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折腾”的发展道路
1945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后，首先是由联盟党和自民党执政，联盟党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后面是其助手阿尔马克，他俩是弗莱堡学派的信徒，把弗莱堡学派思想转化成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以自由的市场竞争为主轴，以秩序为保证。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腾飞，到1966年才减缓，这15年时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从当初的百废待兴到1966年人均GDP超过1万马克大关，德国15年实现的，有的国家用30年都没有做到。
到了1966年之后德国经济骤然下滑，出现了暂时性的经济危机。这一次，艾哈德开错了药方。他坚持认为应该优先解决通胀问题，拒绝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到了1966年下半年，联邦德国出现战后以来第一次经济衰退，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艾哈德在削减预算赤字问题上与自民党无法达成一致，随后宣布下台。1966年底迎来了第一个大联合政府，即德国两大政党联盟党和社民党联合执政。基民盟的基辛格出任总理，社民党的勃兰特出任副总理兼外长。社民党的上台使德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德国基民盟奉行的经济政策经济路线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自称中间路线。左翼党上台之后也要找一个中间平衡点，平衡点一方面是原来联盟党说的中间点到前苏联计划经济之间往左又移了一小步。但不管是什么，一定远离苏联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的事实证明，计划经济破产了，但在很多年前我们却将之视为神圣的东西不可以触碰，而德国人早在二战结束时就知道计划经济不行，其实这个东西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弗莱堡学派就已经在批判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写了一本着作《通向奴役之路》，其思想跟弗莱堡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奥地利学派与弗莱堡学派不尽相同，但两者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而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德意志人的理智思考。
新内阁经济政策的主导者是社民党着名的经济学家、经济部长卡尔·席勒。卡尔·席勒后来被公认为是解决经济衰退问题的专家。席勒与艾哈德的意见相反，他认为，这次危机是“经济滞涨”，政府应该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力度，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的衰退。席勒提出了“总体调节”理念，这一理念被德国学术界称作“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德国版”。其基本思想是，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计划和调控，而微观领域则实行自由竞争。即在承认市场作用的前提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并不仅仅扮演维护秩序的警察角色，而且应当在宏观层面上对经济进行调控和适度干预。也就是把微观的竞争和宏观的整体计划结合起来，这表明以往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被修正。根据这一思想，1967年6月，联邦德国通过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这一法案被称作是“20世纪中期经济干预的伟大宪章”。法案指出，政府的经济措施，必须考虑总体经济的平衡发展。应该“同时有助于在市场经济秩序下价格水平的稳定、充分就业、对外经济平衡和持续而适度的经济增长”。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的财政计划和中期投资纲领，建立经济平衡准备金，用这些手段来稳定经济发展。最终，成功地解决了危机，基本上实现了法律规定的四大目标。1969～1970年，联邦德国经济强劲增长。
由于成功地解决了1967年的经济危机，1969年社民党赢得大选，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开启了社民党长达13年的执政历程。
在多数社民党人和工会的推动下，勃兰特政府大规模推进社会国家的建设。扩大医疗和事故保险的范围，提高养老金失业津贴和失业额救济的标准。为实现教育方面的机会均等，1973年制定了发展教育的总体规划。但是，改革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特别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联邦德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降至0.5%，勃兰特政府处境困难。加之勃兰特失察，其助手是东德间谍，遭到反对者攻击，1974年5月勃兰特黯然辞职，施密特出任总理。
施密特延续勃兰特政府的财政扩张措施，也即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其执政期间，德国经济危机四伏，因此，他被称作是“危机管理者”。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1975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5%，施密特通过实施政府投资的做法来刺激需求，联邦德国比较顺利地度过了经济萧条的困境。1977年德国经济增长下降到3%，失业人口突破100万大关。从1978年起，施密特再次扩大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同时要求工会降低工资以减轻企业负担。在上述措施的刺激下，德国经济虽然有所增长，但政府债务大幅度增加。特别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出口疲软而导致德国经济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施密特放弃凯恩斯主义，削减政府预算，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这一措施导致经济继续下滑，失业人数超过200万人。面对高失业和财政赤字问题，施密特可以选择的解决办法有限，而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反对向高收入者增加税收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在双方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自民党临阵倒戈。1982年10月施密特中途下台，基民盟主席科尔当选新一任总理。
科尔上台面临着6000亿马克的政府债务和250万失业大军，他转而回归新自由主义路线，采取“鼓励私人投资以保证就业，削减福利以整顿国家财政”的新政策。1984年经济形势好转，1986年通货膨胀率为零，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由1983年的6545亿美元增至11177亿美元，德国经济连续保持相对稳定增长的态势，科尔也因而连续六次赢得大选。
科尔任职期间实现了德国统一。1990年5月18日与东德签署了关于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政府条约。联邦政府在工资、房租以及退休金领域将东德马克按照1∶1的比率与西德兑换，造成德国东部地区虚高的购买力（局部地区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的奇特现象）。特别是改造和复兴东部德国耗资巨大，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联邦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其结果是个人需求受到抑制，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从而引发经济的衰退。
科尔政府后期的最大问题是失业率大幅攀升。1997年甚至达10%，失业人数700万人。1998年10月大选，社民党获胜，与绿党组成红绿联合政府，施罗德为总理，终结了联盟党政府连续16年的长期执政。
科尔政府问题的症结是：一方面采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提升企业效率，鼓励企业竞争；另一方面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企业负担，制约企业活力。由于企业税赋加重，企业面临迁移国外、缩小规模、减少员工的无奈选择。这是科尔政府后期失业率大幅度提高的原因。
显然，上述问题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施罗德倡导“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根源。德国联邦政府声称自己的政策与英美的第三条路线有所不同。施罗德政策的核心是坚持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原则、降低税率，同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调整包括健康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在内的社会福利支出，改善雇佣条件等。为此推出了“2010议程”，不惜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动大手术。
施罗德政府希望改革带来高投资和高就业率，遗憾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在2004～2005年下滑，失业人数继续上升。其实，上述问题的出现是正常的，因为长期生病的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快速恢复。然而，社民党没有继续给施罗德机会，不少党内同志特别是社民党议员反对施罗德进一步改革社会福利体系的计划，从而使施罗德政府无法推动相关政策的实施。在无奈的情况下，施罗德宣布提前举行选举。2005年社民党选举失利，施罗德黯然下台。
尽管德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但其社会经济政策始终在一条相对中间的路线上前行。右翼的联盟党执政，执行的是中间偏右的经济政策，即更多强调市场的自由竞争，保持国家维护秩序的适度作用。左翼的社民党上台后，采取中间偏左的经济措施，在保持市场自由竞争的前提下，更多地制订相应的社会政策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以期达到社会公平、公正的目的。德国左右两大党轮流执政，不断对走偏的社会经济政策进行适度纠正和调整，从而避免社会经济政策的过度左偏或右偏。
欧债危机的影响有多大
欧洲严重的债务危机最根本的问题是“太随意”。从欧债危机蔓延的方向上可以看出，危机主要出现在欧元区边缘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北欧一直没有受到影响。这样的差异要从民族性质上讲起，北欧国家态度相对严谨，南欧国家却相对随意，做事缺乏计划性，南欧国家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对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态度上。
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最初来源于德国的《稳定与增长法》，该法规将国家调控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政府职能，明确规定政府的四大职能是：第一，保持物价稳定；第二，充分就业；第三，内外贸平衡；第四，在上述基础之上经济适度增长。
欧盟将《稳定与增长法》的核心精神融入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设立了一个框架，即政府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负债不能超过6%。当然，包括德国在内，欧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符合这个框架。但德国有其独特的原因，德国政府一直在为两德统一复出代价，在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框架下很难复兴东德。所以，德国的“超标”行为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德国3.5%的财政赤字是得到了欧盟同意的，但欧盟其他国家也达不到3%的标准。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府具备两大调控工具：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欧元区国家的金融政策已归欧洲央行，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只掌握财政政策这一项调控工具。欧盟成员国为促进经济增长，会选择给公务员发福利，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他们不具备货币发行权，惟一的办法就是借钱。因此，欧盟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
相较于南欧国家，北欧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即使出现一些赤字也不会“伤筋动骨”，而南部国家经济本身就脆弱，赤字问题就演变成了大问题。
另一方面，南欧国家的随意性还表现在老百姓身上。南欧国家的老百姓不顾及国家面临的困难，只考虑自身生活质量。
2002年欧元投入使用后，已逐渐将欧洲地区间福利拉平，穷一些的南欧国家逐渐向富裕国家靠拢。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有钱就花，没钱借钱花”，富裕表现在消费行为上，整个国家几乎没有积蓄，缺乏发展的后劲。
欧洲银行业危机是目前危机中的另一个漩涡，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是“兄弟俩”，经济增长乏力时，政府赤字自然会扩大，当政府背负的债务过多时，银行必须提高利率，这意味着很多企业无法贷款，或者已贷款的企业负担加重，一些企业无法还贷，这为银行带来了坏账现象。
欧洲银行都是私人性质的，属于金融类企业。银行业虽然比普通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强，但在南欧国家，经济“肌体”本身就薄弱，一旦遭遇“风寒”，自然很难应付。虽然欧元区财长向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资金，但这只能解燃眉之急，从根本上还是要靠经济增长。乐观的现象是，希腊、意大利两国新上任的总理都是经济类专家，他们会做出专业判断，走一条中间路线，而不会看政治的脸色，不会倾向于某个政治阵营。
欧洲接下来要走上复苏之路，势必要强调市场的作用。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政府是一只“看得见之手”。在危机当下，政府的作用要强调；经济开始恢复后，市场将发挥自我功能。
欧债危机实际上不像大家想象得那般严重。欧洲的经济实力毕竟“底子厚”，危机只是暂时的。同时，国际社会也一定会向欧洲伸出援手，中国、日本、沙特等国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所以一切都会过去的。再者，对于欧洲人而言，困难属于政府，债务危机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如果非要说有关系的话，也就是公务员群体，很可能会面临工资发不出来或是裁员的危险。
至于对中国的影响，我认为不是太大，只不过对欧洲的出口可能会有些萎缩，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欧洲的肌体还是比较强壮的，很快就能恢复。
欧债危机中德国为何能率先脱困
德国经济骄人的成绩
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经济一直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用焦头烂额来形容上述国家一点儿也不为过。而同属欧盟的联邦德国则有一番不同的景象：经济最早恢复并开始强劲增长，失业率由7.8%下降至7%，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德国失业人口首次回归到300万以内。可以说，德国有惊无险地闯过了世界经济危机后的第一个难关。
抛开欧盟边缘性的小国不论，即使与欧美主要国家相比，德国经济的表现也算得上亮丽。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德国经济增长1.7%，而英国、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1.1%、0.9%和1.4%，可以说这几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而到了2010年就看出了差别：德国GDP增长3.6%，而英国只有1.3％、法国为1.5%，即使情况较好的美国，其经济增长率也仅为3.1％。
促进德国经济快速恢复的措施
德国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并稳定增长，到底有哪些政策上的原因？换言之，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来加以应对？
首先，采取适度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在经济危机面前，德国政府并不慌忙而乱开药方。这正如良医一样，对病人不是用药越多越好，而是非常精准地开方、限制药量。为克服经济衰退，德国政府制订两套振兴经济方案，计划投入财政资金1200亿欧元。但在2009年和2010年实际投入的资金仅为800亿欧元，而同时期美国财政投入的资金为5770亿欧元（7850亿美元），中国则为4300亿欧元（40000亿元人民币），其他欧盟小国投入的财政资金与其国力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结果是，美元急剧贬值、中国物价快速上涨、欧盟小国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因此，从中可以看出，德国政府走的是一条适中的路线，把握好国家干预的分寸和尺度。也可以说，政府的作用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分迷信政府的作用。如果政府干预的幅度过大，反过来会对经济造成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