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不仅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古人非常重视的一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义”是指道义，即行为是正义的或符合道德规范的。“义”与“仁”的关系甚为密切，所以“仁义”二字经常并称连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仁”是“义”的内隐，“义”则是“仁”的外显。
早在夏朝，统治者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廉政思想。西周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由于司法官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西周在选拔司法官时更是强调必须遵循“有德惟刑”的标准，即司法官既要道德高尚，又要知刑懂法。
春秋战国时期，任用官吏时更加重视能力与德行。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王朝，在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独任法治”。但即便如此，秦朝在职官管理制度中仍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
到了汉代，礼义道德教化也被置于治国的首位，对官吏的道德素养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
“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由此不难看出，汉朝选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的，德被置于首位。
三国时，尽管在选官标准上过于重门阀家世，但对才德亦有具体要求。明确规定：“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唐朝统治者在“德礼为政教之本”思想的指导下，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唐朝实行科举选官制度，科举考试及第者还须经吏部的考试，合格者才被授予官职。
吏部考试主要从体貌、言词、楷法和文理等四方面进行，若“四事皆可取，则先以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劳”（《通典？选举》）。
唐朝对官吏考绩的法定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 “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规定的具体标准，其中第三条是“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唐六典？尚书吏部》）。从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内容来看，六察中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由此可见，唐朝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
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在官吏考课方面，对“四善”的要求与唐代是完全一致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这位以重典治国治官著称的明代开国君主，也认为“礼乐者治本之膏梁”，在察举贤才时，“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由于儒家伦理观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居于支配地位，因而仁义道德教化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也就被无限拔高了。其主旨无不在强调仁义道德教化在综合治理中的主导地位。统治者意图通过突出道德教化来唤醒官员的良知和责任感，从而远恶近善，不去违法，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时至今日其中有些东西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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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来之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互相征战，老百姓不得太平，如果再加上天灾，老百姓就没法活了。这一年，齐国大旱，一连三个月没下雨，田地干裂，庄稼全死了，穷人吃完了树叶吃树皮，吃完了草苗吃草根，眼看着一个个都要被饿死了。可是富人家里的粮仓堆得满满的，他们照旧吃香的喝辣的。
有一个富人名叫黔敖，看着穷人一个个饿得东倒西歪，他反而幸灾乐祸。他拿出点粮食给灾民们吃，却又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子，他把做好的窝窝头摆在路边。每当过来一个饥民，黔敖便丢过去一个窝窝头，并且傲慢地叫着：“叫花子，给你吃吧！”有时候，过来一群人，黔敖便丢出去好几个窝头让饥民们互相争抢，黔敖在一旁嘲笑地看着他们。
这时，有一个瘦骨嶙峋的饥民走过来，只见他满头乱蓬蓬的头发，衣衫褴褛，将一双破烂不堪的鞋子用草绳绑在脚上，他一边用破旧的衣袖遮住面孔，一边摇摇晃晃地迈着步，由于几天没吃东西了，他已经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走起路来有些东倒西歪了。
黔敖看见这个饥民的模样，便特意拿了两个窝窝头，还盛了一碗汤，对着这个饥民大声吆喝着：“喂，过来吃！”饥民像没听见似的，没有理他。黔傲又叫道：“嗟，听到没有？给你吃的！”只见那饥民突然精神振作起来，瞪大双眼看着黔敖说：“收起你的东西吧，我宁愿饿死也不愿吃这样的嗟来之食！”
黔敖万万没料到，饿得这样摇摇晃晃的饥民竟还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尊严，顿时满面羞惭，一时说不出话来。
为国为民 先忧后乐
在宋朝时候，宰相范仲淹，他小的时候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就走过去跟这位先生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看看，我能不能当宰相？算命先生听了很惊讶，这个孩子小小年纪，口气挺大的。
算命先生这么一讲，范仲淹有点不好意思，头低了下来，接着又说：不然这样好了，你再看看我能不能当医生？算命先生也有点怀疑，奇怪！一开始是说能不能当宰相，现在居然降到当个中医师。就问他：为什么你两个愿望差那么大？
范仲淹就说：因为唯有良相跟良医可以真正救人。因为一个好的宰相只要把国家的政策处理好，可以帮助千千万万的人民；而医生尽心尽力，也可以让人从病苦当中得到解脱。算命先生听到范仲淹这么讲，看他小小年纪处处立的志向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帮助他人，很是感动，于是对他说：“你有这一颗心，你一定可以当宰相。
后来范仲淹真的在朝为相，在做官期间，他还买了很多的义田，他的亲族三百多个人都是他在照顾。兴义田让他们来耕作，这样就可以使他们生活无忧；他的俸禄，只要看到亲朋好友婚丧喜庆有困难，他都会慷慨解囊。
范仲淹除了在金钱当中尽心尽力帮助这一些亲友之外，他还盖了一所学校，兴义学，让更多学子能够得到圣贤的教诲，进而可以报效国家。范仲淹办的那个学校，直到清朝考上的进士有数百个，状元就有好几十个。直到现在范仲淹的德行还在影响着世人。
惜友宁死
汉朝有一个读书人叫荀巨伯，他去看望一个生病的朋友，却碰到了有盗贼侵入。盗贼对整个郡开始烧杀掳掠，所有的人都赶快逃命。
荀巨伯的朋友病重，行动不方便，不能逃命，就赶快跟荀巨伯说：你赶快走，我已经没有能力走了，不要让他们伤害到你。荀巨伯却说：我假如走了，我就没有道义，所以我宁死也不可以走。
当盗贼闯进来时，荀巨伯就主动走出来对他们说：我朋友已经病重了，你们不要再伤害他；假如你们要杀就杀我好了。
荀巨伯的慷慨陈词震撼了盗贼，因为郡里了人大多数都逃跑，居然有一个人不怕死在这里等着，而且是为了他生病的朋友。这些盗贼被荀巨伯的这种精神感动了，盗贼头目便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无义之人，怎么可以来抢这个有道义的地方？所以全部盗贼都撤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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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赞美的艺术
林肯说过：“每个人都喜欢赞美” 每个人都会对来自社会或他人的适当赞美而感到自尊心和荣誉感的满足。当我们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赞赏，并感到愉悦和鼓舞时，不免对说话者产生亲切感，彼此之间的距离会缩短、靠近。
那么如何巧妙地运用赞美的艺术呢？
1.赞美要实事求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适时地赞美一个人应该注重，这样的赞美是说了实话，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当你想到，别人听到你的赞美会很开心时，你说出赞美的话就自然得多了。千万不能无中生有言过其实，更不能虚情假意闪烁其词，这样别人会觉得很不舒服，自己也觉得很牵强。只要你的心地善良，内心由衷地赞美，走到哪里，别人都会乐于接受的。
2.抓住优点加以赞美
那就要做一个美好的发现者，挖掘他人身上不明显的优点加以赞扬。人人都有值得称到的地方，我们只需把它说出来就是了，它会给平凡的生活带来温暖和快乐，把世界的喧闹声变成了美妙的音乐。
3.赞美应注意的问题
（1）在赞美别人时，不要使用模棱两可的表述。
（2）不要仅仅因为想不出其它可说的话而去恭维别人。
（3）不要在某件事显然已经出错时还去赞美。
（4）不要同时夸赞很多人。
（7）不要在你准备请人帮忙前赞扬别人。
（8）不要太频繁地夸别人，你会降低夸奖的效果。
[43范仲淹]
【原文】
人不闲① 勿事搅② 人不安③ 勿话扰④
【译文】
他人有事，忙得没有空闲时，就不要打扰；对方身心很不安定或心情不好时，就不要再与之谈话去干扰他。
【注释】
①闲：闲暇。
②搅：干扰、打扰。
③安：安定。
④扰：扰乱、搅扰。
【评解】
当别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打搅别人，如果是求人办事也要等别人忙完了再说，这也是出于礼貌。
在别人心烦意乱、心神不安的时候，也不要去打扰别人，你的喋喋不休有可能会更增加别人不好的情绪，这时如果不小心说错话，还会引起矛盾。所以人与人之间交往首先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考虑，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国学小百科】
中国古代的铨选制度
中国古代官吏的铨选主要解决官吏的来源，中国古代官吏铨选的途径很多，有世袭、纳赀、军功、荐举、郎选、恩荫和科举制等。主要有三个阶段和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袭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和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
1.世袭制
世袭制亦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代。“世袭制”就是古代皇帝下台后，将皇帝的九五之尊转给自己的儿子。世袭制就是名号、爵位以及财产等按照血统关系世代传承，这种传承主要有“家长”的传承，诸侯国的传承。“家长”的传承还可分为父系与母系。执政的君主也有承接，君主与君主之间可能有血缘关系，但不一定就是直系，有的是兄传弟，也有的是叔传侄；有的是受命于王。
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破坏后，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世袭制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统一。这种世袭制通常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继两种方式，具有极强的封建性。
2.荐举制
荐举制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西汉的察举、征辟制的出现，是荐举制成熟的标志，而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施行，表明其走向衰败。
曹魏时，魏王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大小中正官，负责按家世门第和道德才能，并博采舆论，从上上至下下分九等品评地方士人，供朝廷按品级授官。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发展，它将选官权由地方收归中央，人分九等在人才学分类上是一种创新，选才标准趋于周密。
魏、晋时期门阀统治的加强，至东晋后此制弊端丛生，中正权重，品评随意，世族门阀把持中正，控制选举，至后期造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族无过进之路”。九品中正制已成为门阀统治的工具。
3.科举制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隋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废九品中正制，设秀才科。隋炀帝时又建进士科，以“试第”取士，并创立了以公开考试，择优选才为特征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创于隋代，形成于唐代，发展完备于宋代，强化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吏主要铨选制度。他打破了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的弊端。
科举制的主要特点是：
（1）公开考试，一定程度上的平等竞争。除工商隶皂倡优等人士外，不论门第等级和贫富，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均可怀牒于州县公开报考。它冲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统治，为中小地主阶级的士人入仕开辟了途径。
（2）考试制度日趋完备。科举即分科举士，按科目性质又可分文举、武举。文举又有制科和常科之分。制科是皇帝临时设置考取名士的科目。常科是定期分科取士的制度。常科科目繁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童子等科。各科考试方法和内容各异。考生来源也趋正规，属京师或州县学馆的士子叫“生徒”；经地方考试及格的称“乡贡”。考试程序，唐代有州试和省试，宋代增加殿试，明代以后又有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殿试三年一考，由皇帝亲自裁定名次，定一甲一、二、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
（3）以文化知识为主要录取标准。科举考试科目不同，内容各异，但考诗赋、经义、策问、算学、法律等，都以文化知识为主。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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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劝说
三国时期，魏明帝最疼爱的一个女儿死了。魏明帝十分悲痛，决定厚葬她，并且表示自己要亲自去送丧。
这时，大臣杨阜对明帝说：“过去，先皇和太后去世时，你都没有去送丧，现在女儿死了却去送丧，这与礼法不合。”杨阜说得有道理，但他却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
当时魏明帝正处在悲痛之时，所以，他不仅没有理会杨阜的意见，还把他赶出了朝堂。杨阜落得这样的下场，完全是因为他说话不看时机所造成的。
哀帝改号
汉哀帝刘欣是汉成帝的养子，二十岁即位做了皇帝，定年号为建平。自做皇帝以后，哀帝经常生病。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哀帝的母亲了太后得病去世。
担任“黄门待诏”的顾问官夏贺良向汉哀帝上奏 说：“汉朝的历法已经衰落，应当重新接受天命。成帝当时没有顺应天命，所以没有亲生儿子。现在，皇上您生病的时间已很长了，天下 又多次发生各种变异，这些都是上天的警告。皇上只有马上改变年号，才可以延年益寿，生养皇子，平息灾祸。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而 不照着做，各种灾祸都会发生，人民就要遭受灾难。”
哀帝听了夏贺良的这番话，也盼自己身体健康，就在建平二年六月甲子，即了太后死后的第四天，发布诏书，大赦天下，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把计时的漏上的刻度从一百度改为一百二十度。
改变年号以后，哀帝还是照样生病。夏贺良等人想趁机干预朝政，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哀帝也因夏贺良的话没有应验，派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作了调查，知道他们实际上暗藏阴谋，于是这次改号不到两个月就结束了。夏贺良等人因妖言惑众，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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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婉言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