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幸福的原动力——自由宽容的教育理念(2)

在我入学的第三个学期就稀里糊涂地选了豪克博士的课，作为学分考试的必修课程。这位迷人的女博士在学期即将结束之际宣布：“参加考试者须事先提交5篇读书报告，每篇不得少于15页A4纸。”可能她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曾告知过，所以德国同学并没有什么意外反应，倒是我却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我事先怎么不知道？太狠了！”估计我当初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只顾欣赏她的雀斑和迷人的笑容，于是走神了，没有认真听讲。

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退路，如果说真有退路的话只能是延期毕业。好在我们这一代人吃过苦，晚上不睡觉开夜车也能扛得住。痛苦的不是熬夜，而是熬夜还写不出来。读书报告不比其他，其他东西不管是否天马行空，最后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而读书报告必须看懂一本书后才能动笔。我边写边感慨：“别看这个人笑起来像个小姑娘，说不定传承了纳粹的基因！”于是边看书边暗骂：“纳粹、纳粹！”

熬了两个星期的夜，加了十四个白天，终于把五篇报告完成了，我把作业亲自交给她。看了我红红的双眼，她很关心地问：“眼睛是否生病了？赶紧去看医生！”本来一腔怒火，转眼间烟消云散。最后她给了我很高的分数，让我感到两个星期的辛苦还算值得。当然，最后的考试成绩更为理想，看到这个分数让我高兴得两天时间不想睡觉。

从此，无论是写中文还是德文的文章，起码没有了以往的畏难情绪。由于她的鼓励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万事开头难，但把头开过之后就一马平川了！此后我撰写十余篇学期论文和毕业论文都相当顺手，盖因当初5篇读书报告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

本来和她的故事到此结束。在第四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必须找到一家实习单位，否则不能毕业。正在发愁的时候，我没想到她主动来信告诉我，她调到德国统计局联邦人口所工作，并且问我是否愿意到她那里实习。

于是，我成了第一个到德国统计局人口所实习的外国人。实习期间，她带我去看了威士巴登附近的古堡，一起去购物、喝啤酒（德国女人多少还是能喝一些）。当然，也做了些正事，比如我们一起合作撰写了一篇论文：《中东欧地区移民德国的人口分析》。实习结束的时候，在她的建议下，所长霍恩教授慷慨地给了我满分的实习成绩。

在人口所分别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个小小的中国结。我告诉她：“中国结表示的意思是紧密相连，无论今后走到哪里，我们都应该保持联系！”

在德国留学期间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真正能留给自己的财富是——思考的习惯、批评的视角和善意的待人。

钱学森之问

——为何中国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有这样一则幽默故事：在路上丢了一块钱，美国人马上打电话给警察：“我丢了一块钱，马上来给我找，因为我是纳税人。”英国人表现得很绅士，耸耸肩膀就走了。而德国人会在丢钱的范围内画出一万个小方格，拿着放大镜，挨个去找，最后还真找到了。这个故事虽然有些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出德国人独特而生动的形象。生活中德国人的确很严谨，甚至有些刻板。同样，做起科研来也是一板一眼，执着而认真。

慢悠悠做学问

初到德国，在阅读学术资料时我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脚注和尾注：“TWagner，1999，S.98.（人名，1999年，第98页）”，偶尔会产生疑问：仅仅标注人名和年份，怎么知道是哪篇论文？万一这位教授每年发表5篇论文呢？标注过于简略，会不会出现混淆？于是查阅了很多学者的论文，突然发现一个现象：德国学者每年一般发表一篇。当然，超过一篇的情况也有，但并不是很多。对此，我问一个德国教授：“你们一年才发表一篇论文，岂不是太少了？我们有些中国学者每年能发表三五篇，甚至十几篇。”德国教授反问：“一年发表一篇嫌少？如果坚持下来，30年的时间就有了30篇论文，还少吗？”虽然这位教授的想法也不无道理，但还是感觉德国人的效率有点儿差。

即使每年才发表一篇，但德国人并不追求长篇大论。德国学者顾彬认为，中国作家写得太长了。莫言用43天时间写出了《生死疲劳》，中文有500多页，翻译成德文有900多页。他说：“在德国，不可能有人敢去写900多页的书，因为那意味着你可以比肩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德国作家一年能写出100页的作品就不错了，因为一页作品，他们要用两三天的时间来修改。像我，也写小说，但短篇可以，中篇也行，长篇我是不敢的。”

笨办法做学问

我的导师哈瑟教授是个标准的德国老头：灰白头发、高高的鼻梁、身材高大、说话不紧不慢、用词讲究、做事死板，一脸的威严。很多学生希望找他做导师，但是看到他那样子就害怕了。倒是我这个亚洲人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不知深浅就去找他。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

如果说在德国留学是一个苦活的话，那么写论文就是苦中之苦了。我的论文前后被这个导师打回八次之多！每次帮我修改论文都很仔细，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单词都不会放过。例如有一次看见我拼错了个单词，就不再看下去，直接给退回了。那是一个什么错误呢？我把表格“Tabelle这个词”错写成“Tablette”了，估计是晚上太困而胡写的。“Tablette”是药片的意思，他很严肃地说：“你的论文上要是让人看到有这么多药片的话，大家会误以为你是学医的呢。”看到他这封邮件，当时我恨不得马上钻到地缝里去。

季羡林先生在德国上大学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事情：博士论文完成之后，需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后来季先生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再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德国书中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即肯下“笨工夫”。

一位中国学者曾经这样写道：在德国研究期间，他的合作导师泰希勒（Teichler）教授每天都要阅读最新的相关文献，对所在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及相关研究小组的最新研究进展非常清晰。在讨论中，他要求研究生将课题的每一个细节都搞清楚，不可以似是而非。数值算法的每一步推导必须有严格的证明，推导过程必须有书面记录。对研究生写的论文，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一句一句地修改。对于研究结果，尤其是新颖的研究结论，他会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验证，以确保结论的合理性。像每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那样，泰希勒教授在审阅要发表的论文时通常都非常谨慎。他在意科研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步推理过程，会非常明确地指出计算或测量中引入的误差。他能正视自己实验或计算中的不足之处，绝不会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而去隐藏什么，绝不允许任何人篡改数据、弄虚作假。

亲身考证做学问

我的好朋友、文革史专家普朗克博士（Dr.TomasPlaenkers）为了得到文革的第一手资料，先后十余次来中国搜集，包括当时的报纸、杂志、标语、大字报、领袖语录、书籍等，并与上百名当事人进行谈话。他的研究工作并未得到官方资助，所以每次来中国都是自掏腰包。我问他，这样做是否值得？他回答：“如果不是亲身考证，写出来的东西有什么价值？”

长沙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杨建宏也遇到过类似事情：杨教授的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论宋代潭州区域的社会变迁——以手工业、商业经济发展为视域》一文在《长沙大学学报》上发表后，引起远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曹大龙（AlexanderJost）博士的浓厚兴趣。曹大龙专程从德国来到长沙，与杨建宏教授就宋代长沙地区“胆水炼铜”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并一起前往浏阳七宝山古矿遗址考察，访问了当地矿业负责人，并参观当地矿业博物馆，与有关人员进行讨论。杨建宏教授对德国学者这种严谨的科学精神表示由衷的感慨和敬佩。

做学问如此，在事关人命的问题上德国人更是一丝不苟。德国医生在接诊患者时会很详细地询问患者发病的全过程，并认真阅读患者以往的就诊资料。在进行身体检查时非常认真，对疑似阳性的体征会反复多次检查。在决定治疗方案时很谨慎，对复杂病例往往会集体讨论。德国的科技很发达，可以使用许多测量软件对患者的X光片、CT片和磁共振片进行精确地测量，得出一系列数据，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更精确的手术和治疗。在手术中，主刀医生从消毒开始直到伤口完全缝合好都是亲自操作。

德国人严谨的精神来自何处？

严谨和认真已经渗入到每个德国人的血液之中，这种精神与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德国是着名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发源地。路德给德国人带来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天职”。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包含的是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教徒来说，他做一样工作，生产一件产品，并不是为了工资、为了谋生而做，而是为完成上帝安排的任务。我们可以想象，这与干工作只是为了对得起所拿的那份工资，在工作态度的严谨与认真上会有多大的不同，制造出来的产品在品质上又会有怎样的差异。

路德及其后来路德派的职业思想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深刻地影响了德国人：一是将世俗工作视为神圣，并以最神圣的态度去从事世俗的工作；二是尊重自然形成的分工与合作，不过分注重职业的形式；三是极其安心于本职工作，有良好的职业精神。

据说中国有一个着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大学60年出不了顶尖的人才？许多学者研究去研究来搞不明白，教育官员们想破头也没有得到答案。其实，问题有那么复杂吗？你只要转脸往德国看一看不就明白了？除了自由、独立的科研环境之外，与德国学者对学术研究的敬畏、淡定、执着和较真也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距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围墙和保安

2010年夏天，我带领一个企业家代表团前往慕尼黑理工大学访问，参加该校主办的企业精细化管理培训。虽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访问中出现的一段对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刚走到大楼门口，一位企业家突然问：“这是大学吗？”我回答：“为什么不是？门口不是有牌子吗？”这位企业家以不信任的口吻反问：“既然是大学，怎么没有看到围墙和门卫？”我回答：“国外的大学都没有围墙和门卫”。他似乎在自言自语道：“没有围墙和门卫，那还是大学？万一有坏人进大学怎么办？”他的问题令我实在无法回答。

一次，陪同一位学者访问德国洪堡大学，并与校方会谈，他提出了几个问题：“你们大学没有围墙和门卫，万一有闲杂人员进来怎么办？你们的安全措施是怎么落实的？如果非本校学生进来蹭课听，占用本校教学资源怎么办？”校方回答：“我们不理解什么是闲杂人员，任何人都有权来大学参观、访问、听课。当然，没有注册的学生不能参加考试，也拿不到毕业证书。至于安全措施，有警方来负责，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生过大的暴力案件。至于外校学生或其他人来听课，我们都欢迎。我们也无权拒绝任何人来大学听课，因为他们是纳税人。”这位学者继续问：“外国人并不在德国纳税，也可以来听课吗？”校方回答：“当然可以，只要你有时间，有兴趣。”“为什么？”“我们欢迎各种形式的交流和访问。”

2012年1月初，与一位朋友访问母校莱比锡大学。我建议这位朋友去参观美轮美奂的大学图书馆。走进图书馆，这位朋友马上感叹：“你们大学图书馆这么大、这么漂亮？这在国内不多见。”我回答：“德国大学图书馆基本都是这样的。”图书馆的自习室很宽敞，尽管学生很多，但不用占座位，而且还有单间的自习室。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看书。他不相信地问：“我们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也没有证件，能进去看吗？”我告诉他只管进，没有人问你的，更没有人阻拦。他走了进去，并没有人询问他是否有学生证。当然，没有借书证，无法把书借出来。如果有感兴趣的书，可以当场复印，不过，复印需要掏钱。

德国大学的教授待遇很高，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没有任何问题。一般而言，大学教授的工资相当于政府机关的局级公务员，而且多数教授还有秘书、助理等。记得我当年去德国留学的时候，第一次课上的是欧洲法。高大的教授戴着耳麦，讲课时在台上走来走去，还放着投影仪。突然，他说了一句：“抱歉，我忘记带胶片了，一会儿我的秘书就送过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疑惑地问旁边的德国同学：“教授也有秘书？”同学回答：“一般教授都有秘书，有的是单独的，有的是几个人共用一个秘书。”德国学生反问：“你们中国的教授没有秘书？”我告诉他：“在我们国家，可能只有非常着名的教授才有秘书。秘书是领导的专利，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位同学说：“我们这里恰好相反，只有非常高级别的官员才有秘书，一般的公务员都没有。”没过几分钟，一位女士风风火火地跑进课堂，把胶片递给教授，我这才确信刚才没有听错。

与德国大学相比，国内大学不仅有围墙，而且还有威武的门卫。以北京大学为例，每个学生进入大学必须向门卫出示证件，而图书馆更是严格：没有本校的学生证根本就进不去。大学是全体纳税人供养的，出资人反而没有权利借阅图书，也不太容易去旁听大学课程。这对德国人而言简直是不可理喻。莫非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了？竟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令人纳闷的是，不少中国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尤其是大学领导都出国进修或留学过，他们应该了解国外大学对外开放的程度。他们起码知道，国外的大学没有围墙，没有门卫，任何人都可以进课堂听课，进图书馆阅览，不管你是不是本校学生。如果自我封闭起来，要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岂不是天方夜谭？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认为不合理，去表达抗议。

一所大学要成为一流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开放的心态和心胸是起码的基本条件。狭隘地把自己隔绝起来，培养出来的学生要么高高在上，要么性格孤僻。尽管学到了很多知识，但大多脱离社会现实，这就是不少企业感叹大学生眼高手低、缺乏实际能力的原因。这些人到了官场上，会把在大学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带到工作岗位上，养成了高高在上和孤芳自赏的习惯，甚至反过来欺压当初出资培养他们的纳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