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常听姥姥这样感慨：人是地里仙。
人是地里仙，大概很有点《封神演义》中土行孙那种遁地术的意思：快，迅捷，来去只在倏忽之间，既有对时空的敬畏，又不乏人的主体精神。那时候，我爸常去北京听党中央瞬息万变的各种声音，我舅常去东京向日本人推销他们统治东北时就垂涎三尺的镁矿石，每当我爸从北京回沈阳我舅从东京回大连路经沈阳时，我姥姥都会这么感慨。
后来，我长大成人了，也常出门。特别奇妙的是，只要我独自旅行，只要那旅行中有机会让我看着车窗外胡思乱想，即使去铁岭（距沈阳车程仅一小时），我也能情不自禁地想到姥姥的那句感慨，若胡思乱想的时间充裕，我还能想到姥姥那样感慨时的音调口吻，表情神态：她努力做出淡然甚至不屑的样子，显得见怪不怪；可她的淡然与不屑，却无法掩饰她对一件很容易让人习焉不察的平凡事物所包含的不平凡因子的陶醉与痴迷。我不知道，我时常喜欢四处走走，不能忍受长时间地待在沈阳，是否与姥姥早年那频繁的感慨有些关系，与我从小就渴望成为“地里仙”有些关系。
除了读大学那四年，我的居住地一直是沈阳。与我去过的其他城市比，沈阳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我与它的关系，就像大部分人的夫妻关系，习惯了，适应了，既自然而然又无可奈何地彼此接受了，那就夫妻下去吧。但我又不能安安生生地在沈阳待的时间太长，当然待长了也没什么，死不了人；可待长了，比如超过了一个季度四五个月，我就闹心，就烦躁，就茫然无措，就六神无主，就什么东西也写不下去，就如同性欲了或烟瘾了。这时候，没能力没条件的话，不用远，只跑铁岭住三五天，我的欲与瘾也能得到平复，欲消瘾退了，我也就可以重回沈阳写小说了。
我的这种欲与瘾，我把它称为离开的需要，它源于我对那种离开的状态的想象性热爱。离开是个动词，但有时我把它当形容词理解。表面看，它创造的是一段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距离，可在我这里，它参与的，更是一项既有主观需求又有客观契机的里应外合的精神调适活动，而这一活动对我来说，就如同大雁需要迁徙长虫需要蜕皮那么重要。离开，当然是对家的离开，但矫情一下升华一句，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对僵化、刻板、熟腻、一成不变、按部就班、死气沉沉的拒绝和反抗。这里的悖论在于，我喜欢变动不居天马行空，喜欢自由自在没收没管，喜欢离开；可如果我没有家了，没有固定的居住地了，甚至没有因长时间耗在一地而产生的渴望离开的欲与瘾了，我便无从享受那种离开的快乐。也就是说，一旦没有了离开的对象，我的拒绝与反抗就不能成立。
去哪都是离开，去铁岭都算嘛；可从我的心理感受上说，真正的离开，其实是要过了山海关才作数的。从中国的地域特点与人文习俗上看，黑吉辽三省虽然面积不小，可在人们眼里，却是不分彼此的浑然整体，这三个省份，一向被人统称为“东北”——我不知这是否与它们同样经历了“满洲国”的历史有关。作为东北人，在我这里，与作为沈阳人的概念是一样的，这样，尽管长春哈尔滨比铁岭都远，甚至远上不少，但去那些地方，我的“离开”只等于实现了一半——离开沈阳了，可没离开东北，几乎相当于还在家里。但如果往与铁岭长春哈尔滨相反的方向走，往山海关那个方向走，情形就会大不一样，对我这个偏于一隅的东北人来说，山海关那边就是南方！
是的，在我这里，南方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方位概念，东北以南皆为南方。而我那周期性的离开，去“南方”已足够让我有脱缰之感，若去的是真南方，地理意义上的南方，那些“南方”以南的地方，我简直就如同去了天边，或者套一个尤金·奥尼尔创造的概念，就如同去了“天边外”了，我所感受到的，是插上翅膀的自由飞翔。
我也知道，把去南方，即使去三亚的天涯海角那样的南方，就当成天边外的自由飞翔，也不免有点小题大做。现在这年月，别说杨立伟那几个真去过天边外的宇航员，就是那些没资格搭乘“神五”“神六”的普通百姓，去过各洲各洋那些相当于天边外的地方的人也不在少数，我这么不知遮掩地把一副没吃过肥猪肉也没见过肥猪跑的土鳖嘴脸亮出来示众，容易让人笑掉大牙。但没办法，我得诚实，不知道真天边外和准天边外啥样就是不知道。其实我三亚也没去过，使出吃奶的劲，我的脚也只踩到过中国境内的北回归线，所以，我那简陋而局促的天边外，只配悬挂在山海关至珠三角那样一个泥粘土连的宽度里。
但我从不为我井底之蛙般地把山海关至珠三角那样一个“南方”憧憬成天边外而感到羞愧，也不为自己都活进二十一世纪了，还没见识过真天边外或准天边外的世面而觉得自卑。其实，不写这篇文章我都没想那些。中国那么大，大得惊心动魄，大得匪夷所思，只要一路向南，在国境之内就有我所认同的天边外供我徜徉，这足够我享受离开和地里仙的双重快乐了，我挺坦然。自然了，我坦然倒不在于我始终是阿Q的学生，是相对主义者，没本事跟人家杨立伟比，只敢腆着脸在我已故姥姥跟前长能耐——她一辈子最远去过大连。我坦然的原因在于，在我这里，天边外从来不是物质化的实在，而是精神性的虚有，它对具体区域的确认，必须有我抽象意念的指令才能完成，所以，南洋南非南极也好，南京南昌南宁也罢，甚至我愿意的话，南市南塔南湖（皆为沈阳城内南部地名，而我住在沈阳城北）也行，它们都可以成为我的天边外，当然，也完全可以什么都不是。
从我本心讲，既然天边外只存在于想象中感觉里，那去了天边外与哪也没去，并没什么本质区别。这我不是自欺欺人，我自己比较了解自己。我一向对去“哪”没有计较，我喜欢的，仅仅是“去”。我说过，我出门，不为呼应外部的吸引，只为顺应内心的骚动，我追求的只是“离开”。可有“去”才有“离开”呀，既然我只为“离开”而“去”，那“去”“哪”当然就不重要了。我从来没有往大树或墙垛上刻写“到此一游”的习惯嗜好，倒不是我讲文明守公德，而是我自小缺少名士意识，觉得游了哪与没游哪全无所谓，这样，念小学时就背熟了要领的“游记体”作文法，一直缺少实际演练，结果，在如今这个人人都是地里仙的时代，几乎所有国人都成了为地球村签字留言的名流雅士，别说中国的名山大川，连欧美日的赌场妓院都成他们刻字的大树墙垛了，唯独我这个吃写作饭的，却思滞笔涩，失语忘言，始终交不出“游记体”答卷。可没办法，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连续性，人的精神成长轨迹更是一步一个脚窝，而不可能过分偏离他童年经验中好恶观念与抑扬趣味的引领左右。小时候看什么都新鲜时对“到此一游”都没热情，老大不小了，吞了K粉摇头丸也很难兴奋的我，怎么还会把游没游过“此”或到没到过“彼”当回事呢。
可既然如此，我这边又大惊小怪地把去趟福州广州就当成去过天边外了，连苏州杭州都算，连郑州兰州都算，恨不得把北京边上的通州也捎上，还把这种人人做得到的“州游”夸张成“飞翔”，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
这我需要解释一下。我说过，我是个某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者，而相对主义的自慰手段之一，就是凡事都能为自己找到个“度”。我喜欢离开这是个前提，去北京去上海都属于离开也没争议，那为什么去上海我能更兴奋呢？道理很简单，上海与沈阳距离更远，生活习俗也差异更大，到那里，我会觉得更新鲜些，那种身处天边外的感觉能更强烈。可我这样一解释，也许有人要追问了：那悉尼离沈阳比上海更远，生活习俗也差异更大，为什么从你的表述中，听不出悉尼也是天边外的意思呢。是这样的。单从距离和生活习俗上看的确如此，可相对主义的度，在这里就发生了作用。就现在已知的情形我分析自己，若去悉尼，不可能是工作，或探亲访友，即不可能是进行与我的日常生活交融为一体的个性化旅行，而只能是独立于我日常生活之外的程式化旅游。可我这人，喜欢的是日常生活的通俗自然，其间少有刻意的穿插，而旅游，在我看来太刻意了，它容易成为我那个圆融整饬的日常生活中的不和谐部分。出门玩乐不同于政治学习，率性而为才叫和谐。为说明问题，我想顺手举两个例子，它们恰好都与成都有关那只是巧合。
多年以前，我二十多岁，在成都玩时，满街的旅游招贴蛊惑了我，我随一群陌生人上了峨眉山。汽车把我们送到山腰，众人被安顿在一家小店休息，为次晨登山看日出逗猴子积蓄力量。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忽觉自己非常荒唐。我喜欢睡懒觉，一直对早上的太阳耿耿于怀，我害怕动物，除了人，能喘气的肉身我都厌烦；可现在，我却搭着时间金钱，要起早看什么峨眉日出，看那个每天都照耀我的明亮天体，还要与一群猴子为伴，如果它袭击我，我不仅无权怒气冲冲还得傻瓜一样欢天喜地，这太滑稽也太窝囊啦！于是，第二天天色依然漆黑时，别人爬山，我逆流而下，搭车回到了雨后的成都，坐到马路牙子上，看那些水灵灵的四川妹子——啊，这让我身心自如了许多。多年以后，一两年前，我又攒足了一笔盘缠，正琢磨着应该往哪花时，成都的朋友来了电话，说他刚买个挺大的房子，邀我有空过去看看。房子大了住就方便，我出门旅行，由于经济原因，哪里有张免费的床铺，哪里就容易成为我的目的地终点站。这样，我便去成都待了两周，住人民南路，最远去过火车站，所有时间都用于在朋友家聊天睡觉看闲书，间或去河边的露天茶社喝茶，或在街头品尝花样翻新的成都小吃。朋友问我想去哪个风景区走走看看，我说，最对我心思的，就是站在你家窗口这个风景区看楼下的车来人往。
基于以上理由，尽管我知道这地球上有无数针对沈阳更天边外的地方，可我的天边外，估计只能伸展到我至今尚未去过的三亚，而悉尼，即使哪个旅游团带我去瞻仰它了，它也仍是悉尼而不是别的。当然，我并非成心把旅游和旅行对立起来，我也愿意让连裆裤把这两者套在一起。可对我来说，“游”如同守家在地的早九晚五，没什么意思，只有“行”，才能把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确定的感觉、如梦似幻的状态、不着边际的瞎琢磨和游手好闲的无厘头，一股脑地赏赐给我。
铁岭也可以赏赐我这些，可为什么我总觉得去南方受封领赏才更开心呢？这倒没什么难理解的，既然出门，就该远走，就好比，既然当兵，就该努力去当将军。毕竟越是南方，越是真正的“南方”以南，才越能让我感受到与东北的不同。倒不在于那些人杰地灵的历史掌故，也不在于那些山光水色的仙界胜境，更不在于那些改革前沿的经验教训，对那些东西，我不是很懂，也兴趣不大；对于我，光是我看得明白的那些物事，那些衣食住行的特殊之处，那些风气习俗的奇异之点，以及由那特殊与奇异哺育的人性，就足以带给我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惊喜满足了。是的，天下的日常生活都殊途同归，都异曲同工，人性来之日常，日常塑造人性，从这个角度说，对什么都不必少见多怪；可在我看来，日常生活虽然简单，却从来不只是低档次功利性的活命手段，那抵达同归同工的殊途与异曲，其实很复杂，是个高级的审美过程。不过，我最想说的，还不是这些，至少主要不是这些。多年以来，南方能够吸引我的，更表现为只针对我个人才有意义的两个方面：一是路途遥远，一是语言不通。
可能又有人要诘难我了，或许还会再举悉尼的例子。是啊，悉尼路更远，语言更不通，但为什么它就不能充任我的天边外呢？或者退一步讲，举中国的例子，西藏青海新疆，也都远，也都有让我听去不知所云的藏语维语哈萨克语，可为什么我对更“像”天边外的藏青新忽略不计呢。
这问题的确提得很好，要解说清楚，得写篇长文，尤其针对藏青新，我不好像敷衍悉尼那么轻易打发。但在这里，我只想三言五语说个大概，理由我就不细说了，权当我不愿意破坏命题作文的章法规矩。我说过，我对日常生活更感兴趣，所以，路途遥远与语言不通，只有站立在日常生活这个大底座上，才能对我发生作用，否则就像凌空蹈虚，就像对我而言的旅游之于旅行，只有观赏意义而无参与意义。我当然知道，全中国哪也没有藏青新更“像”天边外，甚至就称它们为天边外也不过分，但由于它们与生俱有的那种异国情调性，在我眼里，我总觉得它们与悉尼更属于同一系谱，而无法让我把它们想象成一个世俗化的、伸手可及的、可以让我嬉戏其间的天边外。打个比方吧，舞台上的明星肯定更千娇百媚，但与之相比，那个同我调情逗笑的街坊少妇，却更能打通我的感官。
好了，现在，我可以来到我路途遥远并且语言不通的广袤南方了。
我前边说了，路途遥远与语言不通，需要站在日常生活这个大底座上，才能对我发生作用，那么，我怎样理解日常生活呢？其实我指的日常生活，并非恋爱结婚穿衣吃饭那种人类本能的一致需求，而是在结缔效应下，那种社会情态与文化心理的貌合神离或形散神不散。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再不同，树叶也是树叶而不是烧饼。比如，一方菜肴口味适应一方人，但差异再大，东北吃饭使筷子南方也不上桌就分刀叉；再比如，各地的婚丧讲究千差万别，但讲究再不一样，东北把婚丧仪式看作发财良机南方也没逢婚遇丧时偏偏散金放银；还比如，东北人喜欢赵本山的小品而南方人对此热情不高，可这并不影响东北南方都过春节并且把喝酒耍钱看电视作为最有群众性的假日文化三部曲……总之吧，结缔效应下的日常生活，能在一个上挂下连的亲和前提下凸显东北与南方的差异，而观察揣摩这种似是而非的和而不同，最令我愉悦最给我刺激。我一向觉得，拿鸭子比较大象没什么意思，让猫和老虎同场竞技才耐人寻味——它们同属于一个科里的主任科员嘛。
离开东北，去往南方这个天边外，在行进途中，我愿意长久地望向车窗外边（即使不从经济上考虑，我也喜欢针对飞机而言火车那种相对的缓慢），望着车外的景物一点一点地向后退去，感受着脚下的泥土一寸一寸地被我踏过，我常常会莫名地激动，有一种占了大便宜的剧烈快感。人是地里仙！不论我已经出过多少次门，还是每回都要为我能目睹到我那离开的过程如此神奇如此神秘感到诧异。当然，对于火车的运动，慈禧可以感到神奇神秘，我不应该；可没办法，在我这里，火车那种不露痕迹的神奇神秘，好像比“挑战者号”或“哥伦比亚号”那种炫耀张扬的神奇神秘更为迷人。也许质朴的力量更强大吧。是的，离开是我的全部目的，本来能有铁岭那么远的离开我就满意；可中国的地域如此辽阔，能满足我离开愿望的地方那样众多，路途虽远，却去哪都不用办护照换钞票，方言虽杂，却哪一种都属于汉语这口大饭锅里的八宝粥，而我，尽可以在不断延长我感觉上的神奇神秘时，多跨几座山，多涉几条河，去万水千山的另一侧，去天边外的“南方”以南，与和我多有雷同但又迥然有别的人交流沟通，往来厮混，这样的情形，在我就是无以替代的莫大消遣，我怎能吝啬为它而喜出望外乐不可支呢……
离开东北，去往南方这个天边外，在落脚地，除了窝在住处看书或与当地朋友聊天，我多半会像个逛市场的家庭主妇或蹲街边的退休职工那样，自得其乐地将自己置身于南方的曝晒下或潮湿中或温润里，在长街短巷间东游西逛，在商厦店铺旁东张西望。我的游逛没有目的，我的张望没有目标，无目的没目标的懒散与松弛，再加上耳畔那连绵不绝的当地土话的冲撞揉抚，能让我最大限度地接受到南方气息的渗透、灌注、氤氲，由是，在那稀奇古怪的吐字发声的催眠下，我会被一种既清醒又迷惑，既孤独又放任，既茫然无着又无忧无虑，既不知所衷又脚踏实地的感觉搅拌起来融化开去。语言是最基本的交际工具，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信息，又同样用汉语进行表达，居然就可以托付给那么多的字与词、语与句、音与调，这难道不是造化的杰作吗？想想吧，我和他们，那些南方的同胞，多半同源同脉同宗同祖，又有着毫无二致的意识形态背景与思想文化资源；可不可思议的是，从我们彼此认同的最初一刻，就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在阻隔着我们，而且它像坍塌了的通天塔一样既可以逾越又难以逾越。我实在参不透又实在想参透，那表面上的混沌无序与感觉中的暧昧不明，到底藏匿了怎样的寓意与含义呢……
显然，离开东北，在南方这个天边外，能更多享受到“飞翔”自由的不是我身体而是我心灵，是我那推己及人由此及彼的无羁想象。
但我必须承认，离开东北，在南方这个天边外，不论我玩得怎么尽兴，想得怎么畅快，我心里边翻腾最多的，也还是我的家乡东北，我的居住地沈阳。越是在与东北风物反差大的地方，我的家乡故土在我的意识中就浮现得越鲜明透亮，每每如此，从无例外。是我这人容易想家恋栈吗，一离开老婆孩子热炕头就心神不宁，就魂不附体？我知道不是这样，因为我想的恋的，从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或具体的居所，甚至用想和恋形容我心态都不准确，但以前，我没操心过我何以这样。现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似乎恍然有所省悟：原来，我心中的那种翻腾，其实是一种纠缠，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一种对我渴望离弃而又无法离弃也不可能离弃的一方水土及建基在那方水土之上的习俗生态的爱之纠缠。正是经由这样的爱之纠缠，我方明白，那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是深埋在泥土里的永生的根，不论我们把它栽到哪里，它结的都是同一种果实；而我们对它的背弃与反叛，只能是叶，尽管足够妩媚妖娆，但经过周而复始的生长和凋零，它必然要平静而心甘情愿地化作腐殖质，为根提供新的滋养。同样，那诱人的天边外，不论远及星辰还是近在脚下，也只能是我们想象和感觉中的参照坐标，而不是可以任我们抢夺占据的高地要塞；我敢说，当我把给了我那么多神奇与神秘启示的南方视为天边外时，身处那天边外的许多人，也正把悉尼，把欧美日，把藏青新，甚至把东北，把沈阳，视作了他们的天边外。
南非有个作家叫纳丁·戈迪默，她说过的一段话我一直喜欢回味，就像回味我姥姥那句“人是地里仙”的感慨：“生活、见解，都不是作品，因为只有在远远站立与涉足其中之间的张力中，想象力才改造二者。”戈迪默说的是艺术，是小说，可联想到她的身份特点——一个黑人世界里的白人，一个属于白人统治者阶层却能从黑人被统治者角度思考人性的小说家，我以为，她的话中，“远远站立与涉足其中之间的张力”那一句，说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生存的形态，生活的方式。一个人，无力“远远站立”便是笼中鸟，监中兽，而不敢“涉足其中”则是迷途的羔羊断线的风筝。当然，“远远站立”并不意味着冷漠麻木，“涉足其中”也不一定就要狼狈为奸，因为在它们之间，还有“张力”牵拉着我们，而那“张力”，便是我们打开笼门监舍的钥匙，是归家的路标与扯不断的红丝线，是帮助我们的骚动本能得以正常呼吸的理性之风，是质疑、批判、抗争、颠覆、改变、创造，是理解、包容、爱……
文章最后，我想转述一则别人的轶事。在法国，十九世纪末，纪德的大师文凭还没混到手呢，他只是马拉美身边的伶俐学徒；而那会，对纪德他们来说，马拉美早是艺术与道德的双料大师了。当时，为回敬左拉的自然主义冲击波，为弥补马拉美的象征派阵营不出产小说这一重大缺憾，纪德写了部小说叫《乌有源游记》（我不知道这部作品是否写完了或是否发表了）。在写作过程中，纪德先把其中的两个部分抽取出来，印成一本小册子，取个名字叫《斯皮茨山游记》。现实中并无斯皮茨山，那是纪德虚构的地方。纪德把小册子给马拉美时，马拉美一看书名不由皱起了眉头。后来述及此事的纪德认为，那一定是马拉美认为书中讲述的是实有的旅行。过几天，马拉美与纪德再次碰面时，笑得天真而又释然，他对他的小兄弟说：“啊！您可把我吓坏了，我真担心您去过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