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对显龙决定从政有多少影响，我也说不上来。我没有积极地鼓励他从政。或许他可以告诉你们，跟我同住一个屋檐下，对他有影响。我很高兴看到他从政，但那必须是他自己的决定。这份工作不简单，因为他需要对许多人的生命负责。他需要牺牲相当多的隐私和私人时间。这不是一个父亲会教儿子做的事情。如果你强迫他这么做的话，对他、对国家来说，都会是个灾难。
问：您谈到了显龙的问题，但是我想提一个有关显扬的问题。如果说显扬今天有兴趣从政，而很多人也鼓励他，您个人的看法怎样？
答：这个问题应该由他自己决定。这不是一件我会积极鼓励他去做的事情。我不希望只因为我觉得那会对国家有益、对人民有益，他就决定从政。从政本身必须能引起他的兴趣。那是他的生命。
问：当您把棒子交给您的继承人吴作栋总理，然后担任内阁资政，您似乎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比如，您推动了汪辜会谈的举行。您是否可以跟我们谈谈您日益活跃的国际角色？这样的角色对目前的新加坡有哪些好处？
“总理要我为新加坡的利益建立对外联系”
答：我增加了到外国访问的次数，那是因为总理要我为新加坡的利益建立对外的联系。这对新加坡没有害处，只要我没有跟其他国家的领袖结怨。我曾受邀访问哈萨克、巴基斯坦、越南、南非和匈牙利，跟这些国家的领袖讨论经济课题。我也出席了在日本、中国、欧洲、美国和南非举行的会议，这应当能加深海外对新加坡政策的了解。
问：提到您的国际角色，在汪辜会谈的时候，我们听到中国台湾大陆都对您所扮演的角色表示赞赏，认为您是帮了一个大忙，您对这有什么看法？
答：我只是协助提供聚会地点。是他们决定要举行会谈。双方认为讨论如何使商业和联系正常化是件好事。新加坡所提供的是个立场中立的聚会地点。
对中台态度平等，不会向任何一方耍花招
问：李资政，您推动汪辜会谈受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赞赏，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使您受到海峡两岸的尊重和欢迎？
答：他们对我的态度怎样，这不便说。两方面都对我有礼和热情。我相信我们能够跟双方保持友好，那是因为我们跟某一方接触时，从来不曾对他们说出跟另一方接触时内容完全相反的话，如果是那样，就会引起猜疑。我们跟某一方说的，当面对另一方时，我们不会说出另一套内容相反的话。我们也许会把谈话内容告诉另一方，也许不会，但我们不会向另一方撒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得到结论，认为我们对双方是平等的，没有耍花招。
问：回到国际角色，当今世界上能扮演国际角色的，大概只有几个人，像尼克松和基辛格，还有相当的作用，能够在世界舞台上起积极的作用，您对他们这几个人的评价如何，尼克松、基辛格，还有西德前总理施密特？
答：不，他们是站在一个更宽、更高、更具规模的舞台的演员，尤其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我认为那是不能相比较的。他们的政策影响了全世界。以施密特来说，他的国防政策影响到原苏联，跟着也影响到整个世界。在我所见过的总统当中，尼克松的谋略最强，他制定的是全球性的策略。对于希望美国会出现怎样的策略性结果，他有敏锐的直觉。他也会朝这个目标努力。以理性认识、逻辑分析以及历史感来说，基辛格是很强的。但原苏联是在没有人预料得到的情况下瓦解，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没法预料到这个情况会出现。历史就包含着这些无法估计的因素。历史也推出了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他们得跟里根和舒尔茨较量，然后再碰到布什和贝克。他们和平地解散了原苏联。你不能因此说布什和贝克比尼克松和基辛格更高一筹。这是时势的演变。如果没有尼克松和基辛格跟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对抗，就不会产生一个令布什和贝克获胜的局面。
问：新加坡在未来10年会面对哪些重大的问题？看到新加坡在您的领导下欣欣向荣，您希望10年后的新加坡有一番怎样的面貌？您到时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答：另一个10年将跟前一个10年有很大的不同。冷战过后，世界会过渡到一个新的势力均衡状态。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前景会更加暗淡。幸亏新加坡还没有受到波及，因为其他的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会继续保持高度的成长。但是如果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经济不能在未来两年内获得改善，东亚的经济也难免会缓慢下来。
我希望看到新加坡在对外经济方面增添羽翼。我们必须增加在本区域的投资。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协助总理和他的内阁实现这个目标。
问：李资政，您说我们在未来10年所面对的问题，基本上是经济问题，说我们需要给我们在对外经济方面增添羽翼。不过，我们的邻近国家也正在这么做，特别是我们目前开始在中国、越南发展贸易及投资，已经引起一些误会。接下来我们跟其他邻近国家在这方面的竞争，会不会带来更大的误会？
答：我不认为情况是那样。中国台湾和韩国也在这么做。泰国人在这么做，大马人在这么做，印尼人也在这么做。我想我们都在竞相争取在中国、越南或印度的最佳投资机会，但我们也在大马和印尼投资。这不是一个零和局面。
非技术性工作须转移到国外，非熟练工人须提升自己
问：您谈到的主要课题，都是讲国外的，在下一个10年，新加坡国内不会有什么重大的课题吗？
答：正如我所说的，现在的选民不容易讨好。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得越来越精密时，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并没有完全享受到经济的成果。经济的成长给技术熟练和受过教育的人士提供的机会，多过于给半熟练或非熟练工人。能够从事非熟练工作的人又很多，因此，这类非技术性工作就得转移到其他地方，或者是转移到邻近国家，或者是通过卫星和电脑转移到更远的国家去。世界各地都有这种情形。那些教育程度处在最低水平的人民，从高科技发展所得到的好处最低。因此，我们必须特别尽力协助他们，让他们晋升成为熟练工人。全世界的情况都是一样，那些在技术上和教育上水平较高的人士，收入会增加得比较快。
问：这是否意味如果问题不解决，就会产生一种新的阶级斗争？
答：不，这不能说是阶级斗争。只是人们会因为处在经济繁荣的边缘，而觉得被忽略。他们须从事非技术性的工作，例如当保安人员、看更，或者在类似麦当劳那样的服务行业工作。但即使是在麦当劳工作，也得要接受训练。
问：现在我们社会的发展较成功的人，如果在学校没有受到适当的教育，他会看不起比较不成功人，而比较不成功的人，又会产生“眼红症”，这会不会带来社会的不安？
答：我不太肯定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我们的情况是，在很多年内，我们不会面对失业问题。但是，当高度熟练和高教育人士的收入增加得比较快的时候，那些不熟练或没有受过高教育的人士将会觉得他们赶不上，也就是说他们跟不上社会的繁荣步伐。要解决这个问题，得通过提供在职训练和成人教育。我们必须让他们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提升自己，设法跟上去。
问：谈到新加坡未来10年的问题，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年轻的一代在比较舒服的环境中长大，比较缺乏危机感，他们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这不单单是新加坡面对的问题，经济成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这种情形。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我相信泰国、马来西亚甚至菲律宾都会出现类似情况。下一代的概念改变了。从电视上以及通过跟游客接触，他们跟外面的世界接触的机会更多。他们本身也会有机会去旅行，看看其他国家的人民怎么生活。我们怎样去调整和调节这方面的变化，将是确定我们须保护和维持哪些旧价值观的重要因素之一。假使我们放弃所有的旧价值观，去接受新的消费生活方式，我们将会变成一个根基大大削弱的社会。
问：您刚才提到我们很多年都不会面对失业问题，如果是政府呢，它会面对哪些政治上的难题？
答：我不能做预测，目前要预测会出现怎样的问题，还言之过早。尽管经济增长率高，就业机会也很多，但是业务的操作方式已走向全球化，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差距将会扩大。如果我们的工人对薪酬的要求，比那些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的非熟练工人的要求来得高，那些层次较低的熟练工作将会被转移到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去。然而，通过缩减人们在住屋条件、卫生和教育各方面的差距，我们可以把他们认为跟不上别人的情绪减轻。当我们能够通过一次性的基本建设费用，而不是日常的消费开支，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时，我们就应该这么做。比如，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津贴，协助那些住在一房式或两房式组屋单位的非熟练工人，成为三房式组屋的屋主。我们也可以给予他们的子女就读的学校，更多的财务支援。我们也可以让三房式组屋的住房，在住进医院的C级和B2级病房时，享有特别的津贴。
最大满足感是看到国家治理得很好
问：李资政，现在回首您过去几十年的从政经验，您认为最满意的事情是什么，而引以为憾的一件事情又是什么？
答：（顿了一顿）看到今天的新加坡被治理得很好，也运作得很好，并且能够让每个人在生活中享有机会，这点给我的满足感最大。令我感到最失望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在马来西亚，在更具规模的层面上取得成功，否则的话，那对每个人都会更好。
问：在新加坡，不同宗教的和谐共存，常令外国人感到迷惑，您是否有宗教信仰？您是个佛教徒、儒家主义者还是一个无信仰者？
答：我生长在一个拜祖先和供奉传统菩萨的家庭，我们烧香供奉已去世的祖先和不同的菩萨。我因此可被归类为典型的儒释道信徒。不过，在西方受教育的经验又使我对于到底天上的神明是否真的保佑着我们，抱着某种程度的怀疑态度。
问：谈到政治敏锐度、作风和教养，照您看，新一代的领导层和第一代的领导人有什么显著的不同？新一代领袖在应付未来出现的严峻政治挑战时，是否能够信心十足？
答：差别是有的。一代和一代之间，自然有所不同。不过，最大的差别是因为第一代的领袖是经历过大风大浪而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的多个帝国瓦解，改变了人们的本质，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亚洲的人民。这同时也改变了世界。那个时代造就了许多决心要把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
新一代的领袖所需要的政治敏锐度，不亚于第一代领袖。只是他们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发挥他们的政治敏锐度。首先，新加坡人不再在不安定和贫穷的情况求生存。以目前来说，我们生活安定、舒适，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人民的教育水平也较高，并渴望生活得更好。他们比较不那么容易满足。但领导的艺术还是一样的。必须能够动员人民支持政府的那些能改善人民生活，给他们的子女更好前途保障的计划和政策。在亚洲，人们为子女所做的牺牲，比为自己的牺牲大。美国社会面对危机，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人为自己多过于为子女。美国的年轻人对此愤愤不平，认为他们的前途比他们的父母来得差。我们必须确保这种情形不会在亚洲出现。
没有人能预知逆境几时来临。领导的艺术就是要做到能随机应变。如果他们不能这么做，新加坡就有难了。
我觉得我已做了我所能做到的，那就是网罗最能干和最坚强的人来领导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