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曾形象地把新加坡的经济调整称为“放风筝”。他认为，经济管理必须小心、大胆，既谨慎，又灵敏，要像放风筝那样，把握收线、放线的时机，运用高超的技术抓准方向。“风强时尽管放线，风停了就要快快收线，以等下次风来时。”1986年8月，李光耀在国庆演说中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在这两年内节制加薪，每年增加6%的生产力，重组需求不大和形势发展对我们不利的工业，顺势应变，在逆流中勇往直前，我们一定能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如果没有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和萧条，到1987年就能恢复元气。”
形势的发展正如李光耀所预测的，在1986年下半年到1987年短短的1年多时间内，新加坡的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全面复苏。它证明了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及其新加坡政府是能够面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证明了李光耀及其新加坡政府采取的节制工资、降低各种税收和资方公积金交缴率等以减少成本、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措施是得力的。
在新加坡经济全面复苏的同时，李光耀领导他的政府注重长远利益，对投资的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6年，制造业总投资额激增了27%，达14亿新元，其中12亿新元来自国外，且投资的方向主要是电子和电子配件、加工金属产品、机械和化学工业等一些素质高的行业，从而纠正了投资结构上的偏差，使制造业得以快速发展。
不可否认，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复苏还得益于当时的国际经济变化。里根1980年就任美国总统后，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一直坚挺，日元和欧洲货币对美元贬值。到1985年2月，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元和欧洲货币反而变得极其坚挺。同年9月，西方五国联合干预汇率市场后，货币市场出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变化，美元大跌，日元、欧洲货币对美元巨幅升值。新加坡币值随着美元的贬值而对日元贬值33%，对欧洲主要货币贬值20%以上，加之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价格大幅度下跌，给新加坡经济带来冲击。作为亚洲经济发达国家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国内生产成本提高，一些企业转向国外寻找生产基地。而1986年正是新加坡为克服经济衰退采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的一年。于是，新加坡成了日本企业主的最佳投资国。关于这一点，李光耀在1987年谈到新加坡经济好转时说：“外来的因素，如日元增值，也助了我们一臂之力。”“日元增值促使日本人到国外投资和进行生产活动，其中一些来到了新加坡。日元增值也使我国的修船、电子产品和旅游价格下降。”
除了日元升值给新加坡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帮助外，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经济好转，也给新加坡经济的复苏带来了帮助，如1987年第一季度，新加坡商品外销到马来西亚的就增长了32%。
1987年，新加坡的经济复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根据贸工部发表的《1987年新加坡调查报告书》介绍，198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8.8%，主要经济部门如制造业增长率为17%，辅助行业如商业增长率为11.1%。金融和商业服务业增长率为10.1%，货物和服务的出口总值增加11%。旅游业更为突出，过境旅客增加15%。国内需求也从1986年的下降趋势转为增加，全年增加了8%。国内外投资额达17亿新元，其中14亿多新元为外国投资，其中，日本人的投资居首位。
1988年1月，人民行动党召开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李光耀以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身份发表了演说，这篇演说的题目是《新活力、新干劲、新热忱》。李光耀在这篇演说中指出，人民行动党建党33年后，“党和新加坡的情况已经完全改观，不论是长期或短期目标，都需要修改和更新，以配合时势”。他说：“在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在许多经济领域提倡，并且在1959年上台执政后实行公营制。我们建造廉价住屋、学校，培训教师及提供全民普及教育，参与经营。有些企业是政府部分拥有，如新加坡发展银行和大众钢铁厂；有些则是政府全部拥有，如海皇船务公司和新加坡航空公司，这些在当时都是正确的。”“到了70年代，我们发觉，私营企业能更有效地对市场力量做出反应，并且取得更好业绩。现在，我们觉得政府没有必要委任极有才干的行政人员去管理那些已经上轨道且业务蒸蒸日上的企业，因此，在80年代，我们实现了私营化计划，使政府退出这些稳健成长的工业和服务业。目前政府所能扮演的最好角色，就是充当个人或公司之间竞赛的裁判员。”接着，他又说，“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状况已经彻底地改变了，生活也大大地改善了，按人口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59年的不足1300新元增加到1987年的1.5万新元。在过去28年里，我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已提高了将近5倍，我们的生活素质和环境素质改善更多。50年代和60年代大多数新加坡人的基本问题，如教育、职业、住屋、卫生和交通，现在都已获得解决。我们有足够的学校和教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为所有离校毕业生提供工作，工人有能力购买自己的住房，而且大约有80%的人已拥有自己的房子。我们有好的医生、医院、医疗设备和器材来照顾每一个人……”
李光耀的这次演说，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过程和取得的成就。在这次大会上，人民行动党通过了《行动纲领》，并以“绿皮书”的方法提交国会辩论，根据辩论结果修改通过后成为国家的政策方针。《行动纲领》的目标是要在1999年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不仅能满足人民物质需要，还要充满文化活力和具有力争上游精神的社会”。
1988年7月，在日本访问的李光耀应邀在“国际都市国家新加坡的未来道路与北海道”研讨会上发表讲话。站在设于札幌的演讲台上，李光耀以题为《新加坡在21世纪的策略》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掌声。他强调说，新加坡人对他们自己的信心及对他们的领袖的信心首先要面对考验，并指出新加坡成功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有效率的政府、政治的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心及公平分配。然后他为21世纪的新加坡勾画出一幅灿烂的图景：在经济上，服务业日益壮大，成了主流，而劳动密集型工业则转到我们的“内地”——亚太地区；在生活上，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赶上先进国家，新加坡不只成为本区域的工艺大都会，也应该成为本区域的文化与康乐中心。在这次演讲前后，他在接受富士产经集团的采访时说：“如果世界经济自由开放没有阻碍，没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而世界财经系统不会崩溃，新加坡每年将会有4%~6%的成长。12年后，到2000年，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增加60%~100%，到时可以达到日本现在的国民平均所得的水平。希望12年后的电脑软件、资讯工业，达到可以为整个地区提供资讯服务的水平。”
在回答到21世纪时，新加坡能否仍然坚持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时，李光耀肯定地说：“我们不但将继续依赖与世界各国的贸易，还将依赖它们的投资。”李光耀认为：“只要我们明智地实行多国贸易政策，这种依赖并不意味着不稳定。”
1988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达11%，居东盟各国之首。这之后，新加坡经济持续增长，1989年达9.2%。199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减慢，但仍达到了8.3%的增长率，其中金融和商业服务增长15%，制造业增长9.5%，运输和通信增长8.8%，建筑业增长7.2%，旅游业增幅最大，达到18%，旅游外汇收入达76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