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墅属武进县一区，1948年春，武进县特派员蒋建乔隐蔽立足于璜土南湖西小学加强澄武交界区工作，陈惠良的关系，即交蒋建乔领导。同年下半年澄武锡工委成立，以邵乃奋为主的秘密党系统又交秘密党区特派员洪志群领导。
1947年夏，栽秧之后，农事稍闲，黄家巷村保长黄春荣以及号称“四大家属”的黄荣生、黄荣和、黄林元、黄锡元等在圩塘街上吃酒找敲竹杠对象。刘阿彤的父亲刘荣大有一块不显眼的小坟丘，经他们“查家谱”，说这块坟地是黄氏族内黄士林家的祖坟。“四大家属”煽动黄士林向刘荣大，要回他的“祖宗坟地”，借此机会，黄氏族人在街上吃喝3天，强迫刘荣大拿出25包小麦，作为偿还坟地和吃喝的费用。
那天下午，王槐茂邀集骨干商量对策，问大家，对这帮吃白食、无事生非、专门寻事敲诈的恶人，要不要和他们较量一下？黄良仁、黄洪生、姜加林等讲：“早晚要干，晚干不如现在就干！”黄兴大说：“不给点眼色他们看看，以后给他们一个一个敲竹杠！”大力气的黄根大说：“打他们一个痛快！”大家意见一致，王槐茂问大家如何打？大家热烈议论，最后作了“打”的布置。
下午，一行人分头从黄前桥村出发，到达圩塘乡公所时；黄根大即与黄荣和碰上，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黄荣和不让，黄川大上前帮打，“四大家属”在乡公所门前挨打，狼狈逃走。
这次以“三青团”名义出击的反霸斗争，在当地震动很大，煞了“四大家属”的威风，也为群众出了一口恶气。晚上，王槐茂、刘阿彤赶到徐墅向陈惠良汇报。惠良说：“黄家巷群众发动起来了，什么封建势力都不可怕，团结就是力量！”
后来由张少华的弟弟当过伪军五师师长的张来顺出面，备了两桌酒筵，对双方进行调解。从此恶势力就不敢对群众任意敲诈了。
1948年冬，保长黄春荣到黄前桥村收捐，与村人发生争吵，刘阿彤、王槐茂又发动“三青团”打进乡公所，把台凳打光，张家丹的一部分人也参加了。保长向张来顺报告，把刘阿彤、黄良大、黄根大3人抓去，关进武进县监狱。王槐茂、陈惠良赶往常州报告县三青团头头，又到报馆活动。一星期后，3个人释放回家时，保长黄春荣派人沿途迎接，办10桌酒席给3人“烧路头”，乡长陈耀生亲自到场打招呼。事后，陈耀生把黄春荣的保长给撤了。
1947年底，吴荣富武工组在澄武交界区开展活动中，也得到陈惠良党支部的配合和支持，巩固了徐墅及其周围的坚持阵地，直到大军南下。
九、姚干良斗败三青团
姚干良家住武进县潘墅镇东北面的姚塘里村，行医种田，为人正派，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十分不满。1947年春与周炳达建立了秘密联系，成为武工队活动的“支点户”。李顺之、陈金生等也到姚干良家隐蔽住宿。根据潘墅的政治状况和姚干良的社会条件，动员姚干良参加国民党，更好地掩护武工队的活动。1947年秋，姚干良经陈金生介绍、李顺之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单线领导的党员。
国民党潘墅乡乡长姚根良是三青团区队长，与姚干良同族同村，对姚干良的活动引起注意。因为姚干良发展的国民党党员中有好几个有抗拒交租，触怒了一些地主，姚根良更加愤怒，双方关系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程度。一天天刚亮，姚干良为武工队员李银生换好药，李银生离开后，还在收拾医具，姚根良突然冲进来，劈头一声大喝：“你在干什么！”姚干良吃了一惊，但神色镇定。冷冷地说：“我在做什么，你不是见到了吗？”姚根良不见什么异常情况，悻悻地走了。
潘墅乡的国民党组织的负责人顾俊，对姚干良也产生怀疑，就在姚干良发展的国民党员中找了一个名叫徐泽的作耳目，暗中进行监视。在白色恐怖的严重情况下，既不暴露自己，又能压住敌人，才能保全自己站稳脚跟，坚持斗争。于是，姚干良必须首先设法对付姚根良。
吴荣富、李顺之研究决定姚干良继续利用国民党谋取更加有利的合法地位，充分利用敌人的狗咬狗的矛盾制服姚根良。为此，姚干良加紧与顾俊交往，向顾俊提供姚根良三青团反对国民党组织活动的情况，果然触动了顾俊的神经，顾俊不但要召开国民党党员会议显示力量，还要乘机夺取姚根良乡长的职位。于是顾俊加紧活动，他通过武进县党部确定在潘墅成立国民党区分部。召开成立大会时，县党部派代表金洪葵参加。还听了姚干良的话，对姚根良的三青团保守秘密，以防破坏。
1947年12月19日，潘墅乡国民党区分部召开成立大会。姚根良果然一无所知，三青团员姚银甫得到消息去报告姚根良说：“姚干良在姚塘小学开会，已经到了几十个人。”还添油加酱地说：“名义是国民党党员会议，实际是新四军。”姚根良果然大为恼火，立即通知乡自卫队员紧急集合，还亲自准备了捕人工具，决心去会场“捉拿新四军”。姚银富和杨金生等几个人在街上来往奔跑作捕人准备，以致惊动群众，一时情势紧张。自卫队长徐海明在1946年冬就与武工队建立了联系，听到姚根良说去抓新四军，一时不明所以，愣愣地站在一旁听姚根良发号施令。
姚根良气势汹汹带着二三十名荷枪实弹的自卫队员，大摇大摆奔向会场。离会场还有牛里多路就大喊：“他妈的！你们开新四军会议，老子要捉新四军！”骂一声打一枪，向会场包围过去。全村人看见这么长的队伍，加上骂声、枪声一片嘈杂，都走出来看动静。
正主持国民党区分部成立大会的顾俊、金洪葵闻声，立即问姚干良是怎么回事？姚干良回答说：“姚根良不许我们组织国民党！”顾俊听了非常恼火，对金洪葵说：“姚根良一贯反对组织国民党，竟敢如此捣乱，太混蛋！”
金洪葵说：“我们力争他不要捣乱，如果出问题，由他承担责任。”
姚根良一帮人冲到会场门口，姚干良迎住姚根良说：“你是乡长，要打枪不必朝天开，会议是我召开的。”指着自己胸口说：“朝这里打。”
顾俊说：“姚先生，我们开的是国民党区分部成立会议，你怎么可说是新四军开会呢？”
金洪葵说：“我们这个会议是县党部批准的，谁也不能阻碍，我代表县党部来参加这个会议，现在请你离开这里，要是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姚根良对答不上，强词夺理说：“国民党开会为什么不到县党部开？为什么不到乡公所开？在这个水浇不到、火烧不到的村子里开，不是新四军是什么？”
金洪葵斥责他：“你别乱说，我们开会地点由我们选择，不用你管！”
“我们种田人开会，关你什么事？”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五六个责问姚根良，国民党员刘雪坤还冲到姚根良身前责问姚根良。
姚根良被搞得狼狈不堪，恼羞成怒，自恃武装在手，喝令自卫队员：“把这个新四军捆起来带走！”自卫队员一拥上前，七手八脚把刘雪坤绑了起来，押着去乡公所。
顾俊见绑了人，高喊：“我们统统跟他走！”
金洪葵说：“由他捉人吧！”随即摸出卡片，写了几个字，交给姚干良送到区公所去。
姚干良接过卡片，按事先研究，一面让蔡顺生去高城墩刘文喜家把情况报告吴雄武；一面持名片立即向安家舍区公所奔去。
区长潘石江接到金洪葵的信，已是晚上10点多钟。立即起床亲自指挥区中队赶到潘墅，观察了现场。
姚根良带着乡自卫队押着捆绑的刘雪坤回到潘墅乡公所，顾俊、金洪葵也跟着到了乡公所，双方大吵大闹起来。潘墅街上的地主、流氓、士绅蒋月桂、黄海良、赵时俊等看到金洪葵在场，都说抓人不对，姚根良张口结舌，理屈词穷。待到回家已深更半夜，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忽听得外面狗吠，又传来杂沓的脚步声，隐约听到查问姚根良家的声音，心知不对，立即爬上围墙翻过屋面，连过两条河，躲开区公所自卫队的搜捕，拖着冰冻的湿衣，连夜逃到常州原保九旅营长投敌分子姚鹤皋家请求庇护。
区自卫队搜索了姚根良的家，又在姚塘里村找了两三圈，没有找到姚根良就回到区公所。姚鹤皋看到姚根良那副逃窜的狼狈相，觉得情况确实严重，马上请省参议员武进县三青团头子万怀清出来向武进县党部解释，还到安家舍区公所向区长潘石江说情，而且冒雨来到潘墅向顾俊、姚干良说情。由姚根良以“大班六苏”向顾俊、姚干良赔礼道歉。
12月27日上午，在潘墅乡公所门口的大桥旁边，“六苏”班子的锣鼓喇叭一响，周围挤满的人群，听着《将相和》的曲段一完，锣鼓寂然，姚根良竖着一阵红、一阵白的面孔，倒满一杯杯热茶，恭敬地端着到姚干良、刘雪坤等人面前说：“我错了，对不起你们，向你们端茶陪礼！”说完，“高升”、“花炮”齐响；姚根良再把一朵朵大红花别在他们的胸前。然后一起跟随“六苏”班子吹吹打打，从潘墅、坎店、徐墅、蒋家头，再到姚塘里，走10多个村落、集镇，才算结束。
这样一来，整个武北地区的龙虎塘、潘墅、史墅、徐墅、百丈一带的群众，都知道姚根良这件事，从此姚根良威信扫地，县、区政府也不再信任姚根良了，姚干良的国民党区分部也没人敢来干涉子。吴荣富、徐银林、李银生、周炳达等武工队员半公开地住在姚家塘，也没人敢指摘他们为新四军了。从那时起，姚干良积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的家也成了安全的联络点。姚干良的弟弟、妹妹都参加了革命活动，到1948年11月，姚干良家这个联络点在璜土南湖西小学联络点的配合下，向苏北输送许多青年。姚干良自己也带领最后一批从昆山中学等地来的12位青年，同到苏北一分区干校学习。还留下张廷芳、姚才生、蔡顺生、谈金法、张冠生等就地坚持革命。吴荣富武工组还利用这个联络点了解情况，镇压了苏北逃亡过来的血债累累的地主还乡团反革命分子尹文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