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高洪太听周金大说没带武器，就把周金大留宿在自己家里。不多时，高妻急匆匆跑来说，敌人来了，周金大想打开后门出村去，门一开已被敌人堵住了。敌人说他是新四军，周金大笑笑说，“我是郑陆桥的生意人，到这里批几副纸牌回去买卖的。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无田无地全靠做生意维持生活。”敌人满屋搜寻，找不到高洪太的儿子，就指着周金大问高：“他可是新四军？”高洪太说：“今天街上回来，老太婆说，郑陆桥来客人要买几十副纸牌，因为纸牌没画好，怎能不招留人家住宿呢？”
敌人把高洪太和周金大抓走，在路上，有几个敌人轻声问周，金大身上带来了多少钱？周金大想，这帮匪徒要的是钱，要瞒也瞒不过，就说：“带来480万元。”这些家伙无耻地说：“你把钱给弟兄们吃香烟，我们到队长面前帮你说好话。”周金大装着无奈地说，小商人本来没做坏事，好话也用不着说，吃香烟是可以的。钱给强盗们拿去了。敌人把两人带到宋家塘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在那里，敌人进行种种诱吓，要他们招认新四军。周金大说，我们小生意人，也要吃官司吗？敌人看他毫无惧色，也就不问了。次日，敌队长叫高洪太回去找保人，目的是诈一笔钱。敌队长对周金大说，你是不是好人？周金大说：“队长先生，我说也无用，你看吧？”队长笑笑说：“我看你也是好人，等保人来了，你可以跟着一起回去，不过他花的钱你也要负担一部分。”下午周金大、高洪太和保人一同脱离虎口：这次被诈去20多石米钱。
周金大脱险后，回到原地寻找王文生，未找到，便到朱家头找到朱汝生，希望找到领导。汝生知道周金大的要求，也知道金大家境贫困，处境艰险，自然应允了。
1945年12月的一天，郦琴住宿吴家村吴汉海家，朱汝生派党员朱腊生告知金大，吃过晚饭可到汉海家去看石。金大依言，天黑后，独自前往敲门，吴汉海应声开门，见是金大，但没让他进门，叫他在门外站一会。吴汉海回屋，周金大听到郦琴和许云龙说话的声音。一会儿，郦琴、许云龙从房间走出门外与周金大边走边谈，周金大汇报了高家塘发生的情况和出来的经过。郦琴听后，叫周金大自己回家等待，隔几天会派人来联系的。当即分手。
周金大依嘱等待多天，不见音讯，也无法找到王文生，敌情日益严重，白天不能露面，夜晚挟条破被絮，和两捆稻草睡到莶萪埄里。又等了多天，也不见郦琴派人来联系。转眼已是1946年的1月份，实在无处立足，春节之前只得携带妻儿潜往上海。在亲戚的帮助下，以帮做清洁工、倒马桶、拉粪车谋生，度日如年。曾让妻子回乡几次，也没得到任何消息。
1946年7月间的一天，周金大在上海遇见贾家头的贾和尚，贾和尚告诉周金大，王文生已经牺牲，吴翼、李参谋在乡下坚持活动。周金大得悉，即搭火车到常州步行回家，已是下午4～5点钟，在朱家头村边看到朱汝生在黄豆田里除草，讲了自己急于找到组织的心情。朱汝生叫周金大先回家等着，一有消息就通知他。周金大回家吃了两碗无米麦糊粥，独自坐在门前场上等待消息。不多时汝生来了，叫周金大同去见到吴翼、郦琴，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吴翼叫周金大立即归队。周金大就跟吴翼走了。
隔了一天，周金大到黄沟底村阁楼西山墙里取出自己早先藏好的一支盒枪和4颗手榴弹。
2．李汉平等丰北遇敌，赵谷平下台
赵谷平当上区长后，反共反人民更为猖狂，迫令抗战有功的民兵“自首”，同时带领张荫杰、阚泉林等区自卫队下乡肆意“清剿”。
1946年1月24日夜李汉平、陈元度、陈展技住在丰北街陈元度的亲戚家。25日，赵谷平带了区自卫队下乡“清剿”，窜到丰北街。李汉平等3人机动转移，不意被赵部发觉。在追击中，3人脱险，却打死了一个过路人。自卫队员搜了死者的腰包，把金戒指、手表等值钱的东西全部抢走，死者的同伴敢怒不敢言，告诉了死者的父亲。死者的父亲在国民党里有一定的地位，向赵谷平的上峰告了一状，说赵谷平“剿匪而来，为匪而去”。随后不久，赵谷平被撤职下台，丢官而去。
3．衡根兴被捕、坐牢、保释，坚持战斗到解放
衡根兴是武进县衡家湾村人，中共澄西三区区委组织委员。1945年10月间，与杨汉民、陈新、戚振芳、黄炳海等在滨江乡收齐最后一批公粮，便从申港口渡江北撤，住在靖西四圩港。一天晚饭后，俞逆章和王文生找衡根兴、杨汉民等开会。俞迺章对衡根兴说：“你仍回江南干留守工作，主要任务是保护好地下党员和革命家属不受损失。”发给一支三号盒枪，几发子弹。同时讲明了有关同志的分工：衡根兴在四区，杨汉民在三区，陈元度到五区，李汉干在戚北。王文生说：“衡根兴、杨汉民的联络点在刘桂初家。”又说：“你们先回江南，等几天我也过去。”会后，衡、杨等由四圩港渡江到芦埠港上岸，分别进入指定地点开展工作。与衡根兴同回本地的有周多朗（周建林）、顾洪坤、周亨才等，随后回本地的还有周月良、沈礼和（沈小和）等。
同年10月间，王文生就过江了。衡根兴和王文生见了面，王文生留一支手枪在衡根兴处，王文生交待衡根兴，今后民兵骨干、军属等生活有困难的，可以通过关系到富户人家借些钱。你自己不要出面。
由于国民党到处搜捕地下工作人员，留守的党员和从苏北回来的党员干部很难立足生存。衡根兴将周月良、沈保相、顾文汉、顾志清等转移到外地隐蔽。国民党建立了保甲制度，每户具“联保联坐切结”，一家隐藏新四军，数家问罪，弄得人心惶惶，老百姓不敢接受衡根兴等住宿，就是有些地下党员夜里也不敢开门，同时子弹奇缺，一斗米换一粒子弹也无处买到，生活都发生困难。衡根兴记起王文生的话，可向富户财主家借钱。1945年农历十二月初二日，衡根兴通过关系向某富户借得100）元关金券，6个同志分用。就在借钱的第三天，苏雪大领了反动派情报组20多人，突然来到戴家村刘如深家，衡根兴把枪放在床上，开着门正在读《水浒》，措手不及，敌人冲进门就将衡根兴两手扭住，并用于榴弹把衡根兴打晕，同时被抓去的还有李如良和刘如深的妻子。敌人把衡根兴的棉衣剥掉，只剩单衣，解到江阴七十二师师部，日夜被捆绑着，时常被打。后被解到八十一军军部。之后又被解到武进法院，又被解到苏州江苏省第三监狱。
衡根兴在狱中坚持斗争，团结难友，向狱方提出三条：一是释放政治犯（他在报纸上看到有释放政治犯的消息）；二要全天放风；三是要求改善伙食。不得狱方答复，决定绝食7天。这次斗争的领导人叫蒋世清、林树荣（又名张荣，1939年曾在澄西搞过宣传工作）。绝食开始后，送来的饭放在走廊里不拿不吃。经过三天斗争，初步获得了胜利，伙食由大家管理，犯人派员去称米称油。后来衡根兴被改为刑事犯，判了5年徒刑。1946年秋，同监犯人发动被判处死刑和20年以上徒刑的犯人痛骂被囚的汉奸，逼迫汉奸把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吃。有一次名义上是冲过去打汉奸，实际上是组织冲监。冲到大门口时，被青年军用机枪扫射镇压，于是冲监犯人被加上了手铐脚镣。
衡根兴后又被解到武进法院，写信到家里去要棉衣。1947年5、6月间衡的母亲去探监时告诉衡根兴：王文生、吴翼、陈新牺牲了，黄鸣岐投敌了。衡问现在的情况，听说汪明在承家桥一带活动，也到衡家住过。此后，衡根兴几次发信，用暗号问汪明“生意可好？”接到回信说：“生意发达。”
1947年5月，狱方告知衡根兴：“可以交保释放。”衡就写信给上海的妹妹在苏州找到杨汉大面店作保，待到出狱那天已是中秋节了。
衡根兴回家后不久，就与汪明取得了联系，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48年2月参加中共澄武锡工委举办的地窑训练班，学习结束时，工委书记张志强对他说：“现在恢复你的党籍，要好好为党工作。”张志强问他：“过去入党有没有宣过誓？这次恢复党籍和宣誓手续一起办。”于是在张志强的主持下，由汪明、王鹏作介绍人，在“丫叉铺”地窑里补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以后，衡根兴在汪明领导下继续做党的秘密组织工作。按照在地窑学习的经验，在整顿党组织中，为党员补行了入党宣誓手续。第一次在承家桥支部承俊宝家举行。第二次是在张炳泉家为莫仲清等补办宣誓手续。后来在舜过山上庙里为顾文汉、卜泉初等补办了宣誓仪式。
就在舜过山上庙里补办入党仪式的第二天傍晚，衡根兴从马鞍山下山时，和驻焦溪的吴林森联防队遭遇，双方相距一间屋，敌人要近身搜查。衡根兴和同行的江元大立即开枪射击，敌人惊散时，两人迅速向山下往西直冲，拼命奔跑。跑了好一阵，见前面灯光明亮，原来已靠近申港，于是折向南到翟家湾，吃过晚饭，在桑树地里住了一夜。
次日晨，得知舜过山庙里的和尚被捉去了，背上背着一面红旗，就是举行宣誓仪式的党旗。这个和尚叫文贤，又名文贵。被捉到联防队后，经受了拷打、电刑，文贤和尚始终未招供，保存在那里的文件没有泄密。请乡长顾利卿去保释未准，又解到镇江军事法庭，由师兄去常州请天宁寺方丈作保，才放出来。衡根兴把他送到苏北长江工委，1949年4月解放后才回江南。
4．刘伯铨、潘宝生、羌金苟梅家头突重围
1946年春，国民党白色恐怖空前加紧，在西石桥一带坚持武装斗争的武工组人员刘伯铨、潘宝生、羌金苟的处境十分困难。
刘伯铨在抗战后期当过郑陆桥的镇长，潘宝生当过民兵干部，羌金苟是通汛站长，与当地各界人土有相当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国民党的恐怖统治下，立足生存发生了极大困难。龙潭桥是抗战时期坚持斗争的可靠村庄，现在却极易引人注目。村外的大片芦柴全部割光，失去了青纱帐的隐蔽。刘、潘到张苟大家也不放心住下，住到另一处景顺生家去。景顺生说：“不知道国民党会用什么手段？”言下之意顾虑重重。刘、潘等只得离开。姚家头的姚焕生和保长姚虎大都是抗战日才期的“两面派”。刘伯铨去了，他很惊异地说：“还来做什么？你们不要再等了，与国民党讲和算了！”姚焕生给刘、潘二人烧了晚饭，说：“你们吃了夜饭走？”言下之意不肯留宿。刘、潘二人掉头就走。北夏墅的李克成是可靠的朋友。刘、潘二人去后，留饭留宿。饭后李克成与刘伯铨作了一席对话。
李克成说：“国民党过来，有人对国民党抱希望，你们在江南可能站不住脚了？”
刘伯铨说：“我们坚持华中，死守华北，放弃华南……我们一定要站住脚：”
李克成停一回说：“伯；们要特别‘把细点’（小心点），国民党某某人回来讲，以后的中国没有共产党，只有国民党。”
刘伯铨说：“我们要死守在这里！”
刘、潘、羌3人时常夜宿莶萪降，有时连住10多天。后来住到黄岸桥陈福全家捉蟹住的临时小草棚。陈福全白天送饭，虽比住莶萪降要好一点，但是河塘里捉鱼船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也很容易暴露，此处也不宜久住。
1946年5月2日，刘伯铨对潘宝生说，明天住到梅家头梅洪秀家去，但地形不了解，因此白天由潘宝生化装去梅家察看地形。梅家头村南、西、北有竹园，树木很多，西北向是河降，梅家有三厢房屋，从地形看是很好的，便决定今晚住宿梅洪秀家。
当日下午，潘宝生到卞家桥给李参谋（李顺之）送信，分手时约定谁先到谁等。傍晚以后天已黑下来，刘、羌两人先到梅洪秀家，洪秀是个老实的农民，家境还算富裕，当即热情地接待二人住下。刘、羌在梅家等候潘宝生的到来。
潘宝生黑夜赶来，走错了门堂子，摸到瞎坤泉家去了。坤泉当保丁，与保长曹春大之妻私通。宝生在抗战时收缴公粮款与他相识。潘进家后，看见坤泉的父母还未睡。坤泉正倒水给娘喝，一见是潘宝生，先是一愣，接着便打招呼：“有什么事情？”潘宝生走错了人家，便随口问：“梅洪秀家是……找他有点事。”瞎坤泉连忙说，有的有的，并且把宝生送到梅洪秀家，在第二厢房屋见到洪秀，洪秀接进厂潘宝生，坤泉便回了家。
刘、潘问洪秀，坤泉知道有没有问题？洪秀说没有问题，刘等3人要离开，洪秀挽留，说：“住下来不碍事。”于是刘、羌二人住三层楼上，潘住第二层房里。
第二天早晨，瞎帅泉端着早饭碗来踹门，谈了一些话便走了。梅洪秀上西石桥街上买菜，不久就回来了。潘宝生觉得还是离开安全，刘伯铨见主人买菜做饭招待，忽然离去，会引起主人不满。于是促梅洪秀快快做饭，上午约10时左右便在第三席楼上吃中饭。
洪秀的妻子钱杏娣急匆匆跑上楼报告：“军队来了！”刘、潘等立即放下饭碗察看敌情。果然，大门已被封锁，于是作好战斗准备，把守楼门。伯铨和宝生各有一支短枪、两个手榴弹，羌金苟是交通员，没枪，只有两颗手榴弹。三个人的弹药都不足，卜壳枪又是汉阳造，打几枪就发烫不响。
几个敌人从前厢冲到二厢，又冲到三厢，但一时不敢上楼。当一个敌军士兵上楼看到拿枪的武工队员，吓得滚下楼梯。羌金苟赶下楼梯，敌军士兵慌着退到二席，于是三人从楼上转到楼下，把住了第三厢的前后门。
那个敌军士兵逃出三厣之后，敌人知道新四军在三厣楼上，于是将前后门守得更严了。潘宝生不知情，把后门的木闩拔下，想冲出去，敌人就向门里打枪，宝生随即关好后门，上好木门闩，紧闭后门，又撑上一条扁担，三人退到屋角枪弹打不到的地方，刘伯铨提醒大家当心点，不要乱动。
敌军的机枪、步枪无目标地向屋里打，门上墙上打了许多弹孔。枪声一响，四周几个乡的自卫队都闻声赶来，但都不敢进屋，约莫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三人作了一番计议。刘伯铨说：“我们大家不要怕厂羌金苟说：“怕死就不会第一个冲下楼！”刘伯铨叫潘宝生上屋，潘宝生说：“上屋会暴露目标。”这时敌人在屋外嚎叫：“缴枪！缴枪厂有些敌人在天井里走动，潘宝生上楼去甩厂一个手榴弹，炸伤了敌人，敌人又往外退走。潘再下楼来，觉得前后门是万万走不得了。于是观察两侧的墙头，西侧是双墙，东侧是单墙，想推倒侧墙走，又怕惊动敌人，决定挖洞。立即动手扳砖头。敌人不敢进来，只在外面虚张声势：“冲进去！冲进去！”就是不敢进屋。
东侧墙的洞口挖好了，外面还有一道土砖坯砌成的矮墙，一人一手高，三人合力推倒土墙，宝生走第一个，冲出断墙，穿过竹园，脚底被竹桩刺破，衣服被棘刺拉开，还是猛力向西直冲，竹园外面是麦田，麦杆很高，宝生在田埂上斜着跑向河降，过河到居家湾村东一户人家，推门进去，跳过土墙，才慢慢隐蔽转移到卞家桥村东面的莶萪降里，甩开了敌人的追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