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同姓贵族后世子孙的不断繁衍，居住地区也日益分散，同姓的氏族便出现了不同的分支，于是每个分支又各有称号作标志，这个分支的称号就是“氏”。如，姬是周代祖先的姓，后来姬姓下面又分为孟氏、季氏、孙氏、游氏等。
这个“氏”用于“别贵贱”。
贵者，有氏有名。
贱者，有名无氏。
因为贵贱之势变幻无定，所以，“氏”是可变的，而且变化很大。如春秋时楚国的伍子胥，原来以“伍”为氏，但他在吴国被杀之后，他的儿子逃到了齐国，由贵到贱，改为“王孙”氏了。
氏因变化频繁，其来源也就复杂了。
以官名为氏：史、司马、司空、司徒……
以先人别号为氏：唐、夏、殷……
以封地为氏：庄、武、穆、宣……
以居住地名为氏：郭、池……
以从事职业为氏：陶、屠、巫、卜……
这许许多多的“氏”，发展到后来，实际上也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姓”了。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者居多。以商鞅为例，曾称其为“公孙鞅”、“卫鞅”、“商鞅”。
“公孙鞅”：因其祖有公爵，以“公孙”为氏。
“卫鞅”：他原为卫国人，入秦之后以国名为氏。
“商鞅”：他因助秦孝公变法，被封于商邑，又以商为氏。
周代女子多称姓，不称氏。以晋公子重耳娶的三个妻子为例：
娶齐女，称“姜”；娶秦女，称“怀嬴”；娶狄女，称“季隗”。这里的“姜”、“嬴”、“隗”都是姓。之所以不称氏，是因“同姓不通婚”。男子的姓不辨自明，而娶妇必辨其姓。
到了汉代，姓氏逐渐合一，任何人都可以有姓，姓也就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
古代不论按分封、按宗法、按贵贱，有姓的人，都有名，有氏的人，也有名。而普通平民是“有名无姓”的。例如，称秦的“庖丁”、“鲁班”、“优孟”等人都是平民百姓，因此，他们只有名。如：
“庖丁”，“庖”是他的职业，厨师；名“丁”，即“叫做‘丁’的厨师”。
“鲁班”，“鲁”是所在国名，名“班”，即“名为‘班’的鲁国人”。
“优孟”，“优”是演员，“孟”是名字，即“名为孟的演员”。
除姓名之外，古人还常常有“字”和“号”。先秦时期，名与字连着称呼时，通常是先称字，后称名。
如孔子的父亲，人称叔梁纥，其实他既不姓叔，也不姓梁。他确实姓孔，名纥、字叔梁。
此外，名与字在称呼时，还能体现出尊卑、长幼的区别。“称人以字，自称以名”是谦称的规范。即，称长者、尊者只能称字，不能称名；称卑者、幼者或自称可称名。
中国历史上，取名还有一个特例：元朝规定，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
这样一来，许多平民，特别是穷苦百姓只好以数字作为自己存在的符号了。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他就取名为“重八”，其父为“五四”；名将汤和的曾祖叫“五一”，祖父叫“方一”，父亲叫“七一”。
在名字上的等级何其森严！
然而，当元朝衰败，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的时候，那些成千上万没有名字的“无名氏”，则成了元朝统治者的掘墓人！
中国人的姓名，变迁到今天的样子，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四千年前的“青铜大树”
四川广汉三星堆因1986年一次大的考古发掘，而名声大振。那沉睡了将近4000 多年的青铜人像、那双目凸出的青铜面具、那高耸的青铜大树，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奇特的造型是前所未见的，是谁铸造了这些形状诡异的铜像？这样繁荣一时的文化为什么会昙花一现，突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呢？
如果您有机会站在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面前，相信您的惊讶程度绝不亚于一位专业知识十分丰富的考古学家。你看那立人像高1.72米，身着燕尾式的长袍，头戴花形高冠，上面有各种复杂的装饰纹样。人像浓眉大眼，宽嘴方脸，长颈大耳，双手持物端于胸前，赤脚，十分端正地站在兽头形方座上。你再看那些青铜面具，更是非常独特，最大的凸目面具，其柱状瞳孔外凸竟然达到了16.5厘米，其直径也有13.5厘米。无论是青铜人像，还是青铜面具，都突出地表现了人体器官中最为重要的器官——眼睛或者瞳孔。这可能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专家推测，4000多年以前的三星堆居民，可能十分崇拜眼睛，认为它是洞察万物和明辨是非忠奸的主要器官，它是征服自然的主要动力，也是人类智慧的象征。三星堆居民把他们最为崇拜的祖先拟人化为眼睛或瞳孔。
那高达4米的青铜大树，更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那对对天长鸣的大鸟、那似可随风飘荡的仙果，那盘旋而下的巨龙……都寓意着什么呢？这么巨大的神树是用来干什么的？目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人认为这是一棵神树，是人们用来通天达地、实现人神交往的载体，参加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巫师和首领们，正是通过这种神树领会神灵的旨意的。
神树上的飞鸟，可能是三星堆居民信奉的主要图腾，同时还是氏族部落的标志。还有人认为这是一棵财树，汉代前后，四川居民迷信摇钱树，认为它是财富的来源，是财神。在汉代许多古墓葬和遗址中，经常出土象征财富的神树。三星堆神树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摇钱树。
手握权杖，一幅威严无比的样子，这是西方国家国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而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三星堆遗址中竟也出土了这样一件王仗：这个王杖通长142厘米，以木为骨，外用纯金皮卷制。金杖上刻有两个头戴高冠的人像和四组鱼鸟图案。每组鱼鸟图案各有一鱼二鸟，以一根带羽翎的箭杆串在一起。这可能是图腾或族徽的标志。而与三星堆文化同时代的商周文明和以后各个朝代中，帝王都是用身穿的衣服和头戴的冠帽来表示自己的身份，从来就没有形成权杖的意识。
对单个器物的争议还是一个小问题，更大的迷惑还在于这么奇特的文化，到底是谁创造的呢？目前概括起来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蚕丛国家说、鱼凫国家说和外来文明说。
持“蚕丛国家说”的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凡是创造文明的国家，在浩瀚的史书上多多少少都有文字记载。四川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阻隔，战国以前很少与中原交往，但在中国古籍中，仍对这一地区的国家有相当篇幅的著录。根据这些文献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川西平原地区古称为蜀。远古时期就建立了国家，国王称为“蚕丛氏”，他的面目特征是“纵目”。有的学者认为，纵目就是瞳孔外突，这恰与我们上面介绍的青铜立像和青铜面具的形象相吻合。因此，三星堆文化，即蚕丛氏国家所创造的文化，目前坚持这一说法的人居多。
“鱼凫国家说”同样也是根据文献的记载，即《华阳国志》。在这部书中称川西平原古代确实有个名为蜀的国家，而它的国王不是蚕丛，而是鱼凫，因而这个国家又被称为鱼凫氏王国。鱼凫氏王国以广汉为都城，疆域非常广大，国势强盛，商业贸易非常繁荣，曾经是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鱼凫氏王国的活动区域，正好是三星堆文化分布的地区，因而三星堆文化是鱼凫氏王国所创造的文化，这些遗物也是王国的巫师、各部落首领和一般祭祀者生活形象的反映。
最新颖的观点要属这个“外来文明说”，因为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和玉器，并非当地传统文化中的文物，也并非中国北方或南方古代民族中比较传统的文物，更非四周相邻的古代部族中传统的文物。
因为中原的夏商周居民，从来没有为偶像造像崇拜的习俗，而三星堆的这些青铜造像和大型面具等，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更有学者认为，在与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遗物的比较中，也没有发现与三星堆文化相近似的文明，而且那复杂的铸造工艺，奇特的器物造型，根本不符合地球人的思维。所以，三星堆文化极有可能不是地球文化，而是外来文化，是由外星人根据自己的形象和思维创造的文化。
三星堆的创造者是未解之谜，而三星堆的消失更令人匪夷所思。
三星堆文化，在川西平原地区繁荣了大约500年，突然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和中美洲地区的玛雅文明和复活节岛上的雕塑文明一样，他们的消失速度之快，规模之大，简直是神秘莫测。约自公元前1000年起，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因素——青铜造像的传统、纵目的习俗、青铜面具的习俗、象征权力的金杖习俗等等，不仅在三星堆一带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四川境内和四周相邻的地区稍晚的遗址中也没有任何遗留的痕迹。这种灿烂的文化为何突然消失？创造这些文化的居民为何匆匆离开？他们为何在新的地区不再保持自己民族特有的传统习俗？还是外星人把这种文明彻底地带走了？
众多的谜团始终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也激励着他们去努力、去探索。
儒学变迁
著名学者周予同先生在谈到孔子及历史上对孔子思想的改造时说：“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出现。……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难道真如周先生所说，有真假孔子两个人吗？
孔子是中国儒学之宗，生活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春秋末年，作为一个没落贵族出身的思想家，他对社会大变动的态度是矛盾的：
既想维护和挽救行将就木的旧制度，又想对旧制度进行“损益”，使之与社会潮流相吻合。因此，他的政治主张，不仅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对，也为奴隶主贵族不容，这就决定了孔子的一生只能是郁郁而不得志。
孔子三岁丧父，“贫且贱”，“多能鄙事”，以儒为业，20岁后，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吏）、“乘田”（管理畜牧的小吏），30岁开始创办平民教育，收徒讲学，后从政。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后带领学生周游齐、卫、陈、蔡、宋、楚等国，历时17年，因政见未被采用而返鲁。此后，专事文化教育和古籍整理，直至终老。可见，孔子的一生在政坛上是比较平庸的，不是什么显赫人物。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伦理思想，为统治者维护宗法制度以及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武器。他首创私学，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有七十多人。在教学方法中他形成了一套“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教学方法。他搜集周、鲁、宋、杞等故国的文献资料，整理编次成《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育学生的课本；他创立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学派儒家。这些使他在当时就成为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太宰赞叹说：“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则称颂：“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颜渊赞叹孔子的学问和道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当然，在社会上，孔子当时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既有上述种种赞誉，也有长沮、桀溺、接舆等把他视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固派，郑人骂他“累累若丧家之犬”，宋国司马桓魋甚至要杀掉他。这些，就是活着的真孔子的情况：他下野，失业，为权臣轻蔑，为野人嘲弄，为暴民包围，饿扁了肚子，总之是颇吃了一番苦头的。
真的孔子死后，他的“忠君尊王”的思想，为权势者或想当权的人们所青睐，他们用种种白粉给他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第一个化妆师是孟子，他称“孔子，圣之时者也”，宣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将孔子的“仁”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把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发展为“性善说”；把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改造和发展为“制民之产”，使小民有“恒产”，主张实行井田制。这些改造与发展，使孔子思想开始适应封建生产关系的需要，针对当时思想领域“不归杨，则归墨”的形势，他大声疾呼：“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以“拒杨墨”为己任，痛斥杨朱、墨翟之说为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通过这场论战，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地位开始突出出来，并为孟子日后成为“亚圣”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迫切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与之相适应。为此，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独尊儒术”的旗号下，董仲舒全面改造孔子的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兼容各派学说的体系。他把孔子、孟子的“仁”和“仁政”思想改造成为“谴告说”，企图用“天”来体现民意和限制君权。他把谴告说的发明权授给孔子，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性，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他向右发展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思想，并把君主与“天”凑合在一起，提出了“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企图借助于天意，使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永恒化。通过这番改造，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儒家经籍由“圣经”变成“天书”，改造者董仲舒也取得了“汉代孔子”的桂冠。
对于孔子及其思想的第二次大改造，是在宋代。为了适应巩固统治的需要，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在儒、佛、道融合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建立了新儒学——理学，他们宣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把孔子打扮成救世主，不仅大大加强了孔子的绝对权威地位，而且使整个儒家思想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把儒家思想思辨哲理化，又从右的方面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说，把物质生活与道德修养对立起来，并与佛教的禁欲主义相结合，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把封建纲常奉为绝对不能侵犯的“天理”，把人民起码的物质欲望斥为万恶的“人欲”，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程颐认为寡妇改嫁是失节，叫嚷“饿死事极小，关节事极大”。同时，他们又把儒家典籍进一步经典化，朱熹把《论语》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编成《四书》，并用毕生精力作了《四书章句集注》。宋以后，此书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成为“天下之人，重而习之”，“不容于辩论”的经典，甚至“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通过这次改造，孔子和儒家思想才真正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而朱熹也因此而被抬到了孔子之后第一人的高度，出现了“非朱子之传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局面。经过程朱改造了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在此之后统治中国思想界达六七百年之久。
孔子及儒家思想经后世的儒家学者的改造，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所尊崇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孔子和儒家思想了，真的孔子和儒家思想早已死去，后世只不过举着他的旗帜，喊着他的口号。
中国历史上的太监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太监作为君主专制统治的标志性产物，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那么，太监是中国历史上所独有的吗？是何时产生的呢？太监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