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以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开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伟业，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由于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勇敢创新，邓小平成为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境界。
社会的改革和开放是人类历史特别是现代社会发展演进的客观过程和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在不断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观包含着变革理论和开放特色。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这就首先要求理论的创新，要求创立相对独立的社会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承担了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他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尊重中国的国情，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并形成改革开放的理论，以此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创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以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进程为出发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邓小平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形成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强调全面发展的理论体系，不是传统理论的简单延伸与具体化，而是一种新的质态、新的思维、新的逻辑体系。邓小平以崭新的研究视角和一系列新颖的理论观点，构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发展、全面创新的新的科学体系。
（一）全面创新的改革开放观
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鲜明的特点，它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强国之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实践，从根本上得益于总设计师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论指导。邓小平在创立改革开放理论的过程中，表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政治勇气。改革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理论的支柱。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认识这个问题时就会感到，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正确途径，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创造。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杰出贡献。
1.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改革、开放是社会结构的调适和变革。社会历史的过程，也是社会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改革开放所推动的进化过程。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对社会的改革、开放问题都作过一定的论述，也可以说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已有论述。恩格斯曾经说过，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解决矛盾的方式只能是非对抗的方式，即以改革的方式，改革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较快发展。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过程，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不是权宜之计，而必须是不断的、经常的和非对抗性的。
相对于传统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是对社会进行的根本变革。与其他社会形态下的改革根本不同，社会主义改革是彻底的改革，即是对旧体制的彻底否定和根本变革，“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已经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也表明：改革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生活方式、观念、习惯、道德标准等多个方面的变革。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中国的改革已经从废除旧体制转入构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新体制的历史时期。
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说，改革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改革不会改变“颜色”。邓小平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他把社会制度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基本制度是指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或性质。具体制度也就是体制，是指基本制度下的具体制度间的组织结构方式和运行机制，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动态表现模式。体制不合理，就不能准确、全面、真实地反映一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本质特征。中国的改革实质上就是对具体制度及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的变革，是为了能真正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的革命，因而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从而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通过对改革特点和性质的综合阐述，提出了全新的改革观，是对改革性质的全面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改革理论的全面超越。
2.全新的社会发展动力论
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是理论界和思想界关注与探索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初步探索了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提出了矛盾动力说。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曾经流行过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的实例，便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产过程的公共性质是完全适合的，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遭破坏的情形。而事实上，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也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作了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一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际国情，提出社会主义也存在着矛盾，而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他说，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但在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形势，重提阶级斗争，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并把阶级斗争作为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认为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动力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但是从根本上说只能妨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与之相反，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勇于创新，提出了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改革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是由于它能直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作为一种体制革命，它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革命，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认为：建国初期建立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有着严重的缺陷，如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权力过分集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忽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忽视社会调节的必要性，以致具体体制上的弊端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依靠改革，因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他坚定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把改革作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矛盾和动力的学说，由矛盾动力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动力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因此可以认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学说，是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艰辛探索的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3.与开放贯通的改革观
邓小平把改革与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改革与开放是互相包容、互相联结和互相贯通的。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中国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开放，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开放是我们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对外贸易合作以及劳务合作的必然要求。他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是一场革命，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以开放的形式展示出来，具有开放性。一方面，改革与开放是密切联系的。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改革就是对内搞“活”，就是开放。他说：“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又说：“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说来，都叫改革。”另一方面，改革通过开放的方式表现出来。改革的过程就是全面开放的过程。开放的目的是为了搞“活”，即搞活市场，增强经济活力，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在国内，从横向看就是实行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的开放；从纵向看，就是实行自上而下的开放，即上级向下级“放权”。开放是改革的重要手段和重要目标。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只有不断深化改革的程度，才能扩大开放的领域。
开放不仅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指导思想。改革开放理论也包含着开放的思维方式。开放性，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特征，是时代的突出特点。开放性也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邓小平在充分吸取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和苏东剧变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当代国际形势和时代特点，发展形成了对外开放的理论体系。改革开放理论的开放性表现在：它是在总结人类社会各时代、各阶级的实践经验“总和”的基础上，在批判地吸收人类创造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总和”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僵化的教条，它有着实践源泉和思想理论来源的开放性。邓小平从全人类发展的高度，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社会在改革开放中演进的历史过程和普遍性规律，而没有陷入地域的、历史阶段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他把着眼点放在改革开放的规律和方法的探索上，创新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二）由改革开放到全面发展
我们正在进行彻底的改革开放，并经历着由此带来的历史转变。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逐步走向各地区、各阶层和各行业的共同富裕。社会在前进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很多人忘记了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放松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解决。面对新的问题，邓小平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入分析、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总方向应该是维护社会主义基本性质。只有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能够取得成功。
邓小平以战略家的胆略和智慧，在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系统中，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做到整体协调，系统控制。社会主义建设要做到“两手抓”与“两手硬”的辩证统一。邓小平多次指出：“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而且“这两只手都要硬”。“两手抓”与“两手硬”的辩证统一，不仅推动我们努力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政治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民主与法制、改革开放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等等结合起来，而且促进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并不仅是生产力发展与提高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体系。邓小平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实践，强调发展社会主义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开展，它同样还包括民主法制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等等。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以更长远、更深邃的历史思维规划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未来图景，既充满了积极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冷静求实的科学态度，他提出的社会综合发展论是完整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和价值目标的辩证统一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观认为，社会主义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二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三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也一再表明，这种观念不全面，忽视了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共同富裕，容易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颠倒，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盲目追求高层次的所有制关系，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的。因此，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应该是经济体制深层次改革的重点之一。
纵观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邓小平意识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的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并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严重缺陷。在生产力和所有制二者之间，生产力的发展是目的，所有制的形式是手段和方法。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由于它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仅仅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所在。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它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因此邓小平提出，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多种经济成分是公有制必要和有益的补充。邓小平曾指出：“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
1985年邓小平强调：“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相互关系。
关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前的十几年间，毛泽东提倡平均主义，欣赏消除一切差别的供给制，甚至一度把坚持社会主义与满足人民物质利益对立起来，似乎讲物质利益就是宣扬资本主义。实际上，这是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想。毛泽东认为，供给制可以消除经济上的差别，使人人平等。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不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最好把一切财产包括个人财产都实行公有。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这一思想的实践。他还把这一思想推广到其他社会领域中，比如坚决反对军衔制等一切可能产生差别的等级制度。的确，消除两极分化的思想是正确的，但不加分析地消除一切差别，要求绝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采取了科学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共同富裕。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990年末，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各种条件，使人民不断走向共同富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同时，社会主义也承认差别，诸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别，先富与后富的差别等等。在目前条件下，这些差别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并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但我们不能听任差别发展成为两极分化。要积极利用这种差别调动积极性，以先富带动后富，以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实践证明，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与人民利益紧密联系，真正体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极具创新意义的一部分。它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力地指导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开始酝酿市场经济的思想。1979年11月，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就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在20多年前提出的上述思想，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关于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划分，充分表现出他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刻思考。
邓小平先后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观点，注意解决二者的对立问题。为了彻底突破僵化观念的束缚，解放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以非凡的胆识和理论勇气，打破了传统观念，从分析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手段入手，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市场经济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邓小平又多次发表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
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重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历史经验说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实现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不可逾越的阶段。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充分发展的完善的市场机制。那种认为市场作用多了，就会走上资本主义的担心，是没有根据和不正确的。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正式写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彻底结束了我国理论界长达十几年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从而使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方向更加明晰。
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制度根本区别的思想束缚，实质性地突破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思想，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体制理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邓小平都真正取得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质性突破，跳出了计划经济的圈子。
3.民主和法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但没有找到一条实现民主的正确途径。他们更多地把民主当成一种手段和作风，而不是把它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必须执行的社会制度，这样就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能一贯坚持民主、甚至在实践中践踏民主的现象。邓小平总结了这个教训，在改革开放中一贯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建设。
首先，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也就是说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本质要求。其次，在强调民主的同时特别强调法制，强调制度建设。邓小平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各项法律、法规迅速制定出来，全国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大大加强。到党的“十五大”，“依法治国”的口号明确地提了出来，成为我国基本的治国方略。民主法制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特色。
4.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于精神文明有过不少重要论述，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构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形象出现于世界。”另外，他关于思想建设和正确处理思想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观点、方针、方法；关于“两为”方向、“双百”方针与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等一系列的重要思想，都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受到严重损害。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在文化建设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能不能正确处理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这是关系到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问题。在实践中，还存在将二者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发展物质文明必然要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的倾向和认识误区。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精神文明理论，针对这些新问题，全面创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邓小平反复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能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和体现。邓小平还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全面整体的概念。在这一总体的布局中，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缺少精神文明建设，就会严重影响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总之，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高度来认识，无疑是对传统精神文明理论的重大突破。
（三）高度的智慧，非凡的眼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高度的智慧，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勇气，根据中国国情和国际环境的动态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创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部分城乡居民在告别贫困后，正由温饱迈向小康，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封闭、贫穷状态，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现在的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众所周知，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实践者，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很快从“左”倾迷雾中跳出来，迅速纠正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创立了崭新的理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邓小平在思考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形成了简明清晰的哲学理论。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的智慧结晶。
1.对实事求是观的重大发展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共同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渊源。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重大发展。最为突出的是他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联系，并纳入党的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在哲学层次的重要贡献，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特色。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它们在本质规定性上是一致的，都要求人们从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中解放出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正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归宿。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实践辩证法的基本方法论
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要照辩证法办事”的思想是非常明晰的，它形象地代表了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风格，昭示了邓小平成功的秘密。邓小平的辩证法是一种实践的辩证法。具体说来，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方法论原理：一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一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邓小平的辩证法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从中国、世界、时代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总结、概括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和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作出自己的理论性创造，形成“改革开放的逻辑”，把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创新结合起来；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就是既要研究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规律的“个别”，又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规律的“特殊”，还要研究整个人类社会改革开放规律的“一般”，把改革开放作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把握，而不是局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局限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层面。
邓小平的实践辩证法还实现了实践唯物主义与系统辩证法的有机结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与系统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因而形成了内容丰富、主题突出、泾渭分明、结构严谨的逻辑框架，构成邓小平实践辩证法的严密逻辑体系。
3.把生产力标准作为评价社会主义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
邓小平在深刻吸取忽视生产力教训的基础上反思历史，认识到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标准而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观念。在邓小平理论中，他反复强调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即生产力是一切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把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衡量和评价一切社会制度和人们社会生活的根本尺度，凡是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便是应该肯定并坚持的；反之则应该否定和反对。由于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总有人仍习惯于抽象地谈论姓“资”和姓“社”的问题，自觉不自觉地偏离生产力标准。对此，邓小平尖锐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统一的，其统一实质仍是生产力标准。实质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邓小平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阐发和深化。在实践中，“三个有利于”标准也逐渐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法论原则。
4.求真务实的思维特征
个性特征和思维特点也是影响邓小平全面创新理论的重要因素。邓小平的思维特征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实的个性决定了务实的道路，也使邓小平形成了独特的实事求是观，使他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品质。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实干家，他的身上体现了冷静的现实主义色彩。邓小平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使邓小平在更多时候都能坚持走务实的道路。正是在这种实事求是思想的引导下，邓小平才能做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开辟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邓小平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独特的经历、气质和理论风格，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改革开放推向了社会主义观的全面创新发展，从真正意义上把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卓越的领导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长期而又深深地涉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并特别重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践，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作自己辩证法思想的用武之地，以此领导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同时又从哲学层次上进行提炼和升华，将“时代精神的精华”吸收充实到自己的思想路线和辩证法理论之中。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不仅体现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运用，更重要的是他在解决中国改革和建设实际问题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大胆探索和勇敢创新。创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思想遗产。
主要参考书目：
1.高放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杨凤城主编：《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许庆朴、李爱华主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源》，人民出版社。
4.杨三省主编：《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5.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
6.郭德宏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7.马捷莎著：《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