世纪大学校长会议，之后我又与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与他的教育观点有很多共识，在他的建议下，该校于1999年授予我为该校名誉科学博士。之所以聘我当名誉科学博士，还因为我在这之前在美国出版了《现代原子和原子核物理学》一书。此前，我虽然出了很多中文书，但很多西方人不会中文，没看过我写的书，于是，为了用非常地道的英文撰写该书，并弥补我的知识领域的一些不足，我与美国一位着名的教授合着了此书，这同样有利于我被人们了解。最后，当诺丁汉大学想要选一位具有国际化特征的校长时，由于考虑到教育的大发展将是在中国，于是选我当了校长。
一个不是最优的人，由于抓住了每一次领先的机会，终于得到了最优的结果。
发展在本质上不是单一的结果，而是一种综合的过程，就像微软视窗，它不是一个终极的最优，而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
正如张艺谋在电影《黄土地》上的突出表现，给他带来新的机会，然后他又出现新的突破，进而带来更重要的机会，并导致更高级别的发展，最后使他成为世界转引自《光明日报》，2001年4月12日·级电影大师。
极端地讲，张艺谋并不是在数十亿中国人中经过最优化测试选出的唯一最佳导演，潜在的“张艺谋”何止千百，但为什么恰恰张艺谋能成为着名导演呢？答案只有一个—在每一个重要的节点和历史阶段上凸显出来。历史永远不会费力劳神去寻找终极的潜在最优者，历史只会抓住每一个阶段上的最先凸显者。
最优选择的不可能性
我们经常听到老年夫妇相互会说一句话：“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对我来说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婆，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一对。”其实，所谓“最优”的一对，只是“随机”的一对，因为你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筛选，从而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位。也就是说，最优不是找到的，最优是造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培育出来的。结论就是：最优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最佳选择，只有随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