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视军队人的素质的同时，李光耀、吴庆瑞等人还十分重视新加坡武器装备的现代化。1970年7月，吴庆瑞在汇报军队建设问题时对李光耀说：“现在，由于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技术、以遗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工程技术以及海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等高科技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不仅使已有的武器装备的威力、速度、精度和机动性能得以大幅度提高，也为发展威力更大、性能更好的武器装备提供了技术基础。我们如果不迎头赶上，稍不留意就可能落于人后。”
吴庆瑞的话使李光耀深有感触，李光耀严肃地对吴庆瑞说：“总之，我们一定要紧紧跟踪军事技术的发展步伐，使我们的武器日益现代化，呈现杀伤手段聚能化、指挥系统智能化、作战区域空间化。我们脑子里要时刻树立打仗的观念，只有时时刻刻做好作战的准备，才可能不需要打仗。正如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所说的那样：‘预则立，不预则废。’”
李光耀认为，国防建设与发展经济是没有矛盾的，而是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1969年12月，他在谈到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时对南洋大学的学生说：“自1965年以来，建立防御能力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必要。没有我们自己足够的保安力量，对联合的安全布置做出重大的贡献，投资就可能逐步减慢。如果人们认为我们虚弱而无防御，甚至我们自己的富裕公民也会将他们的一部分资本投向国外了。”“使最得力的人参加我们的防御力量，是应付不同形势而改变教育和训练形式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些创办大学的人在加强我们的防御能力和促进我们未来的富足方面负有超过一般的责任。正如我们逐步用比较尖端的设备装备自己那样，我们的武装力量也将需要并训练较多的工艺家和技术家。军事工艺常常比民用工艺更精确而先进。但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我们的经济增长，因为它将增加受过现代工艺训练的人的储备，而这种储备对我们的工业化是必不可少的。”
在李光耀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加坡的军事科学研究和军事工艺也取得了令人称赞不已的成就，成为东南亚唯一的雄心勃勃的武器出口国。新加坡人认为，武器的出口使这个城市国家的国防工业充满生机，减少了武器研制和生产的费用，并加速了军事技术在非军事方面的应用。
新加坡军工行业中最有名的公司是制造步枪和机关枪的特许工业公司，其最新产品是80型冲锋枪和ULTIMAX轻机枪，这两种枪械投入市场仅6个月，就获得普遍的赞誉，吸引了中美洲、津巴布韦和索马里的订单。新加坡人专门研制生产的供非白种矮小人种使用的武器在武器市场大有销路。只有美国手榴弹一半大的新加坡手榴弹装有3500粒小钢珠，与较大手榴弹杀伤力相当，且价格较低。新加坡人研制生产的冲锋枪比美国作战性能相近的冲锋枪大约便宜1/3，从而吸引了大批国外订单。至1990年初，新加坡生产的国防工业产品，有60%用于出口。由于广泛出口，新加坡国防工业充满活力，目前，他们已能生产AMX-13型坦克及A-4型“天鹰”式战斗轰炸机等多种性能优越的作战兵器。
1970年7月2日，新加坡正式建军3周年，新加坡首任国防部部长吴庆瑞陪同李光耀总理检阅部队。阅兵仪式后，总理和国防部长坐到观礼台上，观看射击比赛，两人就建军的方方面面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突然，李光耀对吴庆瑞说：“这几年，你的重点放在扩军速度上，很有成效。我看，下一步要着重提高军官的素质。一个军官不仅要有军事知识，而且要有敏锐的、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大脑。无论战士如何勇敢，指挥官的无能会降低士气和战绩。而无论指挥官如何优秀，如果参谋工作不力，也会导致失败。”
吴庆瑞点头说：“军官培训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目前，我们又派出一批军官去台湾受训。”
除了军队外，新加坡还有大量的警察和情报人员。在警务方面，新加坡效法日本，到1987年，新加坡已有警察7500人，此外，还有一支卫队。李光耀政府很会“以人治人”，重视邻里间相互监督，防止犯罪活动出现。他们的每个居民区都有军警家庭分布其间，居民委员会除举办各种福利事业外，还负责防盗防火，教育失足青少年。军警的情报机构是混合的，他们经常派人到美国、澳大利亚及其他一些地方接受“特种作战”训练。
新加坡还设有内部安全委员会，其职责是“防共、防谍、防匪”。内部安全委员会是一个评价不一的机构，它逮捕了不少坏人，但同时也关押了不少进步人士和“共嫌”分子。1971年5月，它逮捕了《南洋商报》总经理李茂成和总主笔李星可、总编辑同道章，罪名是“倾向共产党”、“危害国家安全”。这之后，内部安全委员会不间断地逮捕了一些“亲共”、“共嫌”分子，有些政治犯被监禁长达20年也没有审讯，也不释放。为此，曾引起国际人权组织和国内很多人的抗议。国际人权组织要求新加坡政府尊重国际惯例和法律尊严，对政治犯必须进行公开审判，无确凿犯罪证据的，应予释放。国内一些人士也多次要求国内安全委员会大赦政治犯，但李光耀政府一直没有理睬。
李光耀政府对国内的共产党毫不留情地打击。从人民行动党执政之后，新加坡政府就想方设法限制共产党的发展，稍有出格，就会遭受无情打击……
经济迅猛发展，国防日益强大，使新加坡的国际声望日益提高。1971年1月，李光耀总理在新加坡主持召开了英联邦政府首脑在亚洲的第一次会议。本来计划只有5个总理参加会议，但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日益活跃的外交策略使这次会议迎来了31个总统、总理和高级部长。1月22日，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闭幕，李光耀致了精彩的闭幕词：“经过9天以后，代表们彼此更加了解了。这种互相了解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时改变了各自的立场，但是，通过这种互相了解，就有了进一步调整、修改防务和经济政策的可能性。由于听取了各自所阐述的意见，我们对待有色人种和其他冲突的态度可能有所改变，即使这种改变是很少的也罢。但是，无论是向南非出售武器问题，还是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后果问题，或者是英联邦提供技术发展的资金问题，以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各自的私利心都受到那种尽量去改善人家的命运、至少也得使人家过得去的诚挚愿望的启发而有所减轻了。”“新加坡和英联邦的伙伴们站在一起，坚决反对种族主义这个坏东西。我们有责任坚持人类平等与尊严的原则。在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准备通过教育和财政方式提供一些帮助。”“对大家来说，世界已经变得太小了。随着大型喷气式客机、超音速飞机及水翼船和气垫船的出现，世界还会变得更小。经济上的依赖却越来越多。如果我们以为这些由来已久的种种偏见一夜工夫都能去掉，那我们将会感到失望。原生神经系统总是落后于理智的，这个系统一触及到陌生的和不习惯的事物时，就会不知不觉地产生恐惧和偏见。更糟的是，有人用各种方式通过文字、电视甚至玩具来描写某些人种低劣来加强这种恐惧和偏见。在很多方面，我们这个会议以缩影的形式反映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某些不可调和矛盾，这些矛盾必须缓和。假使这些冲突没有受到共有的同胞精神的制约，那么人类将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太痛苦了……”“对于世界经济的形势和趋向，对于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影响，有好多发言者提出了深谋远虑和建设性的意见。我对他们自觉地、缓和地发表意见是很感激的。这就使原先几乎是不能调和的立场不至于发展到完全不能调和的地步。克制和诚实的态度防止了面对面的冲突恶化成为大乱。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就具有这种特点。我已尽力让每一个主要事项有足够的时间讨论，让每一个与会者都受到充分的注意。对于那些受到挑衅而保持冷静的人，我再次表示感谢。”
李光耀的闭幕词赢得了阵阵掌声。
经过全国上下的一致努力，新加坡不仅克服了英国军队撤走所造成的困难，经济发展速度仍然不断加快。1968年11月，裕廊镇管理局成立，它标志着新加坡有计划引导经济发展取得了成功。早在60年代初期，新加坡政府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建设基础结构，为此，政府选定西海岸裕廊镇的一片沼泽地为重工业发展区，经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到1968年，这片沼泽地上已拥有了100多家工厂。
裕廊镇管理局成立时主要目标是策划、发展、管理新加坡的工业区，并为在工业区工作和生活的居民提供福利设施，为新加坡工业化计划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后来，由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裕廊镇管理局的职能不断扩大，发展到为厂商提供工业用地、建设标准型的工厂、推动科技研究和发展、提供设备与信息等，成为新加坡全岛24个工业区的主管部门。
为了加强转口贸易和发挥海港、航运的潜力，新加坡政府除了不断鼓励开辟新市场外，还在1969年设立了4个贸易区，并于1968年建成亚洲最大的集装箱码头，组建国家船队。同时，新加坡政府专门制定了新加坡船只注册法，广招外轮，以提高航运竞争能力，活跃海港。同时，为促进空运和发展旅游业，新加坡政府还兴建了亚洲最先进的樟宜机场，并着力使新加坡全岛成为“花园城市”。
为了进一步有计划地引导经济发展，李光耀、吴庆瑞等人运用国家财政，将部分政府积累注入企业。1968年，由新加坡政府出资50%组建的新加坡发展银行成立，该银行主要用于扶植新兴的私人企业，以中、长期贷款提供财政担保，或以直接参股的方式向私营企业提供建设资金。
20世纪60年代后期是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兴盛时期，对外资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为迎合亚洲各国发展经济的需要，大量向亚洲各国涌入。这对于期望把新加坡建设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的李光耀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好的时机。1968年10月，在李光耀的支持下，政府批准设立亚洲美元市场。1969年4月，新加坡政府给7家商业银行和3家贸易商行发执照，允许其从事黄金买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1971年，新加坡专门成立了国家金融管理局，负责制定金融政策，管理金融业务。1978年11月，新加坡政府批准设立的黄金交易所正式成立，成为亚太地区第一家提供黄金买卖的交易所。
由于新加坡政府全力鼓励发展经济，制造业的产值从1966年的4.93亿新元升至1970年的10.07亿新元，平均每年吸引外资1.7亿新元。由于国内产品出口量的不断增多，从1965年至1970年，原来占主要地位的转口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从58.7%下降到38.8%，国内生产总值由33.3亿新元增加到58亿新元，年均增长率达12.4%，1968~1970年竟高达13.8%。全国居民收入也大幅度增长，1959年为1290新元，1965年为1470新元，到1970年则增长到2690新元。而且，全国就业人口也大幅度上升，1965年50万人，至1970年则增至70万人，全国失业率下降到6%。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加坡国民经济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新加坡工业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
在新加坡工业发展过程中，李光耀从来不单纯追求经济数量的增加，而是着眼于经济效益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为此，李光耀又专门设立了科学和工艺部，由副总理杜进才兼任部长。
与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相反的是，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自1973年始又出现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石油价格暴涨。所有这些，无疑大大地影响了大力发展出口工业，并已成为远东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新加坡。
新加坡受西方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是纺织业和电子工业，其次是私人建筑业。其后果是工厂和工程停工，大量工人失业，经济发展速度骤然降了下来。1974年上半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竟降至6.8%。
经济的发展速度降低，带来了一些不安定因素。这时，一些谣言纷纷出笼，有人甚至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必须重新合并，否则，新加坡将无法生存下去。对于这一谣言，李光耀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他在1974年的国庆演说中肯定地说：“9年前，有不少人以为离开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没法生存。经过9年的努力，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份实力，有了自己的利益，我和我的政府绝不会把自己用9年心血建设起来的东西白白送给别人。”李光耀号召全国民众：“大家要沉着应付我们的难题，要严密社会组织。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自我约束，发挥我们‘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打我们自己的算盘，走我们自己的路。”李光耀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新加坡人有自己特有的国民意识，我们能够顶住外来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