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穷人的钱养富人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很前卫的时评，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反应出乎意料的激烈。在悉尼，一位从大老远跑过来的老华侨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老杨头，你写得真好……
我说，谢谢，我只是作了一些总结，没什么自己的观点。他说，别客气，你说到俺心坎上了，你看看他们都把老百姓的钱怎么折腾了，都送给外国人花。
我点点头，他依然抓着我的手不放，恳切地说，“老杨头”同志，只是我要请求你一件事，能不能别再指责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事？
我没弄明白，但知道老先生也看了我的那篇《购买美国国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可能把两篇搞混了。我礼貌地问，老同志，为啥呢？
没想到这句话打开了老先生的话匣子，你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花钱的？看看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富人区最好的房子都是谁买的？看看中资公司在海外是如何烧钱的？看看有人把国民的钱转了多少到海外，还有你文章中说的，在海外购买这些根本没有人看的报纸，烧钱啊，烧心啊！
我实在是有事要办，于是礼貌地打断他说，老同志，这些我都知道，但这和购买美国国债有啥子关系啊？他们用老百姓的钱购买美国国债，而美国人拿这些钱去打仗、发展军事，给美国人减税……
没想到，老人家听到这里就急了，眼里都溢出了泪水：小杨同志，虽然你自称老杨头，可毕竟年轻啊，同样是花人民的血汗钱，但转移国有资产与借钱给美国人就大大不同了。这样说吧，你知道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哪一个，中国最好的医院又是哪一个？是清华大学，是协和医院，那可都是因为腐败的清朝政府输给人家八国联军，不得不赔钱给列强，人家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帮我们建造的啊！
老杨头：啊，你老的意思是……
老同志：你说，如果腐败的清政府打赢了，不用赔钱给帝国主义，不去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那些钱他们会怎么用？当然不会还富于民，他们一定会盖更多的颐和园，花天酒地，娶小老婆包二奶，还会用这钱对付维权的老百姓！
老杨头（惊讶不解地）：这个我也知道，可这和购买美国国债有什么关系？
老人家神秘地压低声音对我说：世界上还是有有良心的人啊，你想想看，反正有些贪污腐败分子迟早要把外汇储备贪污或浪费掉，或被转移到私人腰包，转移到海外，到时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到时候国民要钱没钱，要人才没有人才，那时中国真是一穷二白了。到时啊，可能唯一能够救急、能够振兴中华的，就是落在美国人手里的这一大笔国债啊，美国人讲信用，不可能赖账，美国得连本带息还给我们……你说，购买美国国债是不是高瞻远瞩？这可比你说的那一盘棋更大啊……
老同志说到这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滴下来，趁他擦眼泪的机会，我抽回了自己的手，说声“保重”就匆匆离开了，心中微微有些后悔写了那篇有关国债的文章。
这类遭遇其实还有几次，自从我突然对“中国模式”感兴趣，从原本自己扮演的角色穿越到不太熟悉的经济领域，就没有安宁过。于是，我静下心来，一口气访问了好几个县市，采访了十几个国内外专家，看了十几本书，总算增加了一点点知识。这时受朋友邀请，准备巡回几个地方，去同当地的华人华侨沟通关于“中国模式”的看法。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有自己的文化与道德、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套自成一体的文化道德与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在特定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与社会环境里自然形成的，目前中国的很多乱象都是文化与道德引起的，是不同价值观在社会的碰撞。
碰撞大家都看到了，可有些人找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大、更多的问题。所以，我准备谈谈这个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办法，而是请你一起思考。
时下，“中国模式”已经被西方认为是用来对付民主化的利器，成为不少逆历史潮流的第三世界试图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所以，我从去海外的开讲中发现一些问题。
有网友一看我去海外“开讲”就兴奋了，哇，老杨头到海外开讲，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次不会吞吞吐吐了吧，像太监似的。这次我们可以过瘾了，耶……
且慢！这样想的读者，可能就会有些失望了，你完全不了解我！给你一个线索：我的博文后大多有时间与地点，你看看我批评华盛顿最严厉的文章是在哪里写的？再看看我批评北京最厉害的博文是在哪里炮制？
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错，一般来讲，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才写批评北京的文章，而到了西方，才写那些批评西方的，我尽量不在北京批评西方，不躲在西方批评北京。这只是我的写作习惯，大家别过分联想，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从来都当面攻击痛骂他们，背后一般只说好话，这是我的性格。所以，很遗憾，我在海外开讲，估计要先吹捧一下中国模式，你们等着肉麻吧！
最后给大家一个当下的思考题，今天的报纸报道，整个欧洲都在纠结，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祈求中国去救市。中国财大气粗，手握世界60％的外汇储备，只要肯出手，欧洲危机可望缓解，人民福利可望继续，经济危机可望渡过……而且，同以往“华盛顿共识”支配下的西方不同，中国的援助从来是不附加苛刻条件的，更不会要求受援国改善人权、善待人民、发展民主……看了这些，你会作何感想？
只要中国出手，欧洲政府脱困，欧洲人民脱贫！可问题是，中国政府出手的话，欧洲大多国家的政治精英与民众都担心，会不会从此以后，他们不能再对中国指手画脚，对中国的人权状态也不得不闭嘴？中国用那么多钱，如果连“沉默”都买不来，人家会出手吗？
中国有句俗话：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欧洲即便没有这句话，也应该有这个道理，这可是常识。再说，你知道欧洲区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可去年的GDP总值高达12.2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还多吗？那些GDP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还要让中国来救助你们？答案：他们的GDP都被好吃懒做的欧洲民众瓜分了，而勤劳的中国人民，却把GDP留给了国家，于是，世界上住了最多穷人的国家，准备去救助那些最富裕的欧洲老爷们！
所以，各位，当你再听到欧洲那些无耻的精英与好吃懒做的人民一边想要中国去救市，一边却要来指责中国人权状态的时候，你只要弱弱地向他们指出这两件事的因果关系就可以了：如果中国人得到的福利真如你们欧洲人希望的那样大幅度改善，我们还有那么多钱去救助你们这些好吃懒做的欧美人吗？
别告诉我，这个问题你都想不通，或者，你竟然没有看懂我在说什么……
边缘人回归主流
北京市民约辩异地高考时，一位北京女士阿庆表示，从乡情和乡愁上来讲，北京是她的故乡，这么多人来了以后，原来居住的地方也被规划了，故乡就被破坏掉了。她因乡愁反对新移民入侵北京。这事让我产生了联想，发了一个微博：这些年下来，在认识的北京政府部门、各行各业尤其是思想与文化领域的精英与卓有成绩的，可能不会不少于一千吧，可其中两代或以上居住在北京的寥寥无几，我能想到的就只有陈行之、吴思等几位。
北京作为首都已经几百年了，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各种资源的集中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尤其是这些年，政府把几乎所有的决策部门与权力精英都集中到北京；靠权力扶持起来的北京的大学成为全国最大、最强的；各种人才也都往北京挤；有报道说北京的人均公共设施竟然是全国人均的20多倍；北京还拥有全国最好的医疗条件，使得北京居民人均寿命都高出全国任何一个城市与地区……
按说，这样一块“风水宝地”肯定是人才辈出，在思想、科技与文化等领域，都会涌现出一批引领全国的“北京人”。然而，只要粗略估计一下就不难发现，北京当地这类人才，相比全国多个地区，不是多而是偏少。
甚至那些蜂拥到北京的外地人才，到了北京后也渐渐失去了原本的锋芒思想与创新精神。就拿我自己比较看重的思想——媒体与学术领域来说吧，全国各地的“大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向北京集中。早些年我回到外地某个城市聚餐，总能凑齐一两桌，可现在再过去，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某某进京了”。而到了北京，整整10天时间，每天中餐晚宴各一大桌子不停换人饭醉，临走才发现，有好几个“大佬”还是被漏掉了……
权力、财富与知识都被有意无意地集中到几个中心城市尤其是北京，对于我们来说，生活或者常常来往于这些中心自然很重要。然而，当前这种“集中”并非正常现象，背后有权力与制度的运作。所以，这种集中也就有了无法估量的副作用。例如有些有识之士涌到北京，原本是想靠权力中心近点儿，想办法影响、感化权力，可不知不觉之中，他们却被强大的权力同化。可惜得很啊。这些也许你没有察觉到，那恐怕是“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吧。
城市化的影响力
不久前一位朋友采访我，先让我简单回顾一下自己的经历，我才说了一半，她就被惊得目瞪口呆，说不用采访其他的想法了，你把自己走过的每一个地方的感受写出来，就足够大家思考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走过的路，一直是从中心到边缘，再到中心，又逃离中心，回归边缘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对我人生与思想的影响，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的老家湖北随州，从地理位置上看，恐怕是中国当之无愧的中心，发现曾侯乙墓后（编钟文物出土地），从历史文化上也被证实是最古老的中心之一。然而，至今我都没能够适应它的保守、落后与一成不变。就在我“走遍中国”到处传播理念的时候，让我郁闷的是，我家乡随州那块地几乎依然属于离我传播的理念最遥远的“中心”。我对家乡甚至怀有一种恐惧，1983年我考上复旦大学来到上海后才发现，在我家乡弥漫的“唯成分论”与浓烈的阶级斗争几年前就已经从上海滩消失了。
逃离我的家乡这个中心来到当时海派文化的上海，是我人生的第一步。当时我并没有什么价值观点，也无任何政治追求，甚至对当时充斥大学校园的西方思潮与各种启蒙讲座毫无兴趣，只不过因为学习国际政治，才知道了中国不是世界中心，政治并不只有一种。由于学习政治，也因此毕业后自然而然想到权力中心北京工作。可到了北京，才感觉到我与这里的文化和环境格格不入。在患过一场肺炎后，我以气候不适（实则是政治气候不适啦）逃离北京，来到中国最边缘的地区——刚刚建省的海南岛。
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大逃亡，恐怕只有古代几位被贬谪到海南的思想者与文人（如高僧鉴真和尚、文豪苏东坡以及王义芳、吴贤秀）才能感觉到，只不过我是逃离中心，自我边缘化。从京城到海口，反差之大，几乎是判若云泥。我在海南同成群结队的性工作者以及王石、潘石屹这些冒险家一起过了几年如鱼得水的生活，呼吸了几年夹杂祖国南海腥味的自由空气。不过，好日子不长，海南这个偏远特区渐渐被“城市化”，一个才六百多万人口弹丸之地，短短几年遍地长出城市。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城市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它集中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会以中心的意志塑造周围，哪怕是最边远的地区，也无法逃脱中心的掌控与捏弄。最终弄得所有地方都同中心一样共呼吸、同命运。强大的“中心”以这种方式看似把自己弄得很强大，其实也给自己绑上了枷锁，以致只要“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出问题，立即会波及中心，一起玩完。
1992年之后，我开始到中国领土上最边缘的地方生活与工作——香港。说香港是最边缘的地区，当然不只是地理，更多的是政治与文化上的意义。在香港断断续续工作到1997年，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改变，再也回不去了——同样不仅仅是地理上无法回到内地，更是精神与思想上。我从一个在官场里养成一身坏习惯、全身名牌的近似纨绔子弟的家伙一下子变成了关心政治、国家与他人的理想主义者。这恐怕主要源于我的经历而不是学识，其中最重要的经历就是从中心到边缘以及再回到中心的反反复复的折腾。
换位思考，根除自我意识
于是几乎是顺理成章的，我来到了世界的中心——华盛顿。对于一个从事战略与情报工作，追求新思想、试图探索发展中国新路子的初生牛犊来说，华盛顿给我带来的知识、思想、人脉等，再怎么夸赞也不为过。如果说当时的北京是中国的中心，华盛顿无疑是世界的政治中心。然而，我好像天生与中心格格不入。稍微在华盛顿呆久一点，我又感觉到气闷与不适，又陷入到身处中心而带来的危机之中。
举个我多次提过的例子，华盛顿集中了美国政界最优秀也最有影响力的“大脑”，我这一辈子见到的能够决定世界政治命运的人物，加起来恐怕也没有在那里的智库工作一年见到的多。可是，问题恰恰在这里，这里的大佬们太过“中心”，以致他们评判、决定世界的方式方法引起了我的警觉与反感。我对大家讲过，我曾经同美国国防部那些高官与智库精英争吵过，我当时说，你们太自以为是，太以美国、以华盛顿为中心，完全不把世界放在眼里，这样不行，你们会遭到挫折甚至失败的。
我甚至当场警告他们，你们的大中心主义，会让华盛顿不那么安全。迟早会有恐怖分子对你们下手，而部分责任就在于你们的大中心思想。我当然不仅仅是威胁他们，因为我当时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我的儿子不能生活在华盛顿。
当我把老婆和儿子从世界中心华盛顿转移到也许是西方世界最偏远的地方——澳大利亚的悉尼后不久，在离我当时居住的华盛顿公寓（水晶城公寓）不远的五角大楼就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9·11”事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我离开美国的中心华盛顿后，我突然更清楚地看清了美国与世界，正如我离开北京后对北京有了更深的认识一样。
直到今天，我依然习惯生活于世界各地的“边缘地带”，站在边缘观察、思考中心与世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自由的感觉。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每年都需要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可是每一次当我住到20天左右时，我就浑身不舒服，必须远离京城一段时间，思维才会恢复正常。北京当然有很多优秀的“大脑”，但我也观察到那些从外地移民到京城的优秀人才，发现他们渐渐有了京城的味道，不客气地说，就是不知不觉地沾染了“皇气”，思想也许还是那么锐气十足，也不乏一些新的观点与感受，但考虑问题时却不可救药地再也无法摆脱一些有形的条条与无形的框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