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的妙趣之一，是它总能以种种稀奇古怪的方式给你带来神秘体验，让你惊讶精神活动之委曲，感叹心灵世界之诡谲。我喜欢神秘。
二○○○年夏天，我电脑出现过一次毁灭性“崩盘”，抹去了那之前我写在电脑里的全部文字。懒惰的我没任何备份。当时，我写了一篇万字长文，哀悼我电脑里的二三十个小说开头，思考我写作中遇到和想到的种种问题。那篇文章叫《消失的小说》，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停工待料的原因很多，但我敢肯定，绝不是我对文革故事丧失了兴趣。不，在我的写作历史上，以后，若由于才力不逮，我只给自己一次把小说写成批判稿或控诉书的机会，我所选择的内容，也不会是直接危及到人的／我的当下生存的任何事情，而只能是貌似远去的文化革命。
引发我这番意气之辞的，是一部叫《安乐窝九号》的长篇开头，有三万余字，它将讲的，是一幢陈旧破败的住宅楼里各色人等的文革故事。它起笔于毛泽东发动文革三十周年。我以为它在我的写作史上已成死胎，因为从它的雏形看，它的确有批判稿与控诉书之嫌。我的艺术道德不允许我拿批判稿控诉书滥竽充数。但写作的神秘性在此彰显，我自己都没想到，数年之后，它竟能长成个近三十万字的壮年男子，名字也变成了《我哥刁北年表》。
我这样说，不是要表明“安乐窝”和“我哥刁北”是同一篇小说。我很清楚，即使“安乐窝”最终被我搭好建成，它与“我哥刁北”也非同类，从故事设计到结构方式，从出场人物到情节安排，从叙述语调到风貌旨趣，它们不会有半点相同。那我为什么要把它们中的前者看成后者的胚胎，又把后者看成前者的果实呢？
容我慢慢道来。
《安乐窝九号》也不是开始就叫这个名字，在它只是一片空无时，在它只有几百几千字时，在它超过了一万字两万字时，它也叫过《节日》和《饕餮》，如果它没夭折于三万字，而是径直长成了三十万字，我不知道它还会不会叫别的名字。叫什么也许并不重要。但命名从来都是仪式，而仪式，正是神秘的因或者果。是这时，发生了电脑“崩盘”事件，“安乐窝”随即化为废墟，“这一条”通往神秘的写作之路仿佛断了。它没断。我说过，我电脑里和“安乐窝”一道化为废墟的，有二三十个小说开头，时间一久，在我记忆里风化湮灭，成了它们唯一的命运。这很正常，时间是死亡的秘密恋人。可再谨慎的私情也能导致怀孕，而拒绝婚生，恰恰是许多艺术品的光荣所在。“安乐窝”成了奇迹的幼芽，它没像它的同伴那样成为“消失的小说”。是的，它实在的生命确已消失，但死亡与时间这对喜欢恶作剧的父母，却把它作为一粒虚有的种子留了下来，诱惑般地，向我展示和开启它的顽强。其实我看不清它，就像看不清阳光如何驱除黑暗，微风怎样拂过面颊，但阳光的明亮与微风的凉爽，我又确实能感受到。套用瓦尔特·本雅明那个著名的比喻就是，“安乐窝”在我心中展开的方式，不是由一只纸船展开为一张白纸，而是由一株花苞展开即绽开为一朵鲜花。它不作为具体的构想存在于我头脑中，而是作为飘忽的幻影、模糊的意念、无形状的呈示与不确定的发现，存在于我的感觉之中。感觉是我生命的养分，尊重它是我的不二选择。就这样，“安乐窝”这颗时间与死亡私孕的种子，借我之腹发育了起来，渐渐地，我终于能看清它了，看到它正由一只青蚕变成飞蛾，正由一幢陈旧破败的建筑变成一个命途多舛的壮年男子。二○○四年初，我再度开始分娩它，并以《我为我哥写悼词》对他重新命名。大约又是写出三万字后，我腹中另一粒虚有的种子，忽然破空而来，这个叫“SBS”的家伙，像个霸道的小弟弟那样插队加塞，要抢在“我哥刁北”前出生面世。“我哥刁北”大人大量，安静地看着小弟弟茁壮成长，直到二○○六年金秋时节，我的《代号SBS》定稿之后，它才悄然踏上成熟之旅。我愿意多说一句的是，在它十七个月的分娩旅程中，它还接受过我为它举行的另两次命名典礼：一次叫《死前史》，一次叫《亡》。
在《我哥刁北年表》里，主人公刁北是个书生，喜欢格言警句。如果由他总结他自一九九六至二○○八的漫长旅行，他也许要说：写作的确是神秘之事，但写作不为制造神秘，而是为了戳穿神秘。
最后我想引维克多·雨果写死亡的两行诗结束此文，我认为它与“我哥刁北”有些互证的关系。它与我这篇短文也有关吗？我希望有。
严峻的收割者，手执着大镰刀前进
一步接一步，沉思着走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