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国力首屈一指，而且这种地位还将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与这样的国家对抗本身就使自己面临安全问题。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还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核武器并掌握核技术。与这样的国家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任何国家，尤其是象美国这样谋求全球战略利益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50年代初，由于美国敌视、孤立中国，促使中国倒向苏联阵营，结果使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中国对抗，分散、消耗了美国的力量，使之在与苏联的竞争中逐渐丧失了优势。70年代初，美国出于自己安全和战略利益的需要，同中国缓和了关系，中美两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上进行了合作。冷战结束后，一些美国人认为，原来中美合作的基础不存在了，“中国牌”不再有价值了。然而，实践表明，中美两国在安全上合作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中美两国各自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两国在安全上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两国进行合作的基础是深厚的。首先，中美合作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一方面，两国合作消除了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中国和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力量，如果这样两个国家不能合作，而是对抗，势必对世界和平带来严重威胁，影响国际局势的稳定。冷战的教训，人们记忆犹新。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的外交宗旨之一，美国要充当世界的“领导者”，也不愿世界出现动荡。如果中美两国能真诚合作，将会使世界和平得到更加可靠的保证。中美合作将是21世纪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其次，两国在维护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方面有很多共同利益。两国都支持俄罗斯、朝鲜半岛、印度支那以及南亚和中亚等地区的稳定。两国都吃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苦头，都反对它的复活。就是在台湾问题上，两国也能找到共同点：中国希望和平实现统一，不愿因统一问题而冲击现代化建设，不愿同胞之间兵戎相见；而美国也不希望因台湾问题而引起东亚地区的动荡，美国需要减少它在海外的军事负担。再次，在其它许多国际问题上，如防止核扩散、国际军备控制、保护生态环境、反恐怖主义、反极端民族主义，两国也都有合作的需求。总之，在安全与国际战略上，两国的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两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这就为两国的合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两国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中美合作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
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当今世界，大国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关系。美国当初以苏联为敌，推行遏制政策，主要原因还是苏联成了美国称霸世界的障碍。冷战后，美国成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取得了相对的霸权地位，它要极力维护自己的这种特殊地位，将之视为自己的最高利益，谁要是威胁到了它的这种地位，它就反对谁，遏制谁。正迅速崛起的中国被看成是美国的潜在对手。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综合实力还相差甚远，两国的力量是不对称、不均衡的。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倾向在美国还会加强。
上述这些特性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有遏制的一面，也有合作、接触的一面。不过在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前，遏制的一面占主导地位，而在1997年江泽民访美后，接触的一面占主导地位。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手段主要是在台湾、人权、经贸、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和中国搞磨擦。
自1984年中国总理赵紫阳和里根总统实现了互访后，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的磨擦相对和缓一些，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美国也并未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可是，1992年之后，中美之间的烽烟又起。1992年9月2日，布什总统宣布他将授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型和B型战斗机。这笔交易是自1982年以来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数量最大、武器性能最先进的一批武器。它直接违背了中美“八·一七公报”的规定。而且布什的这一决定是在台湾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增多，气氛已明显缓和的情况下作出的。这完全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从一定程度上讲，布什政府此举受美国大选的影响。1992年是美国大选年，对华政策成了共和党与民主党候选人辩论的问题之一。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一直在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上作文章，攻击布什政府“过于软弱”，并且借机攻击中国是“镇压民主”和“扼杀自由”的“暴君”，甚至把中国与伊拉克相提并论。到1992年下半年，由于美国经济回升乏力，失业严重，使得布什政府在竞选中得到的支持率明显低于克林顿。为了扭转颓势，迎合一部分选民的心理和亲台议员的要求，布什也开始打“中国牌”，在对华政策上做文章。当然，从根本的角度看，布什政府此举还是意在遏制中国，对中国打“台湾牌”。
1992年11月2日，美国大选揭晓，克林顿当选为美国第47届总统。克林顿是战后出生的美国新一代领导人，年轻气盛，而且对外交和国际问题了解甚少，尤其是他在竞选中高举反华的旗帜。这给中美关系增添了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事实也是这样。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公开表示在对华政策上要以人权和武器扩散为中心，利用最惠国待遇问题作为手段，向中国施压，逼中国就范。1993年1-9月，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损中国利益的行动，使中美关系不断下滑。1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人权报告》，对中国进行攻击；2月23日，美国代表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带头攻击中国；5月28日，克林顿宣布附加政治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一年；同日，克林顿在向国会阐述其对华政策时邀请了几名“民运分子”出席，并指责中国监禁“民主人士”，侵犯西藏人民的权利，扩散核武器和导弹；6-7月，美国国会掀起反对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活动，众议院为此于7月26日通过了一项决议；6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民主电台”的计划；7月23日至9月4日，美国一手制造了“‘银河号’货轮事件”，指控该轮装载着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8月25日，美国国务院以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M-11导弹为由，下令对中国进行制裁，宣布两年内禁止向中国出口某些敏感高技术产品。
对美国政府搞的磨擦行为，中国政府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也引起了国内主张发展对华关系的势力的不满；美国的西方盟国不仅不支持它的对华政策，反而乘机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关系，抢夺美国的市场；此外，在这段时间内，美国同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日美贸易争吵加剧，美国干预印尼工会权利和人权问题引起不满，美国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发生磨擦，美国被看成一个恶霸。这些因素促使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从1993年下半年起，美国增加了对华政策中的接触因素。9月初，克林顿签署一份对华政策“行政备忘录”，强调恢复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即美国对华实行“全面接触”新战略。在这个战略指导下，1993年下半年到1995年5月，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接触因素相对多一些，因此中美关系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93年11月19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利用在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机举行了正式会晤，中美最高领导人实现首次正式会晤，中美关系走出1989年以来的低谷。此后，双方高层互访增加，对话加强。1994年1-4月，双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恢复举行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和中美联合商务委员会会议；1994年3月11-14日，克里斯托弗国务卿访华，与钱其琛外长进行了会谈；5月26日，克林顿总统决定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一年，并宣布在以后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11月14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印尼举行亚太地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再次进行正式会晤。
不过，这段时间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同时，也伴随着磨擦、斗争和较量。1994年1月3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人权报告》，照例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2月下旬，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托克访华时，竟背着中国政府，私下安排会见反对中国政府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3月9日，美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再次纠集一些国家企图通过反华决议，遭到失败；4月28日，克林顿总统以“偶然遇到”的方式在戈尔副总统办公室会见了达赖喇嘛；4月30日，克林顿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1994至1995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该法所附的修正案公然声称“《与台湾关系法》优于政府的政策声明，包括公报、规定、指令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主张政府允许内阁级官员访台，并把西藏称为“被占领”的“主权国家”，“其真正的代表是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这些事件说明，克林顿政府的“全面接触”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本质，遏制中国的一面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得到了加强。
1994年5-6月间，美国国会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华浪潮，一些亲台议员积极活动，要求政府调整对台政策，提高美台交往的层次，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9月7日，美国政府作出了调整对台政策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一）美国政府官员将与台湾当局进行较高层次的接触，允许建立“次内阁级”对话；（二）同意将台湾驻美国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三）不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但支持台湾加入不具有国家地位的重要经济技术机构及国际组织。这实际上是在提升美台关系，严重违反了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构成后来允许李登辉访美的前奏曲。1994年10月和1995年5月，美国参、众两院两次通过邀请李登辉访美的决议，并得到克林顿总统的批准。5月2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允许李登辉将“以私人身份”访美。6月7日，李登辉开始了旅美之行。
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之举作出了强烈的反应。5月23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5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允许李登辉访美；决定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6月对美国的访问，已在美国的国务委员李贵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也及时中止了对美访问返回国内；宣布推迟中美导弹核能合作磋商，美国的两项访华事宜也被要求推迟；6月17日，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也奉召回国述职；中国人民解放军于7月21-26日在东海海域进行了导弹发射和火炮演习。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也期满离任回国。中美建交以来首次出现在对方首都没有大使的局面，这实际上是隐形地降低了外交规格。
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使美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美方担心中美关系继续下滑会导致失控，因此事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修补对华关系。1995年8月1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借东盟在文莱开会之机，与中国外长钱其琛进行了会谈。美方重申美国今后将严重限制台湾领导人访美，并表示美方重视美中关系，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3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美方还表示愿意邀请江泽民主席于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出席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在纽约市林肯中心举行了第三次正式会晤。克林顿表示：一个强大、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中国孤立、对抗、遏制都不是选择，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才是唯一的选择。美国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这为后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定下了基调。此后两国关系有所回升。
1996年3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发射训练；3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展开了第二轮海空实弹演习。美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称“是在台湾举行总统选举之前恫吓台湾人民”，是“挑衅行动”，对促进该地区的稳定没有好处。随后，美国派遣两个以航空母舰为首的特混舰队驶向台湾附近海域。克林顿总统虽然否决了议会两院通过的有关“保卫台湾”的方案，但却决定扩大对台湾出售武器，以维护两岸的对抗。中美关系再次出现危机。不过，美方很快认识到，中美关系倒退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而宣布继续奉行对华“建设性接触”政策。1996年5月，克林顿总统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6月，中美双方经过谈判，就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达成协议，避免了中美之间的相互制裁。此后，两国高层往来加强。11月24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菲律宾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进行正式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在1997年和1998年实现中美首脑正式国事互访，戈尔副总统将于1997年上半年访华。1996年11月，美国大选，民主党获胜，克林顿连任总统。克林顿重申对华政策不变。1997年2-3月，美国新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继任的戈尔副总统先后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有益的会谈。1997年上半年，美国国内虽然再次出现反华逆流，但并未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构成多大影响。
