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二，李光耀来到“牛车水”，向市民拜年。“牛车水”是新加坡的一个古老的华人聚居地。过去，从中国广东、福建等地来的华人集中住在这里，由于没有饮用水，当地的印度人从马来亚用牛车运水来挨家叫卖，故此得名。
李光耀在“牛车水”向市民拜年时，意外遇上一直对人民行动党和李光耀很支持的英国记者亚历克斯·乔西，这位因胡须多而被人们称为“胡子记者”的英国人在1965年7月因如实报道了李光耀的竞选演说，而被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中的极端主义者驱逐出境。乔西被驱逐出境后，在伦敦和几十个记者一起揭露了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企图逮捕李光耀的阴谋，使拉赫曼亲王被迫发表了一项声明：“就我所知，没有证据足以授权逮捕李光耀。要是有逮捕李光耀的计划，那么，这种事情是一定要同我商讨的。”
李光耀与乔西谈得很投机，他们由新马分离谈到中国人的新年，接着又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至新加坡的未来发展。最后，李光耀握着乔西的手说：“逐客令已成为历史了。你历来对新加坡有感情，你是不是在这里定居下来？我们给你充分的观察自由！”
乔西高兴地接受了李光耀的建议，他后来成了新加坡的新闻官，还陪李光耀出访了柬埔寨等国，仅此一点，也看出李光耀对人才非常珍惜。
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不久，印度尼西亚即对它表示友好。但印度尼西亚同时也秘密与马来西亚进行接触，谋求结束对抗，这一点李光耀和他的政府是不知道的。李光耀在处理与马来西亚的关系时十分谨慎，他在强调新加坡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同时，公开声明，表示绝不做任何有损马来西亚安全或利益的事情。但这对减少马来西亚的疑虑无济于事，拉赫曼亲王还是愤怒地坚持道：“新加坡必须选择它的朋友。”为使刚刚成立的新加坡共和国改善处境，并向各方寻求贸易，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积极主动地访问了柬埔寨、泰国、埃及、英国等国，并出席一些国际会议，阐明政策，寻求友谊。在同印度尼西亚改善关系问题上，新加坡坚持要求，只有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同时建立外交关系，新加坡才同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之初，李光耀就向同僚和全国人民灌输这样的观点：“只有自救，才能得救。”他认为，没有必要把眼睛都盯在外援上，有外援当然好，没有外援，那只不过意味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罢了。所以，当一位美国记者问李光耀，美国在东南亚应该做些什么时，李光耀坦率地回答：“我们不愿意接受赠予，因为那是浪费。我们希望贸易，不希望援助。”李光耀最信服的一条就是“人定胜天”，为此，他积极主张自力更生，他对自己的民众说：“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力更生的人。”他积极吸收外国投资，但他又明确表示不主张举债。
地少人多、资源匮乏、市场狭窄的新加坡，每一步发展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李光耀原先希望与马来亚联邦联合建立统一的共同市场，以取得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这一计划“流产”后，他们只好寻找独立发展工业的路子。
李光耀曾把新加坡比作大海中的小虾，他这样比喻说：“小虾要能生存下去而不被吃掉，就要研究生存之道，就要善观形势、善定对策，为此，就不能守旧。”李光耀不仅这样要求自己，还同样要求全体公职人员。
1966年7月14日，李光耀应南洋大学经济学会的邀请做演讲。他在《旧观点不符合新情况》的演讲中强调了人才资源的重要性，呼吁人民在今后5~10年，同心协力，巩固新加坡的经济、国防、外交及社会基础。他在演讲中说：“只有进步、发展、工业化的国家，才会有由学者或经济学人领导的政府。如果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局面时时动荡不安的国家，那么，政府多半是由军人执政的。”
紧接着，李光耀转过话锋说道：“现在是1966年7月，新加坡独立快要一年了。这应该已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重新估计我们的地位，重新考虑要怎样正确采取对我们国家最有利的路线。新加坡作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和新加坡单独成为一个共和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当我们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时，我们所采取的政策、立场，现在可能已不符合实际了。今天晚上我要趁此机会，提一提两三个重要的因素，说明为什么我们过去的旧观点、旧政策不符合新的情况。”
李光耀认为，影响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势力主要有三大因素：第一，天然资源；第二，人才资源；第三，科学与工艺的技能。李光耀认为，在没有资源，也不愿意像英国、法国、德国那些国家到海外掠夺、剥削的新加坡，要想发展，只能靠人才、靠科技。李光耀着重讲了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科学发展改变经济制度。李光耀以喷射机为例进行了阐述。他说，英国是第一个发明喷射机的国家，可是英国国内市场太小，制造了喷射机没有太大的用处，而美国和苏联地方广大，只有美苏国内市场才可以容纳这样的飞机。所以发展事业要适合国情。
第二，不好好培养人才，国家一定要衰败。李光耀以美国和尼日利亚为例进行阐述。在尼日利亚，平均每1000人只有1人受到12年以上的教育，而在美国，每1000人就有300多人受过12年以上教育。于是，在尼日利亚每人平均年收入是64美元，而在美国每人年收入则为2800美元。李光耀强调说：“你有天才，没有受训练，没有受教育，没有被培养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国家与人民是不会富强起来的。”
第三，须和邻国搞好关系。李光耀认为，必须与一些邻国政府搞好关系，同时要和他们的人民也搞好关系，那么我们在东南亚的地位才有把握——永久的把握。
李光耀接着提出：“我们必须保留对我们将来有利的所有出路，不要将自己将来的出路封闭了，也不要随便寻找出路。这意思是说，我们要先处理目前的难题，至于其他不是目前的难题，暂时搁在一旁，不要做绝对的判断。因为这需要看看二三十年后的情形如何，才能有所决定。”
李光耀最后强调指出：“我们当前的急务是照顾全体各种族人民，而且向世人清楚表明我们不是为任何外来的势力服务，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为了求生存，必须采取这样的路线。假如被外来势力所利用，而危害到邻邦，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也没有办法生存。”
根据这篇《旧观点不符合新情况》的演讲，新加坡人民党和李光耀政府在独立后的3年内，对内对外采取了许多新措施，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打开了局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0世纪60年代，是战后世界经济相对和平发展的第二个10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为保持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摆脱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引起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困难局面，着力调整工业结构，逐步放弃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如轻工纺织等，以科技为先导，着重开发新兴工业部门，用高精尖产品争夺国际市场。而当时的新加坡人多，技术水平高，劳动力适合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业，于是，李光耀政府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减少失业率，并极力对外开拓产品市场，以良好信誉吸引国外商人。这同时，美国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从客观上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
为了全面有序地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抓住机遇发展国内经济，即使在政治斗争最复杂、尖锐的时刻，李光耀政府也从不放松经济建设。他们在顺利完成了1961年至1965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又制订了1965年8月至1970年8月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当机立断地把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工业转变为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工业。
把工业化发展战略从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转变为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全面的工艺管理技能，这对于刚刚独立且刚刚踏上工业化新路的新加坡来说，确实无能为力。李光耀决定敞开国门，“借鸡生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吸引外资，利用外国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和销售网络，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外向型工业。
李光耀一贯强调在大国中求生存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新加坡政府确定了多边吸收外资、多边开展国际贸易、多边建立海空运输体系、多边吸收国际金融资本的具体措施，鼓励开展自由竞争，鼓励发展私营自由企业，实行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反对区域贸易保护主义。
为了大量吸引外国投资，李光耀一方面督促政府各部门继续加快各种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革教育制度，调整劳资关系，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授意政府各部门制定各种奖励出口的办法。如1967年通过的《经济扩展奖励（减免所得税）法案》，在1959年颁布的《新兴工业法令》和《工业扩展法令》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良好的投资、出口产品的环境。这一法案规定，如果某企业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根据投资的多少，该企业从出产商品之日起，可在2~5年内免交所得税。如固定基金的投资数在25万新元以内者，免税期为2年；如投资超过100万新元，免税期则为5年。
为了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该法案还制定了一系列明确的条款。例如，靠增加生产基金投资而扩大的工业企业，如果生产投资扩大后，其总值最少超过原总值的30%，其扩大生产而增加的收入不必纳税。如果投资超过100万新元，则取消增值30%的课税要求。如投资在25万新元以下者，税收优惠的有效期为3年，超过这个数字者，有效期为5年。对于那些以20%（或按离岸价计算，其价值达10万新元）以上的产品用于出口的企业，发展面向出口的生产，将受到特别的奖励。如果这些企业同时又是新兴工业企业的话，则可以获得长达15年的免税期。
在实行如此高的优惠政策的同时，新加坡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国家生产力局”，专门提供咨询服务和训练计划，以提高生产力和促进良好的关系。这些明显优越的措施吸引了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外商人前来新加坡投资。很快，一批炼油厂、电子电气工业厂建起来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65年到1967年短短三年间，新建工厂超过100多家，为新加坡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到1968年底，已有246家企业获得新兴工业企业的地位，其中186家已开始出口产品，它们的股本为3221亿美元，其中的51%属于来自25个国家的投资者所有。
然而，李光耀并没有满足于工厂数量上的增加，而是着眼于经济效益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为此，他在内阁中又新设“科学工艺部”，由副总理杜进才兼任部长。在一次谈话中，李光耀拍着杜进才的肩膀说：“老兄，你看人家日本、韩国，简直是在飞。它们把科学技术越来越迅速地转变成生产力。看来，我们要加紧赶上去。我们的裕廊工业区绝对不可老是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上，也要来一场科技密集型的变革，不然，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变慢。”李光耀的话给杜进才以启发，他很快就引进一批外商，在裕廊工业区建立起软件开发中心和计算机元器件制造中心。他们决心把新加坡办成东南亚的硅谷。
1967年10月，李光耀在一次谈话中高兴地说：“我不想自己说我们在东南亚是一个有田园风景般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南亚，以每1万个人中的百万富翁计算，我们拥有数最多，而且，我们是亚洲几个看不见乞丐的国家之一，同样也没有老人或青少年由于关心不够或饥饿而死。尽管这些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但无论如何，对我们新加坡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
尽管李光耀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但新加坡的老百姓却实实在在地感到了幸福。过去的新加坡吃不饱、穿不好、乞丐遍野，现在却看不见乞丐，这是一般国家难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做到的。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使邻国马来西亚“又忌又羡”。
李光耀对中国的一句古话耳熟能详，那就是：“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所以，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以来，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使小小的新加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1967年7月18日，英国宣布，准备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撤军。英国人计划在1971年3月31日以前，把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所有英军撤回去。
英国撤军，这是大英帝国进一步没落的表现，它迫使新加坡对其内外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根据新加坡的具体情况，李光耀认为新的外交政策必须符合长期的民族利益，必须符合国家的政治形式。李光耀指出：“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必须首先要鼓励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知道它的存在——如果没有兴趣来帮助我们，至少也不要有兴趣来把我们搞得更坏，这是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经常使世界上其他地区继续对我们所设计的一种社会形式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